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0年前的春夏之交湖南改革遭遇了什麼?
小時代與大時代的差別，往往在毫釐之間。譬如120年前，也就是1898年的春夏之交。
其時作為全國改革的試驗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的領導下，新政推進兩年多，已完成了思想動員與謀篇佈局，吏治整肅初見成效，農工商礦小試牛刀，文教士習風氣一新，學會報刊朝氣蓬勃。
這一系列改革，任何一項拎出來放在今天看，依然可圈可點。例如，將算學、譯學等實用課程納入書院日常，保守點講，是“區域性推進教育體制改革”;湖南學政江標督辦、唐才常主持的《湘學報》，熊希齡、戴德誠、唐才常等人具體操持的《湘報》，是借新式報刊以“開官智”、“開民智”。
而最具震撼力的，莫過於1897年8月時務學堂的創立，和意見領袖梁啟超10月抵湘出任中文總教習。
這所新型學校的第一期招生，年齡限制在12至16歲，報名者4000多人，錄取名額僅40人， 真正的百裡挑一。15歲的湘中少年蔡鍔榜上有名，比他大一歲的長沙伢子章士釗卻名落孫山。儘管這所學校存在時間不過一年多，但今天的我們，依然可以從當時的功課章程、師生札批及後來的回憶文章中，遙想其對於湖湘少年乃至外界的衝擊力。
“夫中者正也，能執中則為中國，不能執中則為夷狄。夫今日之中國，豈若泰西之得民乎?”(梁啟超在楊樹達作業上的批語)
“天下之事理制度，亦問其當與不當而已，不問其出於何人也。苟其當也，雖樵夫牧豎之言，猶為有功而可採矣，況孔子雖布衣而實聖人者乎。如其不當，雖一王之制，歷朝相傳之法，而樵夫牧豎亦可從而議之，而況聖人乎?”(梁啟超在蔡鍔作業上的批語)
總之，這場發生在湖南的改革，意氣風發，振聾發聵，但天朝的網眼再大，也有經緯束縛。無論梁啟超在學生札記上淋漓痛快的批語，還是譚嗣同在《仁學》中高呼的“沖決利祿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沖決君主之網羅”, 遲早要被有關人士舉報。身為改革的主帥，67歲的陳寶箴在這個春夏之交，應該感受到了一股暗流來襲的寒意，儘管此時他的身後，是27歲的光緒帝，和即將下達的“明定國是”詔書。
史學界將6月11日“明定國是”詔書的頒佈，視為戊戌變法的正式開始。而前前後後隱伏於帝國的草蛇灰線，似乎都為這場改革的早夭留下了線索。
往前追溯，3年前的春天，甲午海戰慘敗後，一群體制內的讀書人，借會試之機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而這一激切的行為，並非清廷改革之肇始。此前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從“自強”到“求富”，改革一直在路上，徐徐而行。明眼人都知道，清王朝的改革，必須由經濟、民生、軍事的淺水區，向政治體制的深水區漸次推進。而改革順利的前提，是朝野內外對改革必要性、迫切性的共識，在思想上尋求最大公約數。鴉片戰爭前夕，龔自珍早有預警：“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
從1898年5月29日晚恭親王奕訢病逝，到6月11日改革詔書頒佈，按照歷史學家馬勇對慈禧、光緒、翁同龢、康有為、楊深秀、榮祿、剛毅等人言行的分析，這13天裡，清廷決策者內部對改革有過充分討論，態度是積極的、充滿期待的。只是，慈禧對光緒的表態，還預留了一定的彈性：“凡所實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之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強者，兒可自為之，吾不內製也”。
畢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有條件的彈性，一箇中心是“致富強”，兩個基本原則是“祖宗大法”和“滿洲權勢”，風險要可控，不能翻船。站在朝廷立場上看，合情合理。但改革一旦進入深水區，風控談何容易。改革的難點，樞括在速度與力度。周易“革”卦之象，上澤下火，形象地描繪了這種水火相交、相剋、相生的兇險。願景總是美好的，但歷朝變法莫不如此，步子邁得太快，率先激化的，便是利益集團內部的矛盾，處理不好，則勢同水火;步子邁得太慢，則積重難返，時不我待。
一國之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做好時間和難度的預估，如同一臺超大型手術。戊戌變法的經過與失敗原因，學者之述備矣。回到改革試驗田湖南，既然兩年來無論官場、士林還是實業、輿論都開局良好，順風順水，為什麼突然在這個春夏之交陡生危機?當朝廷的改革總號角剛剛吹響後，最有生氣的湖南，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波瀾?起初一同力主改革者，究竟是如何分裂為“激進派”與“保守派”，並由齟齬初生走到反目成仇的?改革主帥陳寶箴與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等人之間，還發生了哪些不為人知的爭論?
從今天起，鳳凰網和新湖南將刊發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劉夢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機遇與挫折》，還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歷史現場，解析一代精英歸於幻滅的前因後果。(作者：劉夢溪，編者：柳理)
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戊戌變法中的湖南風雲丨(1)葉德輝為何成改革釘子戶
事興而謗至，中國的先覺者的命運向來如此。本來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時，清政府的改革決心也大起來了，對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可是恰在這時，湖南的守舊勢力卻向新政發起了攻擊。導火線是時務學堂和《湘報》，同時也由於朝野上下變革和反變革的勢力的矛盾呈白熱化趨勢。雖然，此事前後有一個從學術思想論爭到政治打拼構陷的愈演愈烈的演變發展過程。
△陳寶箴(1831年-1900年)，字相真，號右銘，江西義寧人，1895至1898年任湖南巡撫。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湖南是改革勢力強大、守舊勢力也強大的特殊省份(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八)。湖南的守舊勢力，周漢(晚清反洋教人士)的狂悖固陋前已論列，其次應以葉德輝持之最力，他對新政的各種措施均不以為然。
葉德輝字煥彬，1864年生於長沙，光緒十八年(1892年)進士，淹通文史，精於版本目錄之學，所著《書林清話》，士林稱雅。他的祖父是富商，故其身上既有學問淵源，又有商人因子。因性格執拗，不恤民隱，至有後來1927年的殺身之禍2。他對新政的非議，我們從其寫給學生石醉六的信裡已可見出，因為信中痛駁康有為提倡的公羊學，一則曰“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論，三尺童子無不惑之”，繼則曰“梁卓如來湘，苟務伸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3。審其語氣，此信似寫於時務學堂開辦不久。
△葉德輝(1864～1927)，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藏書家、出版家。
石醉六本名陶鈞，湖南邵陽人，校經書院學生，後在時務學堂就讀，顯然是一高才生，深受學政江標賞識，當1897年年底江離任時，曾擬帶走該生，以推薦赴國外留學。但葉德輝匪夷所思地將石和另一名學生關了起來，強行隔斷與江標的聯繫，使其無法隨行。皮錫瑞日記中對此事亦有記載，1897年12月23日(農曆十一月三十)《師伏堂未刊日記》寫道：“江建霞與煥彬爭石醉六、劉蓮生兩學生，實甫與王祭酒為之調度議和。”4此可證葉德輝的信應寫於1897年的歲尾或1898年年初，而不會更晚。
新學政徐仁鑄的《軒今語》公佈後，葉德輝撰寫《軒今語評》予以辯駁，時間是1898年的農曆二月。儘管徐和葉本有禮闈場屋的師生之誼，但葉毫不顧及情面，逐款痛詆《今語》為改革張目的學術主張。《今語》提出“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並重”的觀點，葉評反駁說：“今日群經如日在中，何假口說?《今語》之意，蓋主康有為之野說，而以康之弟子之稱‘南海先生曰’者為口說。”《今語》主張“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葉評寫道：“康有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託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此孔子所謂言偽而辯之少正卯也。”《今語》在談到《周禮》時，有“真偽參半”的話，葉德輝怒而評曰：“以《周禮》為劉歆偽撰，宋儒胡五峰之言也，朱子已駁之。近世萬(充宗)、方(望溪)之徒揚其頹波。康有為又拾萬、方之唾餘，以為新學偽經之證，其本旨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發攄其侘傺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謬妄，則固自知之也。”5如此等等。措辭尖銳而摻以意氣，攻擊力不謂不強，但抨擊的重點主要是康有為的學說，且大體尚沒有完全越出學術思想辯難的範圍。
除《軒今語評》之外，葉德輝還撰有《長興學記駁議》、《讀〈西學書法〉書後》、《非幼學通議》、《正界篇》等文，對康梁的思想予以抨擊。尤其《長興學記駁議》，直指康為“亂民”、啟超為“詖士”6，使學術思想的論爭變為政治上的鍛鍊人罪，但時間已經是1898年的“秋七月”了。此前更早的另有汩羅鄉人《學約糾誤》，專門批評梁啟超的《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雖行文挖苦諷刺不遺餘力，仍是就學術思想問題辯說。我們從皮錫瑞的《師伏堂日記》裡可以看到，在1897年年底至1898年2月以前這一時期，葉德輝有時也參加有維新派人士參與的宴飲聚會7，甚至還說過樑啟超“人尚篤實”的話，還有一次當眾對石醉六說：“梁先生講《公羊》，你無妨從而學之。”8。至於學問人望都在葉德輝之上、地位更加重要的晚清大儒、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在陳寶箴推行新政的大部分時間裡，採取的都是合作的態度。對聘請梁啟超為時務學堂總教習，他表示贊同併合力為之;梁抵湘後他熱情款待，還主張在曾忠襄祠張宴唱戲慶祝;連南學會開講這樣的重大政治活動，他也參加了。
大約是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農曆四月份以後，情況開始發生大的變化。
(待續：戊戌變法中的湖南風雲(2)引發危機的十大事件)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書影
1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八，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0頁，此為意引。
2 1927年4月14日，湖南省農民協會以“特別法庭”的名義召開十萬人大會，將葉德輝公審處決，成為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同年5月1日《順天時報》報導此事，已有不平之議。據云毛澤東亦為之遺憾，認為不該出此下策雲。
3 葉德輝：《與石醉六書》，載蘇輿編：《翼教叢編》卷六，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種，第403頁、第405頁，1971年。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曾印行標點本《翼教叢編》，可參見該書第162頁、第163頁。
4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79〜80頁。
5 葉德輝：《軒今語評》，載蘇輿編：《翼教叢編》卷四，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種，第173〜21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標點本《翼教叢編》，第72頁、第75頁、第77頁。
6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議敘》，載同上，第239頁;上海書店，2002年，第97頁。
7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等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78頁、第82頁。
8 熊希齡：《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熊希齡集》，上冊，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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