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杨度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后改名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他先后投身几个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一生颇具争议。
一、投身袁世凯
杨度早年师从一代大儒王闿运，王将自己的“帝王之学”倾囊相授，这种找到“明主”，然后为他奠基立业，助他成王为帝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杨度一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与夏寿田一起进京参加会试，其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亲自参与其中，支持君主立宪，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地方当局决定选派一批青年去日本学习师范，杨度不顾恩师王闿运的劝阻，自费留学日本，并与后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黄兴成为同学。
这年年底杨度回到国内，并于次年参加了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因为受到梁士诒牵连，被疑为革命党而受到通缉。但杨度的才学却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不久之后，杨度就逃出北京并从天津上船，再度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杨度与汪精卫同学，并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来往频繁，其中与蔡锷关系“最善”，蔡锷每到休息日必到杨度家吃饭。
杨度在日本期间还曾与孙中山“聚议三日夜……畅言无隐。”他虽然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还是将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并促成了孙黄合作。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博得大名，被视为宪政专家。年底，杨度创办了《中国新报》，并发表了《金铁主义说》，极力宣传君主立宪，主张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杨度回国，次年春，在袁世凯、张之洞的联合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成为晚清朝廷“宪政专家”。不久，袁世凯又推荐杨度任讲师，在颐和园向皇亲国戚和朝廷大臣讲解宪法。杨度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从此就认定袁世凯是自己要找的“非常之人”。而杨度与袁世凯的私交也确实非同一般，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袁世凯则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与杨度义结金兰。1909年袁世凯罢官离京之时，一干亲朋故旧绝少有人为袁世凯送行。而杨度在明知朝廷会派人监视的情况下，仍然赶到火车站与袁世凯依依话别，他因此还差点丢掉头上的乌纱。
辛亥革命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以镇压起义，但袁世凯却以“足疾未愈”为借口谢绝出山。无奈之下，清廷决定派人去游说袁世凯。几番权衡之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杨度被委以重任。
杨度对清廷的假立宪早已不满，见到袁世凯后，他不但没劝袁世凯出山，反而为袁世凯分析形势，建议他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然后与朝廷讨价还价。不久之后，无奈之下的清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进京组阁，并兼管前线军事。
袁世凯出山后不久便逼迫清帝逊位，袁世凯则乘机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南北双方和谈期间，杨度利用自己与黄兴、孙中山、汪精卫等人的关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当革命党要求袁世凯南下，到南京就任大总统时，又是杨度给袁世凯出主意，假意制造兵变，然后以北方政局混乱，袁世凯需要坐镇北京以保平安的理由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南京政府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袁世凯在任命内阁总理时，在唐绍仪和杨度两个人选中左右不定，于是便征求赵秉钧和梁士诒的意见。梁士诒是唐绍仪的同学兼老乡，并且是在唐绍仪举荐下才谋得官职的，于是便向袁世凯极力推荐唐绍仪。袁世凯最终采纳了梁士诒的意见，决定授给杨度教育总长的职位。但唐绍仪对杨度的才干颇为嫉妒，便暗示袁世凯十个总长中只分配给南方司法、农林、工商三个无关痛痒的职位，恐怕会引起纷争，可以从北方的七个总长中再拿出一个来给南方。袁世凯考虑来考虑去，陆军、海军、外交、财政、交通、内务都不能交给南方，只好再次委屈杨度，把教育总长的职位给了蔡元培。
内阁名单公布后，杨度大失所望，决意辞职归隐青岛。袁世凯也觉得心中有愧，便给了杨度一大笔钱、一幢别墅，然后允了他半年假。
1913年，杨度的好友熊希龄组阁时，拟任命杨度为交通总长，但梁士诒这个克星又出来把事情搅黄了，他的一句“杨度对交通是门外汉”的话，马上让熊希龄改变了主意，亲自出面劝杨度“帮个忙”，改任教育总长一职。杨度扔下一句“我帮忙不帮闲”后，把这个教育总长痛痛快快地给拒绝了。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由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责，并内定了杨度任政治会议议长，杨度得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认为自己多年的抱负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不料，此时曾任清廷云贵总督的重臣李经羲来到了北京，袁世凯又有重视清廷名流的习惯，于是，马上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送到杨度嘴边的肥鸭子又一次飞走了。
袁世凯虽然一次次让杨度失望，但杨度内心一直还是支持君主立宪的，所以，当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时，杨度又开始为袁世凯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1915年4月，杨度仅用三天时间就写出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为表示对杨度的感谢，袁世凯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这份恩宠一时之间，让杨度成了北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同年8月，杨度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与孙毓筠、胡瑛、严复、李燮和、刘师培等“洪宪六君子”，组成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事业鸣锣开道。
为了制造帝制舆论，筹安会发起了各种各样的请愿活动，要求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共和制。一时之间，帝制言论尘嚣其上，甚至连乞丐和妓女都组成了请愿团。
1915年，袁世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同意废除共和，实行君主立宪，并拥戴袁世凯出任中华大帝国皇帝。
袁世凯
帝制出台后，引起全国骂声一片，杨度也被骂为汉奸，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1915年底，蔡锷首树反袁在旗后，云南、贵州等省纷纷宣布独产。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去世，据说其死前曾大呼“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写下一幅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认为君主立宪的主张和活动并没有错，帝制失败的责任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因为袁世凯太不争气了。
二、转向共和
1915年度，蔡锷起兵反袁，把杨度列为应该诛除的袁世凯的十三太保之首。次年，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仍然位列第一名。杨度看到名单后，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并取法号虎禅师。这段时间，杨度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并反省了过去的所为。连袁世凯称帝都失败了，中国还有谁能做得了一国之君呢？看来帝制可能真的不适合中国了。
1917年，张勋搞起了复辟丑剧。张勋入京前曾多次与杨度探讨君主立宪，复辟后，又力邀杨度入京。但这次，杨度拒绝了张勋，并发表了“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电孙中山和上海《时报》，指出此次复辟的荒谬，同时警告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迅自取消。”
1918年，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不再追究杨度作为帝制祸首的责任，杨度回到北京，跟着老乡兼师弟齐白石学画，并在此期间结识了梅兰芳。这段时间，杨度还结识了他的红颜知己花云仙。
花云仙是京城名妓，本来是和梁启超住在一起的，但由于两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关系已经较为冷淡。杨度见到花云仙后，惊为天人，花云仙也对杨度一见钟情。梁启超本来就为花云仙的事烦闷不已，此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把花云仙让给了杨度。杨度母亲得知杨度在外狎妓时，勒令两人断绝关系，但杨度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肯和花云仙分手。花云仙是一个过惯了一掷千金生活的人，一次杨度在钱财上稍微表示了一点小气，花云仙就负气出走上海，嫁给了一个车站站长。后来，杨度才知道花云仙出走是假，其实是不想让杨度因为自己而背负骂名，这让杨度感激不己。后来，尽管两人不能公开在一起，但关系却是细水长流，涓涓不断。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军政府，第二年6月挥军北上，试图一统中国。但被孙中山一手提拔起来的陈炯明中途叛变，炮轰总统府，并妄图联合吴佩孚两面夹击，消灭北伐军。一个陈炯明已够挠头的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吴佩孚，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危急之时，孙中山想起了杨度，于是便派刘成禺连络杨度，请其设法阻止吴佩孚南下。
杨度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次日便与好友薛大可两人直奔保定，通过旧友夏寿田见到了直系军阀的第一号人物曹锟。曹锟曾是袁世凯的手下，袁世凯是他最佩服的人，而杨度又是袁世凯非常器重的人，因此，杨度受到了曹锟的盛情款待。杨度对曹锟说：“此时南有孙中山，北有段祺瑞、张作霖，你虽然占据着北京政府，但旁边虎视眈眈的人多着呢。依我看孙中山本不足虑，如果你出兵攻打孙中山，段、张趁机而入，你有把握阻止吗？况且陈炯明以下犯上，你要是公开支持，那不是如同禽兽么？如此，你如何约束部下？目前玉帅（吴佩孚）拥兵洛阳，其在军中威望不在大帅之下，你如何确保他平定南方后不会别有所图，效法陈炯明呢？”一番话说得曹锟脸色越来越凝重，半晌不语。
原来曹锟是当时直系军阀的第一人，而吴佩孚是仅次于曹锟的第二人，曹锟十分器重吴佩孚，吴佩孚却仗着自己是秀才出身，对曹锟不怎么当回事。杨度的话正好击中了曹锟的心事，第二天的军事会议上，曹锟、王承斌、熊秉琦等人都极力反对吴佩孚出兵支持陈炯明，吴佩孚只能无奈地看着陈炯明被孙中山击败。
由于杨度的斡旋，使北伐军免除了灭顶之灾，感激之余，孙中山于当年8月邀请杨度在上海见面。见面后，杨度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反省与检讨，表示愿意跟随孙中山加入共和行列。孙中山欢迎杨度加入革命一派，但同时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对过去的政治错误做个检讨，以便使党内其他人心服口服，他也好安排杨度担任合适的职务。但自尊心很重的杨度考虑一番后，拒绝了此事。孙中山也不便勉强，杨度加入国民党一事只得暂时放下。
1924年10月，刘成禺又一次来到杨度家中，告诉他孙中山打算在南方政府为杨度安排一个重要职位，孙中山不久就会到北京，到时会与杨度具体商谈这件事。但次年3月12日孙中山就去世了，杨度听闻后，痛哭失声。由于两人还未会面，孙中山答应给杨度的这个重要职位是什么竟然无人知晓，好运气再一次远离了可怜的杨度。孙中山去世后，杨度想追随中山先生有所作为的理想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三、投身革命
杨度因不愿写检讨而拒绝加入孙中山阵营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于是，孙中山就把杨度介绍给了李大钊。杨度见到李大钊后，倾诉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迷惘，李大钊对他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并指出中国的前途在于唤起民众、发动民众，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让民众参与到革命中来，自己解放自己，推翻旧社会，走向新生活。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杨度开始接触《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让杨度如同一个在暗夜里行走的人，终于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星辰，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遵照李大钊的指示，杨度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打入了军阀内部，暗中为党收集情报，制造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他在担任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时，曾策划让张宗昌支持北伐，与北伐军夹击孙传芳，又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可惜这些行动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1927年，杨度又被张作霖聘为政治讨论委员会专门委员，频频出入高官名流之间，接触到了很多重要人物，为我党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1927年4月，在一次聚会中，杨度得知张作霖要搜查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的消息后，急忙派人通知了苏联使馆。杨度送来的消息让李大钊等人疑惑不定，左右为难。因为一国使馆在别国是享有特殊权利的，到使馆抓人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信了杨度的消息，说不定是张作霖的调虎离山之计；如果不信，张作霖真来抓人，国际谴责对独裁军阀也没什么作用。为稳妥起见，最终李大钊决定走中间路线，姑且相信这个消息，但不是大家一起撤离，而是借用使馆有特权的专用车一车一车往外送人。轿车一次只能带几个人出去，李大钊又坚持最后一个离开，结果还没来得及撤离，张作霖就来了，李大钊不幸被捕。
李大钊
李大钊在押期间，社会各界许多人都想将李大钊救出来。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花了无尽心血，他耗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并且把房子都卖掉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处以绞刑。
李大钊牺牲后，杨度决意入党，因为如果自己是党员，李大钊就不会对自己的消息将信将疑了，从而浪费逃生的机会。但自己只认识李大钊一个党员，此事只能暂缓再说。
李大钊之死让杨度对张作霖非常痛恨，于是便辞职去了上海，以卖画为生。杨度把自己的作品价格定的非常高，但奇怪的是每次都会被人抢走，从来没人讲价。杨度有一次问一个顾客为什么价格如此之高的书画还来抢购，那人答道：“杜先生说了，谁买杨先生一幅字画，五年后他愿意以十倍价格收购，若有虚言，就不姓杜。”杨度这才知道，原来有人在暗中帮助自己。这个杜先生，就是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他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所以特别喜欢结交名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才以此向杨度示好。不久两人正式见面，杜月笙送给杨度一套豪华别墅，并且每月奉上五百银元的月敬，杨度的生活就这样安定了下来。
杨度字画
不久，杨度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叫王老九的湖南老乡，这个王老九其实就是陈赓。通过陈赓，杨度又结识了潘汉年、夏衍等人，1929年，杨度又见到了周恩来。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杨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主张等都有了祥尽了胞妹，他决心追随党进行革命。1929年1月，在周恩来和潘汉年的介绍下，杨度成为了党的一名秘密党员。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杨度以自己五十四岁的高龄迈出这一步，可以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凭着杜月笙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搜集情报十分方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29年，任弼时被捕（真实身份没有暴露），杨度请来上海最有名的潘震亚律师，使任弼时无罪释放。1930年，一名从中央苏区来上海的红军高级将领被捕后投敌，我党特工首次行动将其击伤，该叛徒住院后，敌人派了重兵把守，很难找到机会下手。又是杨度在其好友董健吾牧师的帮助下，使我党特工潜入了医院，将该叛徒杀死。
1931年6月，杜月笙在上海举行了杜氏宗祠落成典礼。为了这次典礼，杨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撰写了两副贺联：“大江以南推为望族；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叙天伦之乐事；贻祖考以令名”，此外，他还做了《杜氏宗祠落成颂》和《杜氏宗祠记》两篇文章。这次庆典把已是56岁的杨度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1931年9月17日，杨度停止了呼吸，死前还嘱咐好友董健吾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此前的9月10日，他曾撑着病体为自己写了一副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死后，葬在上海外国公墓，伍豪（周恩来）、潘汉年等人都前往吊唁。
杨度之墓
1975年10月7日，久病的周恩来总理清醒过来，派秘书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带话说，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被认为是袁世凯称帝帮凶、一直被定性反面人物的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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