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記得曹操說過這麼一句話吧，“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之子若豚犬耳。 ”這話罵的夠狠的，一褒一貶，字字見血。人家常說“虎父無犬子”，這話放在孫堅的身上確實是合適，但是放在劉表的身上呢？
對於劉表，我們沒有給予他過多的同情，更別說是青睞了。在我們的印象中，他簡直就是個草包，彷彿不值得一提。那麼，真是如此嗎？我們來看看歷史學家何茲全先生的評價，他說如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那麼劉表就是“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了。真是與曹操相反，可是這是三國，是群雄逐鹿的時代，因此曹操顯得是如魚得水，而他卻只能在一旁當看客，彷彿是時代的棄兒，天下跟他沒有半分關係似的。
說起這個劉表，出身與劉備一樣，都是漢室宗親。《三國志》說他“身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一米八開外的樣子，也算是一表人才了。在漢末三國那個看顏值的年代，足可以佔得一席之地。容貌漂亮也就算了，關鍵是“少知名，號八俊”。什麼意思呢？我們看看裴松之的注：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鬱、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友，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雲：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範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符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為八友。”
關於“八俊”有兩個版本，反正不管哪個版本里都有劉表，可見他的才能不一般，可謂是少年得意了。
如果按這個節奏發展下去，怎麼著也會成為一個名士。劉表年輕時是太學生，也有過“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時候。他參加了當時的太學生運動，這個“八俊”正是這麼來的。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黨錮之禍的時候，清流派遭到打擊。作為其中的一員，劉表從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光和七年（184），黨錮之禁解除，這些清流派也自然被啟用了。就這樣，劉表被大將軍何進徵辟為掾屬，出任北軍中侯。彷彿命運又一次眷顧他，初平元年（190年），荊州刺史王叡為孫堅所殺，正好這時董卓入京，廢了少帝，立劉協為皇帝。於是朝廷“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這個刺史在漢武帝時就設立了，本來是朝廷外派去監察地方官的，屬於監察系統，品階較低，是沒有治權的。刺史雖然官階小，但架不住權力大，於是後來便成了尾大不掉之勢，成為了真正的地方長官。劉表此時正好擔任的就是這個職位，這可是“天高皇帝遠”，真的是一方諸侯了。
但生逢亂世，哪能這麼輕易就上任呢？裴松之注說：
“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頓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孫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
也真夠倒黴的，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朝廷把荊州這塊燙手山芋交到劉表的手上。而他這一年正好48歲，正是春秋鼎盛之年，經歷的起伏、波瀾自然也就多了。他單騎入城，說服了荊州大族蒯氏和蔡氏，獲得了他們的支持，這才在荊州站穩了腳跟。
在荊州站穩腳跟以後，劉表和別的諸侯還真不一樣，別人是希望開疆拓土，而他則只求保境安民。他沒有秣馬厲兵，擴充實力，而是興辦學校。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看看他的教育背景就知道了，他本是太學生，且他的師父就是當時的經學名家王暢。所以他從小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是個地地道道的的儒生。儒家最為重視的就是教育、教化作用，主張協和萬邦，不提倡無罪而征討別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劉表也正是貫徹了這一點。
劉表的荊州在當時來說有點像今天的瑞士，是個“中立國”，不參與任何戰爭。也正是這樣，荊州相對於別的地方來說較為安定，吸引了一大批士民歸附他，其中就有我們所熟知的諸葛亮。一時之間，荊州也成了斯文薈萃、人文淵藪了，一些博學鴻儒聞風來附，形成了所謂的荊州之學。沒想到在這亂世之中，竟然還有一個地方能安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就從這一點來說，劉表功莫大焉，起碼以一己之力大庇天下寒士，為斯文延續了血脈。
唐長孺先生生《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中說：“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逸出郡國學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這麼說，是否有些誇大呢？我們看看史書就知道了。
由於荊州的政治較為清平，所以引得一大批學者源源不斷地從關西、兗州、豫州等地來投靠，光這些學者就有上千人之多。而劉表對他們都能加以安撫賑贍，學者們受到資助，亦能得到保護，因此都能醉心於學術。劉表還設立學官，博求儒士，又命綦毋闓、宋忠等學者撰寫《五經章句》，並稱之為後定。這時的斯文之盛正如《荊州文學記官志》所記載的那樣，“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焉······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背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
劉表辦得這都是利國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當然也有點不合時宜，正如曹操的謀士郭攸評價他是“坐談客耳”。的確實這樣，文化建設當然得搞，這是遠見，但光搞這些遠遠不夠，還要加強自己的實力，能夠在虎狼環伺的群雄時代立得住腳才是當務之急。曹操就比他務實得多，人家不也搞了一個“建安文學”嘛，可是人家也沒忘了打仗啊！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孰先孰後、誰輕誰重，還真是應該掂量掂量的。
另外，儒家講求“修齊治平”，他連自己的家都沒管好，以致於出現兄弟鬩於牆的慘劇。憑一己之喜好，聽信讒言，廢長立幼，犯了國本之大忌，這也為他的傾覆埋下了禍根。曹操為何會說“劉景升之子若豚犬耳”，不就是因為他的兒子只會爭權奪利，白白讓他人漁利，斷送了祖宗基業嘛！
或許劉表真的是生錯了時代，他才是三國時代真正生不逢時的第一人。 或許賈詡說得對，“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張靖龍先生也說：“戰爭解決問題的年代，文化擴張戰略只能被人當作以西伯自居的笑柄。”
的確實這樣，劉表是生不逢時。如果生在了太平年代，就是清流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這個亂世，他就只能以一個“草包”的形象出現於歷史舞臺。然而，我們還是應該對他保持寬容，懷有一點同情心。因為三國這個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異彩紛呈的時代，不光有戰爭、權謀、愛情······還應該有文化追求。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三國，才是一個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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