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史綿延近3000年，我們能瞭解到的歷史，都是從《逸周書》《竹書紀年》《世本》《尚書》《左傳》《戰國策》，漢代及以後的《二十四史》中獲得的。要說獲得歷史真相，需要我們不斷深入地閱讀歷史原著，不斷從考古學界獲得最新的資料，才能不斷修正和補充歷史中缺失的那部分內容。
所謂歷史真相，是針對不同的情況而言的，打個比方，對於只學習了高中歷史的人，任何對歷史的細化和事實的呈現，對他而言都是新獲得的真相。對於受戲說歷史誤導的人，真實的史實對他而言也是真相。總而言之一句話，歷史真相是隨著對歷史的不斷深入研究而逐漸揭示的，歷史真相也可能在漫長的年代裡因為種種原因被人為掩蓋、篡改、抹黑、歪曲了，需要有心之人從各類旁證記載中不斷還原。還有的歷史真相是因為年代久遠，相關知識不再被人熟知，久而久之，以訛傳訛，後人也就忘記了歷史最初的面目。
對於本人而言，曾經讓我非常吃驚的歷史真相有以下三個：
第一，關於上古三帝“堯、舜、禹”的諡號和姓名。
上古三帝之“堯、舜、禹”享有很高的威名，是儒家大肆宣傳的三位頂尖的聖人，也是原始社會部落禪讓的倡導者和實施者。在很長時間裡，我都認為“堯舜禹”是三個人的名字，實話實說，因為這根深蒂固的想法，我都懶得去百度一下，直到我不期然遇到了一本明代的書《歷代君臣圖鑑》，上面記載了從上古神農氏到南宋末年曆代的君臣畫像和讚語，我才得知“堯、舜、禹”是上古三位帝王的“
諡號”。首先是帝堯陶唐氏——禮諡法上說：“翼善傳聖”曰“堯”。帝堯，姓伊祈， 名放勳，帝嚳之子，黃帝玄孫，古唐國人，在13歲的時候被封在陶地，所以也稱之為“陶唐氏”。
（《歷代君臣圖鑑》裡的帝堯畫像）
（帝堯的讚詞）
其次是帝舜——禮諡法說：“仁聖盛明”曰“舜”。帝舜姓姚，名重華，字都君，瞽叟之子，因為生在了姚墟，所以姓姚。他為四部落聯盟首領，以受堯的“禪讓”而稱帝於天下，其國號為“有虞”，所以又被稱為“有虞氏”。
（帝舜的讚語）
再者就是大禹王——大禹，姓姒，名文命，黃帝的玄孫。那麼，為何這位夏代的首位帝王叫大禹呢？說起來讓人啼笑皆非，因為禮諡法上說了：“受禪成功”曰“禹”。他的諡號叫“禹”，沒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帝舜把皇位禪讓給了他，並且成功了，僅此而已。之所以加上一個“大”字，是因為他治水成功，對華夏文明居功甚偉。
（大禹王的讚語）
第二，北宋徽宗年間著名的奸臣梁師成據說是蘇軾的出子。
看到這條歷史事實，我眼睛都直了。什麼是出子？就是被懷孕之後被拋棄的小妾生的孩子。
（梁師成）
蘇軾死於公元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享年66歲。梁師成作為和童貫、蔡京、高俅等齊名的大奸臣，竟然是我們千古愛戴的蘇東坡的出子，這件事情實在無法令人接受，但是，這是很可能是真的。請看史書記載：“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名士，多招致門下，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轍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
請看，梁師成對將蘇軾的文章從禁錮中解脫出來還做了很大的貢獻呢！按照合理的推測，梁師成是蘇軾的出子，也是站得住腳。梁師成進入權力中樞，是在蘇軾死後20年左右，梁師成無什麼本事，也不會寫文章，他突然登上高位，能說和蘇軾沒有關係？如果和蘇軾沒有什麼瓜葛，以他的本事，連個縣官都做不成，何談進入統治中樞？當然，這是個人推測，存疑。
第三條，大奸臣童貫戰功累累，讓人感覺不可思議。
（童貫）
《水滸傳》將童貫一頓貶損，我們不必當真，畢竟那是戲說。歷史上的童貫是一名太監，負責皇家採購，由於能夠猜測徽宗的心思，大力採購珍禽異獸和珠寶珍玩給徽宗，得到了領導的賞識，被大力提拔，進入權力中樞。但是童貫確實有一定的軍事才能，在征討西北少數民族叛亂的戰役中，他和另一名統帥王厚，齊心協力，評定叛亂，數戰數捷；在南征方臘的時候，當他發現方臘造反是因為花石綱的原因之時，馬上下令廢除運送花石綱的命令，在抓捕方臘的戰役中，他也是前鋒總指揮，是滅方臘的大功臣。童貫位居中樞重位，可不是僅憑著嘴上功夫得來的。可惜，童貫有一定軍事才能，但是道德品質太差，所以給北宋帶來滅頂的災難。最後童貫死得也很慘，據說這哥們長得特別結實，脖子和腦袋硬的像鐵，斬首之時，砍壞了好幾把鋼刀。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真相。
袁世凱和各國駐華使節的合影
只要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知道“二十一條”，知道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賣國條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袁世凱為推行帝制，以接受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作為條件，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的支持——但真相是“二十一條”根本不存在。
嚴格地說，“二十一條”指的是日本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大綱，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號，共有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移交日本，並另加其他路礦權利；
第二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內蒙的一切路礦和無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權，不許列強介入，並延長旅大租期為九十九年；
第三號，共有二條：要求中國承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其鄰近礦山等，未經日本政府同意，中國不得自行處理；
第四號，只有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聘用有力日人為中央政、財、軍顧問；日營醫院、寺廟、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察局；中日合辦中國軍械廠，統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鐵路之製造權；籌辦或整理福建省內的路、礦、港口、船廠，日本有優先權；日人有在中國佈道權。（唐德剛《袁氏當國》第142頁）
圍繞著日本政府提出的這二十一條要求，中日兩國外交官展開了激烈交涉，袁世凱在談判之初就明確告訴外交總長，第五號諸條，絕對不能答應，這是中國政府的底線。與此同時，袁世凱還通過一些途徑將此消息傳遞給英美等國，給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壓力。最後，日本政府被迫放棄了第五號的七條要求。1915年5月25日，中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十三件換文。
參與中日談判的外交次長曹汝霖
當時北京政府對條約的正式名稱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及換文》；日本政府稱為《大正四年日中條約及換文》；學界嚴謹的稱呼是《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簡稱《中日民四條約》——從這個角度講，所謂的“二十一條”根本就不存在。
“二十一條”一詞充滿著政治意味，由於革命史觀的宣傳，“二十一條”代替了《中日民四條約》，以至於人們認為“二十一條”就是條約名稱。其實正確的理解是，“二十一條”是《中日民四條約》的緣起，而《民四條約》是“二十一條”的結果，兩者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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