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改变世界格局的运动就是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山东问题。
说得再具体点
就是青岛问题。日本人全然不顾战胜国中国的权益，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青岛转让给日本，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
更可恨的是还和日本人签订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章宗祥“欣然同意”
后来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会上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驳斥日本人关于转让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狂言，据说结果日本人拿出了这份曹汝霖主持谈判、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密约，当场哑口。消息传至国内，民众大哗，于是舆论矛头纷纷指向曹、章、陆三人，指斥三人为卖国贼，五四运动遂起。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说
当时的学生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于是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五四运动”的命名者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曹汝霖的房子院子里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
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
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
其时
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
1919年5月25日
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面对被捕的学生，大总统徐世昌也服软了，徐世昌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
到后来
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反观章宗祥在被爱国学生打成重伤后，还令其妻面呈当局保释学生。
以下是这场运动的时间表。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被焚烧，军警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释放返校，学生复课。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23日，徐世昌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
从结果来说
这场运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打人烧房肯定是不对的。
当时的北大讲师梁漱溟曾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对五四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学生大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不论其动机正义与否，其行动本身无疑触犯了现行法律，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
可惜后来的人往往容易被五四运动中高涨的民族情感所打动，而忽视了学生本人的行为是不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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