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著名學者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勉學》篇雲：“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意思是在沒有廣徵博引掌握充足的證據之前，就不要妄意塗改，歷來被校讎學家奉為至理名言。這裡所言及的“雌黃”，與“雄黃”相對，學名三硫化二砷，是一種檸檬黃色微透明的礦物質，常被古人用作繪畫顏料，比如前不久故宮博物院展出的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就曾用到雌黃。至於為何要用雌黃進行圖書校勘，對此北宋學者範正敏的《遁齋閒覽》曾有解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因為雌黃的顏色與古書的顏色相近，故常常用來勘誤典籍。
從現有的文獻記載來看，古人寫書好用黃紙由來已久，如西晉學者荀勖《穆天子傳目錄》中說：“謹以二尺黃紙寫上。”又《晉書·劉卞傳》載，劉卞至洛陽入太學讀書，“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比及東晉，桓玄甚至下令全部用黃紙代簡，曰：“古者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到了唐宋時期，黃紙應用已成為主流，據晚唐馮贄的《雲仙雜記》載：“唐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赦，高宗以白紙多蟲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九亦云：“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館閣編定書籍官，別用黃紙印寫正本，以防蠹敗。”至於為何好用黃紙？一方面與古人崇尚黃色有關，在古代陰陽五行的學說中，將五色與五方和五行相配，土居中，故黃色又被稱為“地色”。《詩·邶風·綠衣》：“綠兮衣兮，綠衣黃裡。”毛傳曰：“黃，正色。”因此，黃色又被稱為“正色”，被賦予了正統、光明、高貴等意味。另一方面也與古代造紙技術有關，雖然造紙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發明了，但紙張被製造出來常常會面臨蟲蛀的危險，如何解決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先民在大量的實踐中逐漸摸索出用黃檗汁浸染，可以有效地避免這種情況，並將這種技術命名為“入潢”。對此，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染潢及治書法”條有詳細的記載：
“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特宜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棄滓，直用純汁，費而無益，檗熟後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復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淨。寫書，經夏然後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
由此可見，至晚在北魏時期入潢技術日趨成熟。紙上書寫或印刷有誤，不能像簡牘那樣可以藉助相關工具進行刮、削修正，“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唯有“粉塗則字不沒”。既然黃紙是書寫的主流，粉塗物必然也要為黃色。如此一來，明亮且覆蓋力很強的雌黃便自然而然地走進了古人的視線。前引賈思勰《齊民要術》在交代完“染潢及治書法”，緊隨其後便是“雌黃治書法”：
“先於青硬石上，水磨雌黃令熟；曝幹，更於瓷碗中研令極熟；曝幹，又於瓷碗中研令極熟。乃融好膠清，和於鐵杵臼中，熟搗。丸如墨丸，陰乾。以水研而治書，永不剝落。”
其製作材料及技術可歸納為：先將雌黃礦粉末放置於堅硬的青石上，加水反覆研磨；待其乾燥後，置於器皿中再次研磨使其粒度變細、變勻；如此重複幾次之後，再將動植物膠、蛋清和雌黃粉末混合攪勻倒入鐵臼中，用鐵杵反覆錘搗；之後將其加工成墨丸形狀並陰乾。使用的時候只需加水研磨、分散，塗改書寫或印刷錯誤有“永不剝落”的效果。這種製作技術與傳統制膠工藝密切相關，與傳統制墨工藝很相似。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這種雌黃滅誤法不僅永不脫落，而且還簡單便捷，塗抹一次就可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沈括《夢溪筆談》卷一雲：“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也。”因此，雌黃治書法甫一問世，就得到學者們積極響應。比如前引《顏氏家訓》就有“以雌黃改‘宵’為‘肎’”的記載，宋代著名藏書家王欽臣在《王氏談錄》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雌黃為墨，校書甚良”。而出土實物亦直接證實了這一點，比如1990年考古學家在甘肅敦煌17號洞發現的隋人抄本《文選·運命論》殘卷，共400餘字，其中有7處據專家考證是用雌黃塗改。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校勘典籍的時候，使用雌黃治書法，是直接在底本上進行修改，故底本的原始面貌將受到破壞，無法使讀者獲知底本的原貌。也正因為如此，對校勘者的學識要求就不得不高。所以顏之推才會發出如此感慨“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
那麼如何具體使用雌黃進行圖書勘誤呢？對此，南宋學者陳驥《南宋館閣錄》卷三為我們提供了相關信息：
諸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或多字，以雌黃圈之；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上標寫。倒置，於兩字間書乙字。
在這裡，陳驥對校勘工作中遇到的訛、衍、脫、倒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說明。遇到訛字，用雌黃把它塗抹，遇到衍字，用雌黃把它圈起來，遇到脫字，就在旁邊進行添加，如果脫字旁邊空間太小就寫在書頁的天頭地腳空白處，用硃筆圈識出來。遇到兩字顛倒的情況，就要在中間寫上一個“乙”字。這條文獻記載不僅規定了勘誤的格式，也規定了校書工作的準則，此後被長期沿用，對當時的文人產生重要的影響，如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雌黃前輩”，奠定了古代圖書校勘的基石。
北宋以後造紙技術進一步改良，人們用漂白麻纖維來製紙，抄出來的生紙光滑瑩白，耐久性好，受到許多士大夫的喜愛，如王安石、蘇軾等人。自此以後，除了佛經仍用黃紙刻印，及皇家館閣藏書偶用黃紙書寫之外，一般人鈔刻書寫皆用白紙，黃紙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此時，倘若再用雌黃勘誤就會顯得不倫不類，淪為笑柄了。《宋景文公筆記》便指出了“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曾經風靡一時的雌黃，從校勘的工具逐漸演變成辨正訛謬之義，比如宋代學者嚴有翼，寫了一本書，命名為《藝苑雌黃》（已佚），對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解釋為：“大抵辨正訛謬，故曰‘雌黃’”。至於更晚的清人筆下，雌黃已是亂髮議論、亂作批評的代名詞了，“隻身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子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趙翼《論詩》）。此時的“雌黃”已與顏之推時代的“雌黃”，相去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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