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簡說】
俗話說：“亂世黃金，盛世收藏。”這話並不是沒有道理。亂世中錢幣易貶值，而黃金可以規避風險；盛世中買入藏品，則可以使資金升值。但是，張伯駒偏偏是一個在亂世中成長起來的大收藏家。本篇在展示張伯駒致王世襄書信手跡的同時，講述了張伯駒是如何成為“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的。
▲ 張伯駒致王世襄書信手跡(1963年3月22日)
世襄兄：
來函拜悉。琴事已經評審委會決定，今日又特提出增為一千正數，然兄仍不免吃虧，只有代館感謝而已。
脂硯已交吉林省博物館（屬館有），展覽時由館中派人與《楝亭夜話圖》一併送去。紀念會在何時開？上品何時送去為宜？祈一問苗子兄示知為荷。即請
春安！
弟張伯駒頓首三.二十二.
張伯駒與袁克文、張學良、溥侗並稱“民國四公子”。這四大公子都有一個共同愛好，便是收藏。其中，當屬張伯駒在此領域成就最大。啟功先生曾稱讚他為“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這一名頭對張伯駒來講，當之無愧。
要成為收藏行家，需具備兩種品質：一是“財力”；二是“才學”。有財無才，沒有慧眼識珠的本領，做收藏則容易上當受騙；有才學但是財力不夠雄厚，就不可能輾轉資金，買入昂貴的藏品。但凡大人物，總有些自己的情懷，張伯駒也不例外。他不僅兼具“財力”和“才學”，更是有自己對收藏的情懷，成了難得一遇的大收藏家。
一
張伯駒，1898年出生於河南項城。他的生父張錦芳是民國眾議院議員，伯父兼養父是袁世凱時期的大官僚張鎮芳。張鎮芳的姐姐嫁給了袁世凱同父異母的長兄，他們一家也成了“皇親國戚”。張鎮芳曾擔任過不少油水豐厚的要職，包括晚晴最大的鹽官——長蘆鹽運使，以及直隸總督等。1915年，張鎮芳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成立鹽業銀行，任大股東，之後逐漸退出政界。直到1928年徹底棄政從商，任鹽業銀行董事長。雖然在袁世凱去世之後，政治勢力被削弱，但憑藉多年積累和鹽業董事長一職，家中資產還是十分豐厚的。
除了家底豐厚外，張伯駒從小就表現出過人的天賦，曾自言“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古文觀止》，能夠倒背如流；唐詩宋詞，能夠脫口而出，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再加上出身名門，見多識廣，這種條件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具備的。
▲ 青年張伯駒
二
在張伯駒的所有收藏中，有一件書法藏品具有開創意義。1927年，張伯駒偶然在琉璃廠的一家古玩店，看到了一件用柳法書寫的橫幅——“叢碧山房”。張伯駒仔細近看，竟發現這件書法作品出自康熙帝的御筆，不由大喜，遂用一千大洋將其帶回家。
這一年的張伯駒剛好三十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三十歲開始學書法，三十歲開始學詩詞，三十歲開始收藏法書名畫，三十歲開始學習京劇。”三十歲成為他收藏生涯的起點。
在張伯駒的藏品中，有一幅著名的書法是西晉陸機的手書《平復帖》，距今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了。它比王羲之的手跡還要早七八十年，上面蓋滿了歷代名家的收藏印章，幾乎是所有收藏人夢寐以求的寶貝。
▲ 陸機《平復帖》（局部）
20世紀30年代初期，張伯駒在湖北的賑災書畫展覽會上，第一次與《平復帖》邂逅。此時，這件寶貝在清恭親王奕訢之孫溥心畬手中。溥心畬是與張大千是南北齊名的大畫家，自然對這封傳世名作愛不釋手。聽說張伯駒有意購買，不好意思直接回絕，便故意將其價錢太高，想嚇退張伯駒。
張伯駒明白溥心畬的此番用意，託人告訴溥心畬，如果想要轉手，請務必讓他優先購買。後來，1937年底，溥心畬因母親生病，急需用錢，將《平復帖》以四萬大洋轉讓給了張伯駒。張伯駒自然是欣喜若狂，因為這個價格遠遠低於張伯駒自己的預期。
有人因此說張伯駒的運氣好，倒不如說，收藏家之間也是惺惺相惜的。溥心畬更喜歡將自己心愛的寶貝，交給一個真正懂它、欣賞它的人。果然，溥心畬沒有看走眼，得知張伯駒獲得寶貝後，許多人都想以高價購買，但都被張伯駒以“金錢易得，國寶無雙”為由嚴詞拒絕。
三
在張伯駒的收藏生涯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寶貝，他還差點為此付出了生命。
1941年6月的一天，正在家裡陪女兒玩耍的潘素（張伯駒之妻）收到了一封綁匪的勒索信。原來是張伯駒在上海遭汪偽特務綁架，對方向潘素索要三百萬偽幣的贖金。此時，張伯駒的家裡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多年的收藏，早就花去了他們絕大多數的家產。
▲ 張伯駒與妻子潘素（中年）
顯然，綁匪是衝著他們家的藏品來的。潘素設法去看過張伯駒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瘦了一大圈，自然是心疼不已。張伯駒卻不顧安危，偷偷告訴妻子，家裡哪些字畫千萬不能動，尤其那幅《平復帖》。
就這樣與綁匪僵持了近八個月，冒著生命危險，把贖金從三百萬降到了四十萬。各路籌錢，終於將張伯駒贖了回來。在北平淪陷時期，夫妻二人為了保護這些國寶，曾將《平復帖》等字畫縫在被子裡帶到西安，一路擔驚受怕，備嘗艱辛。
別看張伯駒面對綁匪時，視藏品比生命都重要，但他骨子裡卻是一個灑脫的性情中人。王世襄曾在故宮博物院任職，從事古代書畫研究。在研究中，他想到了曾在參與清理戰爭文物損失工作時結交的張伯駒，十分想去看看有“中華第一帖”之稱的《平復帖》。他忐忑地向張伯駒提出這個想法，表示能否看個一兩次。沒想到，張伯駒得知來意後，大手一揮，“你拿回家看去”。這可把王世襄緊張壞了，這麼珍貴的文物要在自己的手裡出了點差錯可怎麼辦！
到家後，王世襄特地騰出了一隻空箱子存放《平復帖》。每次出門前後，都要打開箱鎖，看看寶貝是否還在。欣賞時，還要等到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且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淨手，帶上白手套，平心靜氣打開手卷。一個多月後，王世襄將《平復帖》完璧歸趙，用他自己的話說，“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
1949年以後，張伯駒和潘素只能靠著政府發放的微薄工資度日，應付生活都有些勉強，更別說是買藏品了。而他偏偏看中了一幅畫，對方自然是要價不菲。當時，潘素掌握著家裡的財政大權，張伯駒回家和妻子商量，潘素自是不同意。可讓潘素沒想到的是，張伯駒竟然像小孩子一樣坐在地上耍賴不起來。這可難為了潘素，地上這麼涼，萬一他再涼著了，可怎麼辦。無奈之下，只好答應了張伯駒，最終變賣了自己的首飾，又湊了些錢，才將畫買回家。
四
1956年，張伯駒與妻子將陸機《平復帖》、杜牧《張好好詩》以及黃庭堅《草書》等八幅書法無償捐獻給了故宮。文化部曾想獎勵兩位老人一張獎狀和二十萬現金，但是他們只接受了那一張獎狀。在《叢碧書畫錄》序言中，張伯駒這樣闡述自己收藏的目的——“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 杜牧《張好好詩》（局部）
1961年，張伯駒在陳毅的幫助下，前往吉林長春工作。1962年，張伯駒擔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第一副館長。在任職期間，他還將自己的三十多件書畫文物捐贈、轉讓吉林省博物館。當時，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的文化官員，握著張伯駒的手說：“張先生讓我們一下子成為了富翁。”
本篇提到的這封信正是寫於張伯駒在吉林省博物館任職期間（1963年），主要向王世襄先生講述了兩件事情：一件是古琴之事；一件是脂硯之事。關於古琴之事，是指本來由王世襄夫婦收藏的“松風清節”琴，經由張伯駒介紹，王世襄夫婦將其以一千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吉林省博物館，入館後定為一級品。張伯駒在信中向王世襄夫婦表示感謝。
▲ 張伯駒與妻子潘素（晚年）
而另一件關於脂硯的事情，說起來則頗為玄妙。這脂硯本來為“明代十能才女”薛素素所有，上面有贈送者王穉登題寫的草書五絕：“調硯浮清影，嘴毫玉露滋。芳心在一點，餘潤拂蘭芝。”這方脂硯經由多人之手，甚至一度銷聲匿跡。1953年10月，重慶大學教授、金石學家黃笑芸在重慶一舊貨攤上，再次發現了脂硯，並以25元的價格買下此硯，請求好友戴吉亮帶著它，找到了當時在吉林省博物館任職的張伯駒。經考證，確實是薛素素的舊物，買下並於吉林省博物館。
本來這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誰知這方脂硯卻再次歷經波瀾。
1963年夏，周恩來總理提議舉辦曹雪芹去世二百週年展覽。信中提到的苗子先生，從美術出版社借調到文聯參與展覽的籌備工作，當時傳聞脂硯在張伯駒手裡，苗子先生向張伯駒商借脂硯參加展覽。後來，又應日中友好協會請求，將全部展品裝箱運送日本進行展覽。飛機在飛往日本的途中，曾在柬埔寨境內停留卸貨，中途錯把展品箱當禮物箱留在了柬埔寨。日本展覽結束後，展品運回北京文化部二樓對外文化交流協會。而此時國內正在興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原負責展品保管的協會負責人受到批鬥入獄，展品卻擺在樓房過道無人問津。故宮博物院得到消息後，及時將其提供的展品檢出，運回故宮，因而故宮所提供的文物沒有受損。其他單位提供的展品卻無人敢於過問。回京後不久，苗子先生即失去自由。而這方脂硯，終於沒有在日本展出，就此失了蹤跡，至今仍杳無音信。
▲ 晚年張伯駒
1967年，70歲的張伯駒被扣上了八項“罪名”，遭到批鬥。直到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文物局上報對張伯駒的複查結論，才予以平反，恢復名譽。王世襄在《與伯駒先生交往三五事》中回憶，“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難的三年，我曾幾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齡增長，心情神態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蓮英舊宅時無差異。不怨天，不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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