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幹了一件頗為膽大且時髦的事兒——發行紙鈔“大明通行寶鈔”，讓老百姓可以攥著紙鈔購物、做買賣，同時大刀闊斧地下令“禁銀”，嚴禁百姓拿著金銀當錢花。
其實，發行紙幣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件新鮮的事。歐洲17世紀才開始發行紙幣，而中國早在11世紀就開始使用紙幣。這要感謝一群聰明的四川商人。
古代中國因為金銀產量不足，銅一直充當著貨幣作用，以至於到今天，我們形容一個商人也愛說“一身銅臭”。
北宋時期，四川是唯一使用鐵錢的“貨幣專區”。但鐵的重量實在太沉，你沒辦法想像當你需要買一件珠寶玉器時，需要扛多少斤的鐵去買賣。於是，這群聰明的商人就把鐵錢放在一起儲存，並根據同等價值發行了易於攜帶的紙幣，這就是“交子”。
後來，朝廷一看這事幹得聰明啊，值得推廣，於是收回了“交子”的興辦權，改為戶部發行。當時，戶部的“交子”是根據國庫裡差不多等量的銅錢數量來發行。可以說，國庫中的銅錢就是發行“交子”的“準備金”。
為什麼要有“準備金”呢？看看北宋名相文彥博的說法。文彥博認為紙幣一定要能夠自由兌換成銅錢，老百姓才能信任紙幣，朝廷發行紙幣才能順利。而對於銅錢與紙幣兩者間的關係，文彥博認為並不一定要等量。比如發行300萬貫的交子，只需有200萬貫銅錢作“準備金”，足夠支持流通即可。
到了南宋時期，宰相沈該主張，銅錢和紙幣兩者間只要其中一種價值穩定了，另一種不會出現大貶值。因此，朝廷只儲備“百萬緡錢”，一遇到紙幣貶值，就拿錢買紙幣，紙幣自然會停止貶值。可見，900多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們早已具備了先進的金融意識。
然而，多年的戰亂使南宋朝廷開支越來越大，錢是越印越多，“準備金”卻越來越少，這就意味著，“交子”的“含金量”越來越低。到了南宋末年，“交子”的價值只相當於最初價值的二十億分之一。瘋狂的印鈔機帶來的產物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無疑加劇了南宋的滅亡。
到了元代，這個馬背上民族建立起來的朝代，雖然很多制度落後於宋代，但其貨幣制度卻極具先進性，有點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制度。在宋代，紙幣與銅錢並用；而元朝，只有紙幣才是合法流通，人們買東西做交易只能使用紙鈔。
可能有人看來，這兩者沒什麼不同。但實際上，只能流通紙幣的做法其目的在於統一全國的金融管理。在忽必烈看來，盛產銅的地區可以自行採礦鑄錢，很容易造成割據。發行紙幣禁用金銀，有利於將金銀集中到國庫。在蒙古皇帝看來，大量發行紙幣才是掠奪財富的最高境界。然而，他只猜到了開頭，卻沒猜到結局。
忽必烈在位的最初20年，一直在努力充實“準備金”，並控制紙幣的發行量。那是一個物價穩定的美好年代，在百姓眼裡，值錢的紙幣重於金銀。然而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到了元末，由於政治腐敗、軍費開支浩大，“準備金”不斷被挪用，缺錢的元朝政府滑向了一條南宋滅亡的老路——不斷印刷紙鈔，引起物價飛漲，惡性通貨膨脹。
回到開頭，朱元璋的做法似乎與元代先進的貨幣制度如出一轍，怎麼就膽大了呢？宋代交子綁定的是國庫的銅錢，元代的“準備金”是金、銀，可膽大的朱元璋根本就沒準備任何的“準備金”。他認為，朝廷的權威足以保證紙鈔的信用價值。但在百姓看來，這種與白銀撇清關係的紙鈔相當不靠譜。而且，官府更能毫無顧忌、隨心所欲地發行“寶鈔”。
事實上，官府後來的做法也的確印證了老百姓的猜想。1000文的“大明通行寶鈔”在1376年相當於1兩白銀，而隨著超額髮行，到1413年只相當於0.012兩白銀，到了1436年只等於0.0009兩白銀。
然而歷史弔詭之處在於，朱元璋這種剝離了貨幣的商品屬性、沒有任何擔保的“純粹信用紙幣”的外行做法，正是如今，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後，整個世界正在通行的一種純粹信用貨幣體系。要知道，在1971年以前，任何國家發行紙幣都需要足夠數量的金銀作為擔保。朱元璋這套領先世界600年的金融創舉，不可不謂時髦。
說到這裡，不得不講件有趣的事。在中國遊歷17年的馬可波羅把中國的紙幣帶入了歐洲。歐洲人驚奇地發現，中國紙幣的支持者是官方，而在西方具有同等性質的商業票據支持者僅是發行商家。既使幾百年過後，這些商業票據轉變成為紙幣，也始終建立在商業信用基礎上，直到近代才被各國銀行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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