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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
在“十七年”及至“文革”时期，展示暴力也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惯常策略，其暴力的语言也经常借助于身体的隐喻式表述。但是，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对呈现暴力中的革命者的躯体颇为节制，一般不对躯体做过多的美化与渲染，不像《亮剑》这样的作品如此专注于暴力中的躯体的快感。
即使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一类保留了更多民间英雄传奇色彩、热衷于展示暴力场景的作品（其中经常出现利刃剖腹、肝肠满地的血腥场面），也未对革命者杀戮时的感觉多做描述，虽然在叙述中也流露出了某种复仇的快意，却不是对杀戮本身的快感。
总的说来，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对暴力的展示是为了表达某种有关阶级、民族的特定意义，其背后仍是一套爱与恨的情感结构，进步与反动的历史、价值判断。 身体只是作为一个外在表征，服务于更完美地呈现革命者作为全新的现代性主体的内在本质。
但在《亮剑》中，这些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被抽空了，暴力过程，暴力中的躯体，富于男性魅力的从事杀戮的身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过程与对象被凸显出来。
读者不难发现主人公（包括叙事人）的“嗜血”倾向。在《亮剑》中，李云龙，以及孔捷、丁伟、“和尚”等，都是“嗜血”的，他们无时不对战斗，尤其是短兵相接的搏杀充满渴望与迷恋。正因如此，于他们而言，和平年代完全是平庸乏味、不可接受的。
对于这些革命者、英雄来说，战斗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爱好，根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更高、更完美的社会秩序，也并非基于某种政治信仰或理想。这些出身社会底层的革命者缺乏对于自身战斗的最终目标及其宏大意义的认知，小说凸显的是他们的身体与性格这些相对来说缺乏精神、思想深度的个人特征，他们的政治理想、内在精神境界始终是缺席的。
小说没有出现这类心理描写，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情节或人物语言来显现这种内在精神——他们甚至连一点这样的朴素想法都没有。与他们干瘪的内在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他们过于充盈的身体：强健而富于男性魅力。
革命英雄的身体不再由肉体向精神升华，他的身体是自足的，并不需要由另外的、来自肉体深处的理想性的光芒来照亮。但是，他的身体仍然是升华的，即肉体向着其自身高度完美的形态升华，它与其内在的精神性因素无关。
在小说中，很少对于英雄身体感觉的书写。受伤，虽然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对于李云龙来说，只是一次短暂的记忆中断，醒来后，他依然拥有完美、强健的身躯（小说此后也没有写到这些重伤留下的后遗症，直至壮士暮年，依然精力充沛，身强力壮），能量未受任何损伤。于是，在这里，英雄的身体实现了一次隐秘的升华，它使身体超越了生理学，脱离了肉体的实在性，被抽象化为一种完美的躯体。那个身体中的身体是不可摧毁的。
这一方向上的升华已完全不同于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躯体的“升华”方式。虽然仍带有一些对革命英雄意志的赞美，但小说表达的重心显然已经偏移。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对肉体的“升华”是为了追求精神、灵魂的绝对深度，那么《亮剑》对肉体的“升华”却只是为了强调（男性）肉体自身的魅力。
这就使英雄起死回生、神奇复原的二重或多重生命具有了某种游戏色彩。从中可以发现《亮剑》式的“升华”形式已经渗入了所谓后现代时代大众文化的幻想逻辑：其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形式是电脑游戏，其中的英雄即具有多重生命，遭受重创或“死亡”之后还可以重新完好如初地恢复自身的能量。其实，这种幻想逻辑正是大量科幻片和动作片的前提与预设。《亮剑》巧妙挪用了电子时代的大众文艺幻想逻辑及其表现技巧。
非常清楚，《亮剑》虽然在形式上是革命历史小说，却早已“告别革命”，成为一部热衷于暴力搏杀的动作片。
另外，《亮剑》的故事与人物关系也是高度好莱坞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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