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
民國以來，藏書名家輩出。倫哲如《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佩錚《續補藏書紀事詩》以及《廣東藏書紀事詩》、《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等述之備矣。然而倫、王各家所記多敘述藏書家的生平事略及藏書名目，於各藏書家刻書方面的事蹟和成就猶嫌表彰不足。其實，不少大藏書家本身就是傑出的出版家、刻書家。有鑑於此，特遴選民國以來藏書家中刻書成就卓著者，撰為小文，以窺一斑。敬祈大雅方家，不吝賜教。
之一：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傅增湘
海內外書胥涉目，雙鑑已成勾狗陳。
取之博者用以約，不滯於物斯至人。
篇篇題跋妙鉤玄，過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書魂永不散藏園。
以上是倫哲如先生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吟詠傅增湘的兩首詩。他接著評論說：“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嘗得宋元《通鑑》二部，因自題雙鑑樓。比年，南遊江浙，東泛日本，海內外公私圖書館，摩不涉目。海內外之言目錄者，靡不以先生為宗。”誠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國以來最著名的大藏書家，他藏書之富、校書之精，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稱一代宗師。
傅增湘，字沅叔，號姜庵，別號書潛、雙鑑樓主人、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藏園老人、藏園居士等。四川江安縣人。生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於1949年10月。幼年隨父定居北方，光緒十四年（1888年）應順天鄉試為舉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直隸提學使，創辦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京師女子師範學堂。民國六年（1917年）一度出任教育總長。1919年以後專心從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傅增湘的藏書處名“雙鑑樓”，他的友人杭人邵章曾賦《江安傅氏雙鑑樓圖詩》。說起“雙鑑樓”，還是頗有來歷的。起因是他藏有兩部珍貴的《資治通鑑》，一部是他祖父傳下來的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購自端方(陶齋)的宋刊本《資治通鑑》。他把這兩部宋元本合稱為“雙鑑”，以此作為藏書樓的名字。後來。他又舉債收得盛昱(伯希)舊藏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內府寫本《洪範政鑑》。該書桑皮玉版，玉楮朱欄。其字跡筆法清勁，有唐人遺風，且朱印累累，自宋至清，歷經七百多年，一直深鎖於歷朝內府之中，的確為人間罕見珍寶。從此，《洪範政鑑》就取代了元本《資治通鑑音注》而成為雙鑑樓的“雙鑑”之一了。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孃衚衕(今西四北五條)構築新宅。因為景仰鄉賢蘇東坡。特取蘇東坡的詩句“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為“藏園”。園內書齋有長春室、食字齋、池北書堂、龍龕精舍、萊娛室、抱素書屋等。
傅增湘真正有志於藏書，以此為終身職志，乃是中年以後的事。辛亥革命後，他奉派參加南北議和，在上海滯留期間，結識了著名藏書家沈曾植、楊守敬、繆荃孫等。“飫聞緒論。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資。而舊刻名鈔之足貴，遂乃刻意蒐羅。”他生平購藏的第一部宋版書‘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就是在這期間以百金的代價購自蘇州的。此後，他移居北京，經常留連於北京琉璃廠、隆福寺各書肆，搜奇探秘；有時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訪書。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後快。他的熱心收書，猶如“蟻之集羶。蛾之撲火”。民國初年正值新舊鼎革之際，不少滿族權貴、藏書故家的藏書紛紛散出。如端方“陶齋”、盛昱“鬱華閣”、景廉“半畝園”、楊氏“海源閣”以及徐坊、唐翰題、吳重熹、楊守敬、繆荃孫、費念慈等藏書家的書均先後源源不斷地歸入雙鑑樓。傅增湘不僅勤於在各書肆訪求善本古籍，而且他求書另有門徑，這就是與其他藏書家以書易書。在傳世可見的傅氏書信中。就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傅增湘與當時的許多藏書家有著廣泛的交往。他們當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繆荃孫、吳昌綬、徐乃昌、劉承幹、葉德輝、鄧邦述、蔣孟蘋、袁克文、董授經、陶蘭泉、張鈞衡、章式之、周叔弢等。他們之間經常互通有無．相互饋贈，或鄭重囑咐，或代為搜求。經過數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經營和辛勤積累，雙鑑樓的藏書無論數量之多，還是質量之高，都堪稱一時冠冕，罕見其匹。雙鑑樓藏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數量頗多的宋元本。據統計，雙鑑樓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達一百五十種，元刊本數十種，明清精刻本、名鈔、名校本更是不計其數，總計收藏達二十萬卷以上。其價值之珍貴，難以數計。由此，傅增湘成為繼陸心源皕宋樓、丁丙八千卷樓、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清末四大家之後全國最大的藏書家。
傅增湘坐擁書城，並不是為了僅僅滿足於佔有和鑑賞，而是出於對古籍特有的摯愛和校書之癖。餘嘉錫先生在《藏園群書題記繼集·序》中說，傅增湘“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說，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飢渴之於飲食。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身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傅氏自己也曾說過：“獨於古籍之緣，校讎之業，深嗜篤好，似挾有生以俱來，如寒之索衣，飢之思食，如無一日之可離”。“燈右讎書，研朱細讀，每日率竟千行，細楷動逾數萬，連宵徹旦，習以為常，嚴寒則十指如錐，煇暑則雙睛為瞀，強自支厲，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確是他勤奮校書的真實寫照。
他一生校書一千多部。一萬六千多卷。是民國以來校勘古書最多的人。單是傅忠謨先生捐給北京圖書館的書中，註明曾經傅增湘校過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筆者有幸得到一部傅增湘親筆校過的《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豫章叢書》本)。傅氏在題記中說：“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南陽呂氏講習堂寫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卷中留、學、啟三字成缺末筆，蓋呂葆中避其家諱也。前年自獨山莫氏流出。在海上見之，因假以歸。適胡氏新有此刻本，遂竭十日之力對勘一過。”在歷數刊本與舊抄本的異同之後，傅氏寫道：“壬戌三月晦日校畢自記，時近畿數百里間。三帥陳兵，殆逾十萬，禍變岌岌，旦晚可慮。而吾輩蟄居危城，為此蟲魚之學，寧非絕痴。”一位老學者蟄居危城、埋首校書的形象躍然紙上。查《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版)卷十八集部七果然有著錄，茲錄之如下：“《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御兒呂氏影寫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應為二十字)，每葉口上有‘講習堂’三字。有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卷一、二為經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為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為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書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啟’字均缺末筆。蓋避家諱也。鈔手是一人，絕古稚精美。鈐有莫亭父子印”。以上兩則可以互相參照。
傅增湘不僅藏書、校書，而且還樂於刊佈古書．使之化身千萬，流佈人間，當年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先生影印《四部叢刊》初編、續編時，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書三十餘種，《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種取自雙鑑樓。此外．傅增湘還為同時代的學者朱祖謀、徐乃昌、董康、陶湘、吳昌綬等人刊佈古籍提供底本。傅增湘一生刊印了大量的書籍。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傅氏關於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著述。
二、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
三、影印、覆刻的古籍。
傅增湘關於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著述頗多。其中著名的有《雙鑑樓善本書目》四卷．1929年刊，著錄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種。《雙鑑樓藏書續記》二卷，著錄善本五十一種，刊刻於1930年。筆者所藏系傅氏贈送著名學者孫楷第的簽名本。而且是最初印的朱墨本。《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八卷，先是由天津《國聞週報》匯印成冊，1943年作者本人又以鉛字排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六卷1938年排印本，書前有餘嘉錫序。筆者所藏系傅氏贈送東莞張次溪者，並有傅氏親筆題記：“次溪張君自秣陵來訪餘於藏園，談校印明實錄事，備極艱勤。聞之殊為欣慰。次溪少年好學，勤於撰述，因經敝著題記奉貽。文字弇陋，初無可觀。聊以供几案以參考而已。沅叔傅增湘企麟軒志。”充分顯示了傅增湘獎掖後進的學者風範和虛懷若谷的博大胸懷。《藏園群書題記》初、續集連同未刊的第三集，經傅氏哲孫傅熹年先生整理．匯為一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先生的另外兩部重要著作《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訂補呂亭知見傳本書目》生前均未能殺青，都是近年來經傅熹年先生整理、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園群書經眼錄》一書系由《藏園校書錄》、《藏園瞥錄》、藏園日記、雜稿等匯為十九卷，收書四千五百多種，共計百餘萬言。《藏園訂補 亭知見傳本書目》共補入書目八千九百五十餘條，增補文字為原書的三倍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部書是近百年來目錄學、版本學方面集大成的著作。
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自記生平的有《藏園居士六十自述》、《藏園居士七十自述》，都是傅氏手書上版影印的。傅氏書法頗有根底，出顏入柳，剛健遒勁，沉穩中透出濃郁的書卷氣。傅氏一生不僅酷愛訪書，而且喜遊名山大川。故遊記方面的著作也不少。著名的有《東遊別錄》，記在日本訪書見聞。《秦遊日錄》、《衡廬日錄》、《淶易遊記》等。有幸的是筆者所藏的一冊《秦遊目錄》，乃是傅氏贈送李涵礎先生的初印本。書衣上有作者硃筆題字。書內還有作者親筆批註。
傅增湘親自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傅氏影印的善本古籍如宋本《周易正義》、《方言》、《劉賓客文集》，元本《困學紀聞》以及明本《永樂大典>兩卷等。其中宋刻孤本《周易正義》十四卷，系宋紹興十五至二十年間臨安府刊本。此書流傳有緒，原藏臨清徐氏，秘不示人。民國二十三年 (1934)傅氏以一萬餘元的高價方買到手。傅增湘自己也承認，即使如明代王世貞(元美)賣一田莊而買一《漢書》的故實，也難於與他此次的豪舉相比。買到此書後，迅即影印百部，公開流傳。他在該書的題跋中寫道：“顧竊自維念，此書自端拱奏進，紹興覆雕，傳世本稀。沿及今茲，更成孤帙。若復私諸帳秘，使昔賢留貽之經訓，前代守護之遺編，將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來者?爰郵至東瀛，選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成存舊跡，庶與東邦覆印《書疏>聯為雙壁，且俾數百年孤行之秘籍，化為百本，流播無窮。此區區傳佈之苦心，當為海內外人士所同鑑乎!”
傅增湘先生祖籍四川。雖然自幼離川，久居京津，但他思鄉之情，老而彌篤。他對於故鄉文獻和先賢著述，勤加搜儲。他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輯印成以及明銅活字本《曹子建集》、《沈儉期集》、《孟浩然集》等。這些罕見的活字印本，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活字印刷的概況，具有重要的文獻資料價值。清代活字印刷較明代為多。據統計有兩千多種。周叔弢先生以一人之九居然蒐集到四百多種。其中包括了從康熙至民國初年的銅、木活字本。上至皇家內府，下至官刻私刻。民間書坊。各類有代表性的活字本幾乎蒐羅無遺。他不惜重金，不惜氣力，以得書為快，唯恐其流入異域。直至“文革”，他才被迫停止。晚年，他將這批珍貴的活字印刷品也全部捐獻給國家。如今．這些活字本都妥善保存在天津人民圖書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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