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收到李錚兄寄來的兩大本《董海川》，我的確吃了一驚。煌煌近百萬言的一部鉅著，是我難以想象的。恰如李錚兄在“後記”中所言，大約十年前，我們曾在一起談到董海川，我希望有人能寫寫這個人物。沒想到，十年後，李錚兄真的交出了這樣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一部可以和董海川相匹配的作品。他用充滿感情的文字為董海川壘起了一座豐碑。
董海川是中國武術絕學八卦掌的創始人，為中國武學的發揚光大貢獻了畢生的心血，固然應該寫，也非常值得寫。但寫董海川絕非易事。首先是可以利用的材料少而又少，涉及董海川的身世和經歷，而相對比較可靠的，大約只有墓碑上的那篇文字。在董海川生活的時代，習武之人讀書的很少，雖有讀過幾天書但能把或肯把武林中的人和事訴諸文字的就更少，這不僅關乎能力，也關乎習慣或觀念。武林中人多視本門本派的武藝為獨門絕技，是不肯輕易示人的，故以口傳心授為主，很少以書本方式流傳。至於文人學子，肯與武林中人結交的，恐怕也不多見。古代有位司馬遷，他著《史記》，肯為“遊俠”立傳，已是鳳毛麟角；近代有位譚嗣同，他與大刀王五的生死之交，更是絕無僅有。據說他的絕命詩“去留肝膽兩崑崙”中就有一位指的是大刀王五，可惜他死得太早，也沒給王五留下更多的文字。所以，武林中人的事蹟，多靠街談巷議，口口相傳，白雲蒼狗，真假莫測。這是其一。
其二，在董海川的經歷中，也有一些難解之處。比如，有傳說他學藝之後下山曾到南京見過洪秀全，並接受了去京城刺殺咸豐皇帝的任務；又說他來到北京之後，打算以太監身份混進皇宮，故曾自宮。後遇肅王爺，二人一見傾心，遂成莫逆。這時恰逢咸豐病世，刺殺之事亦不再提。如何處理這些充滿內在矛盾的情節和細節，對作者顯然是很嚴峻的考驗，就敘事而言，不僅在邏輯上要自洽，而且，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也要考慮其內在的統一性，否則，董海川的形象就可能受到損害。
現在看來，在李錚兄所作的《董海川》中，這些難題都得到了妥善的、合情合理的解決，有些地方甚至解決得很高明，很有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我想，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對董海川這樣一個題材，作者採取怎樣的表現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董海川在歷史上實有其人，他在京傳授八卦掌多年，高徒便有幾十位，再傳弟子，乃至後輩子弟遍及世界，他們心目中都有先師“董公”高大威猛的形象在。對於一位“傳奇”作者來說，這種現實性不能不是一種束縛和限制。在創作中，這種人物所固有的“真實”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違背的。但他所作畢竟是一部“傳奇”，一部叱吒風雲、天馬行空的英雄傳奇，不能沒有放縱其文思與想象的博大胸襟和精神自由，所謂“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就是強調作者的創作思緒，可以上接千年，縱橫萬里，穿越古今，馳騁江海。
這正是《董海川》的不同凡響之處。在這裡，作者濃墨重彩地描繪了董海川作為大清武林第一高手的成長經歷，謂之英雄成長史亦可。故事是從董海川少年習武開始的。這個平凡的農家子弟，因了極偶然的機緣，與幾個少年朋友，亡命天涯，竟走上一條極不平凡的英雄之路，在經歷了世間凡俗難以想象的磨礪錘鍊之後，最終成就了這位頂天立地、光照日月的英雄豪傑。那是一個風雲激盪的年代，作者把他放在乾嘉以來民間反清鬥爭的大背景下，給他的英雄形象塗上了一層歷史的滄桑，有了這層底色，他不再僅僅是一位武林高手，國術大師，而且還是德被天下，義薄雲天的道德完人。
這是作者賦予董海川最鮮明而又突出的特點，即武林的道德信念、行為規範與儒家，特別是宋明以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所提倡的慎獨、克己、修身、歷節等理念，在他身上是融為一體的。他的神勇、苦學、博採眾長、潛心悟道，使他成為無人可以挑戰的武林第一高手，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完全不計個人得失地講誠信，講公正，講道義，講氣節。比如他拜師達揚學習輕功，後知達揚即殺害白蓮教川楚大起義總指揮王聰兒的兇手羅思舉，這讓他感到十分為難，幾次有機會除掉這個惡棍，他都因師恩在前而下不去手。他與僧格林沁的幾次比武也是這樣，在他固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意思在，但別人不這麼想，洪秀全就懷疑他勾結官府。他對雪蓮、海婉這兩個一直心繫於他的女子的態度，更具有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的道德感。這樣的例子在書中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楊聯陞先生在談到俠與儒的行為方式時曾說，儒家是用個別修改一般，而俠則依普遍原則行事。馮友蘭先生也曾指出，俠的行為很多時候是“超道德”的，“比其社會所規定者高”。故在常人看來雖是違背常情的舉動，但俠仍會堅持。董海川的許多行為，只有這樣才是可以理解的。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是神，也是人類自立的一座標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這使得董海川的形象完全超越了傳統古典小說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三國演義》的關羽，《水滸傳》的武松，都是千古傳唱的英雄。《水滸傳》一百單八位英雄好漢，金聖嘆最推崇武松，稱他是“一片血誠，一片天真，一片大義”，而董海川對人對事何嘗不是一片赤子之心，純真本色？這幾句話，武松擔得，董海川就擔得。關羽人稱“武聖”，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美譽，董海川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得名“大義金剛俠”，就在殺虎口救鏢車之後，他的俠肝義膽，首先征服了心意拳大師戴文雄，不僅收他為徒，還要培養他為心意拳下一代的掌門人；而隆慶祥的廖莊主更為董海川的豪俠仗義頓生崇敬之心。其誅殺申屠霸，為其對手僧格林沁的尊嚴而殺了捻子桂三，都可見證他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氣概和道德觀。
雖然《董海川》骨子裡是一部英雄傳奇，但為了增加其可信度和真實性，在這裡，作者有意用了一些歷史文獻來突出其敘事的史傳色彩。故事開始前，他先賣了個關子，用《紅樓夢》中“石頭記”和“情僧錄”的辦法，借蔡文典的《大清武林列傳·董海川傳》，引出董海川的故事。書中還大量引用了《清史稿》《清史演義》以及一些文人的掌故、筆記，搞得虛虛實實，撲朔迷離。尤其值得讚許的，是在這部英雄傳奇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朝民間與朝廷、江湖與廟堂的博弈，乃至滿漢之間的華夷之爭，與清日之間的國家民族矛盾，作為董海川身世飄零的歷史大背景，深化了這個人物的思想內涵和認識價值，使這個人物更復雜，也更有立體感。
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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