9 月 14 日，電影《未擇之路》上映，這部榮獲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影片的電影，是導演唐高鵬的第一部長片。我們去影院看了兩次，也被打動了兩次，為影片對邊緣人物的敘述所深深打動。單讀主編吳琦採訪了導演，回顧了他的創作歷程。這個九月，不要錯過這部好電影。
永遠和這樣的電影站在一起
文｜吳琦
昨天又去看了一遍《未擇之路》。影廳裡只有三個人，加上我，放到中間，陸續又進來幾個看起來像是在值夜班的商場員工，沒有爆米花和可樂，大家像一個臨時湊成的家庭，安安靜靜把電影看完。時間已過半夜，我其實非常困，但第二次被一部電影打動的經歷，不停刺激著我的神經。
聽說這部電影的時候它已經在上海電影節拿了獎，非常熟悉的套路，看上去就像是我會喜歡的電影，這反而讓我有些遲疑。我完全不瞭解這位導演，直到現在去檢索他的名字，也不會發現什麼特別的履歷，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片，也是他第一次拿獎，他的電影第一次公映。看電影最大的享受本該來自這種一無所知，但我們常常太依賴那些不必要的場外信息。
《未擇之路》分鏡手稿
在缺乏這種信息的前提下，我被影片前半部分王學兵和那個陰差陽錯被他“拐賣”的男孩在戈壁遊蕩的段落完全說服。不是因為所謂西部的風景，或者精湛的演技——當然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條件，而是在那樣一種邊緣、蕭條、粗糙的生活中，影片沒有過度利用這些表面的顆粒，把它們包裝、昇華成某種想象出來的浪漫或者悲情。而是讓人出場，讓人求生，保留人與人的互動中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不管外在環境如何，那才是存在的原因和證明。
一個例子，王學兵開車半路要去給水箱加水，小店裡兩口子正在忙活，閒聊幾句發現他在路上意外撞死的那隻羊正好是這家人的，死羊和孩子此刻都藏在車後，結果孩子突然踢門，發出聲響。王學兵撒謊說那是鴕鳥，對方笑笑，想去看，他又說鴕鳥踢人，危險，對方也就不再堅持。最後他沒有零錢，店家也找不開，讓他下次再說，繼續幹別的活兒去了。一個不成危機的危機就這樣解除，兩人繼續上路，鏡頭在這對沒有給劇情提供實際推動的小兩口（他們只是給車加了水）身上多停留了幾秒，就像隨口說一句再見。這些細部都不必上升到道德或者情懷的高度，而更趨近於天然的善意，和小演員舉手投足間的笑容和倔強一樣，都是我們初來乍到這個世界時曾經擁有過的東西。
電影中“一家三口”的合照
情節在後半段變得複雜和密集了起來，儘管電影的編劇之一嶽小軍同時也是《暴烈無聲》等電影的編劇，但起承轉合處的處理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在圍追堵截和真假詭計之間，敘事的主要動力仍然來自於前面累積起來的人物性格，而不是編劇、導演的強力干預和擺佈。除了仍然能看到大量如同上述例子那樣不太必要的閒筆、停頓，通過節制的配樂來進行的抒情，最大的變化是這對“逃亡”組合開始面對強度更大的危機，並且一一化解。從他們的階級位置來看，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如果進入這部電影所營造的人與環境的關係，並不難接受整個故事的完整和流暢性。
在這裡，所謂的紀錄片質感不完全來自視聽語言的技法，而始終來自於人物，人物是電影最重要的中介。這部電影裡的人不是我們習慣在文藝作品中看到的心思複雜的人，有那麼多難以理解、無以名狀的情緒，在生活一次又一次拋出的是非和選擇面前，他們挺容易就做出了決定。如果說他們有點運氣的話，那麼運氣也是由這種簡單、直覺和果斷帶來的，是用感情、善意和求生意志換來的。對這樣一些“可愛的人”的描寫，在今天的電影銀幕上非常罕見，以至於我們並不信任這樣的表達，也不接受這樣的命運。這實在是一種可悲，因為我們寧可因為那些刻意編造的段子或者極盡誇張的表演而哈哈大笑，也不願欣賞生命本身存在的彈性。
我比較反對去無限強調劇作的邏輯，這並不是反對邏輯，而是過度強調它常常導致對人的本能的低估，畢竟最終決定一個故事是否合邏輯的，還是在於它是否能令人相信。一部好電影的真正力量，並不在於讓你因為一個全然真實或者全然虛假的世界而激動，而是你即便知道一切都是假象卻依然願意相信這是真的。這正是我對《未擇之路》的最大觀感，明明知道它也出自龐大的電影工業，但我依然願意相信這個故事，尤其是故事裡的人，相信他們在影片之外那些不為我們所知或者已經熟知的地方存在著。
只有相信，才可以讓一部電影誕生，並且讓它繼續。
王學兵和鴕鳥
第一次看的時候，我並不認同現在的結尾，覺得既然一路撐開了所謂“小人物”的命運，為何不在最後留下突圍甚至奇蹟的可能。據說，拍攝時導演已經絞盡腦汁想了許多可能的方案，直到做出成片才想出最完美的那一個。我當時很驚訝導演在影片定剪之後面對具體的意見並大談其他可能性時的那種淡定，他好像完全不是談論自己的作品，以及那些連帶著的創作者的自我感覺和虛榮心，而就是在談一個路上遇到的人，一個他人的命運。我想這也是電影中的人物最終能夠脫離他而令人信服的原因。而這次再看，我比之前更能理解導演的選擇，就像片名一樣，那些未被我們選擇的道路，本質上意味著我們別無選擇。這個世界最大的善意，就在於不管怎樣一條窮途末路，它都會留下一些適度幻想、適度堅強的空間，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教會我們一套鴕鳥拳，那是我們唯一的反抗，最後的勇氣。但也終究只是插曲。
在影片上映前幾天，我和唐高鵬導演坐下來，聊了一次長天。
儘管對話發生在《未擇之路》的上映期，但我們都很自覺地不把它當作宣傳活動來對待。正如在後面的訪談中你會讀到，導演本身不是一個執著於自我的人，他在早年廣告業的從業經歷，甚至更早的成長時期，就確認了自我，並且不把這種對自我的認識強加在外在的認可上面。這也決定了他的電影的質地。
右二為導演唐高鵬
可能也只有如此，才能讓一部電影最終掙脫掉文藝片、商業片、類型片的歸類和負累，回到電影和生活原本承諾給予我們的東西。而對我們——觀眾而言，對一部電影的認識最終只有換算成對人的認識，才有意義，才能在面對一部電影的時候獲得那種認識一位朋友的激動之情。
即便在長談之後，我想我依然對他缺乏瞭解，或者說，回到我過去的一個觀點——真正的創作本身就是自足的，它並不是一趟尋獲他人理解的旅程。就好像在影片上映的時節，我很想說票房其實並不重要，但導演不需要這樣的勸慰，他好像比我更確信這一點。於是下面的對話更像是一次隨意的見面，而不是採訪者和受訪者努力彼此粉飾的結果。
不過，這已經足夠建立起某種確認，確認我們將永遠和這樣的電影以及電影作者站在一邊。希望你也一樣，趁它還在上映。
（以下為訪談內容）
單讀：電影對你來說到底有多重要？
唐高鵬：我挺後知後覺的，有時候是一種投機，自己會的東西和有興趣的、謀生的東西經常混為一談，但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也比較幸運。我小時候語文特別好，數學奇差，高考語文差一分滿分，但我從來沒想當作家，小時候亂七八糟讀了一些書，覺得作家特別難，當我認識到那個東西極其難的時候，就覺得太高山仰止。中學的語文老師特別喜歡我，他老覺得我應該上箇中文系，然後在大學教書、寫作，但他一直覺得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恆心，注意力老轉移，容易毀於小聰明。我覺得那位老師說得挺對。
單讀：後來你和電影的關係是怎麼形成的？小時候就看嗎？
唐高鵬：其實是上大學。最早我媽老訂《大眾電影》，大部分電影我都沒看過，就是看那些劇照和稍微詳細的梗概，對照那些劇照腦補，但也是挺微弱的印象。第一次跟電影有點冥冥之中的關係是小學的時候，我有一個特別好的哥們兒，他成績很差，但特別聰明，我反正一直都喜歡成績差的人，成績好的人都特乏味。他漫畫畫得特別好，無師自通，他爸讓他去學畫畫，他也不去，就喜歡自己狂想。我那時候看了一個像《東周列國志》之類的東西，就編了一個故事，講現代的軍隊到安史之亂那個時代去擒王，開始和那個哥們兒廢寢忘食地畫，我說他畫。剛開始我一個人說，越說越龐大，戰爭越來越複雜，就找來另外一個很淵博的哥們兒，他也是老留級，我們仨一直在做白日夢，老逃課幹這個。我後來拍廣告畫分鏡的時候老想起那兩個夥伴。
《大眾電影》，中國大陸的一份電影雜誌，於 1950 年 6 月在上海創立
單讀：你的專業是什麼？
唐高鵬：廣告。我們那時候有影視廣告製作方向，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當時學校裡的幾個日本老師，他們自己是導演，也做文案，也寫詩，老一代的日本廣告人，很有趣。我記得其中一個老師來的第一堂課就說，你們見過穿西裝的導演嗎？大家都很茫然。他說，在日本，所有的導演都得穿西裝，只不過牛逼的導演，比如我，不用打領帶。
單讀：做廣告這一行的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覺得就幹這個了，還是遲早得做點別的？
唐高鵬：我特別麻木。那時候看了大量的廣告，覺得他們拍得真好。我是隨波逐流的人。
單讀：聽起來你在電影上沒有特別強的表達欲，但這個行業現在就是大家都在爭搶機會的狀態，那你是怎麼獲得機會開始做第一部電影的？
唐高鵬：有兩方面吧。一個是很多年前我給電影頻道拍過一個宣傳片，完成版有三四分鐘，很簡單的故事，後來他們一直用在金雞百花獎上，直到製作方給他們發律師函。我那個時候覺得拍得還行，因為也是我那時的人生感受，一個東北小孩老跟著村裡的放映員看電影，有一天他去晚了，老頭單獨給他放了一場。每個廣告拍完之後都得有個 slogan，廣告訓練都是先有一個概念，再去推導出創意、表現形式這些東西，但那個片子是我先有這樣一個意象，後來有一天我喝多了，忽然想到一句話叫“天天有電影，天天不寂寞”。通俗地說，電影就是我那時候的一種精神寄託，它有特別強烈的魅力，進到另外一個世界，過另外一種人生。那也是盜版碟的時代，每天不管多麼挫敗、疲憊，喝多少酒，只要一看電影，我就覺得特別幸福。慢慢地，周圍的人都去做電影了，可能是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那一批拍廣告的人中，比較聰明、有表達欲、人品也還不錯的人，比如甯浩、烏爾善，好像都在做電影。
單讀：你在廣告那個行業裡是怎麼生存的，那個環境對你來說沒有壓力？
唐高鵬：拍廣告的時代我覺得沒什麼壓力，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同類，一去廣告公司，一對眼就知道差不多就是當年在某個碟店先後買過同一張碟的人，有過擦肩而過的神秘交集的人，都在奧美、達彼思這種廣告公司裡。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都是半吊子，都是生意人在主宰。
當然廣告行業其實跟藝術挺遠的，但它訓練出來的東西，正面地說就是非常善於忍耐、非常善於等待，反面地說就是容易投機。我後來特別理解歐洲、美國最好的廣告導演進入電影之後拍的都是特別晦澀、作者心理特別強的電影，其實是一種矯枉過正，因為以前遵命創作太多了，像我很喜歡的導演，瑞典的羅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美國的米歇爾·岡瑞（Michel Gondry）。對我而言，拍廣告有趣的部分就是長期地喝挺貴的酒，維持一個基本體面的生活，另外它還是一種傳播，有時候有影響力的廣告會給人某種成就感，最有趣的還是接觸了好多人，因為客戶有千奇百怪的人，鄉鎮企業、跨國公司、國企、小生意，什麼人都有。
單讀：你怎麼處理這些不同的關係？你是特堅持自己看法的那種人嗎？
唐高鵬：我不是，我都會特別認真地聽他們說。我對人和人的這種化學反應還是比較敏感的，有些人你怎麼說都沒用，那就不用浪費時間，人和人是可以溝通的，只要你找到那個最大公約數，還有些人是可以成為朋友的。我覺得世界挺廣大的，挺有意思。
瑞典的羅伊·安德森
單讀：進入電影行業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唐高鵬：其實就是自我表達和商業性的平衡。我最早想做的東西都是小敘事，但那樣的東西得成為文藝片，他們就覺得沉悶，但我也覺得沒什麼，其實像新好萊塢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類型片的基礎上做一個革命性的表達，這個障礙可能不是最大的障礙。最大的障礙是很長時間地在廣告和電影之間遊移，因為廣告的時間週期都很短，直到我徹底放棄，兩年不拍廣告，才真的寫出劇本，在此之前老覺得用業餘時間是可以做出來的，其實不可能，那種生活形態不一樣。
單讀：聽起來更多的困難還是來自於你自己下沒下決心做這件事，而不是外在的困難？
唐高鵬：外在的也有，但外在的不是壓倒性的，比如找投資什麼的。找投資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特別逗的事，有些人給我上了課，也不投資，但我覺得是挺有趣的經歷。有些人說得也有道理，我試著改一下劇本，也許不一定再給他看了。對於投資方和市場的判斷，我倒沒有那麼排斥。
單讀：最近電影上映這麼多事，你焦慮嗎？
唐高鵬：我自己以為會很焦慮，後來好像也沒什麼，拍完了以後它也就不屬於我了。至於有沒有人喜歡它，能跟多少人產生溝通，能賣多少錢，焦慮也沒用，這麼想的時候也就不焦慮了。
單讀：那你現在焦慮什麼？
唐高鵬：有一個好萊塢編劇說過一個特別好的，他說對於電影編劇而言，比不寫的那種腐蝕性更大的災難就是寫不完、不寫完，寫了好多東西都只有一個開頭。我好像從小到大就是這樣，也改不了，其他我倒沒有特別焦慮的。可能也有，我不知道，可能我還是越來越迷信直覺、直接的反應，就是覺得有時候努力不一定有用。
......
（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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