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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做傾向性判斷，只列舉第三方對兩說中「隆中」的分析推論。
關於南陽版「古隆中」的解讀
——臥龍崗地形是崗，古代叫岡，崗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山，地理意義上的「崗」至多稱為「丘陵」。臥龍崗屬於八百里伏牛山的余脈，到南陽臥龍崗這個地方就嘎然而止，地形為中崗隆起，古時曾稱「隆中」，又形如「臥龍」，故又有「臥龍崗」之稱，相傳三國時期傑出政治家、軍事家、一代名相諸葛亮曾躬耕於此十年，被後人譽為天下第一崗。不少學者和史料認為南陽臥龍崗即古時的隆中，而襄陽「隆中」地名最早見於襄陽人習鑿齒的著作《漢晉春秋》一書中，習鑿齒認為襄陽隆中在襄陽城西，東漢和三國時期屬南陽郡之鄧縣，但根據相關正史史料和古代地理圖集，古隆中應在漢水以北的南陽郡區域內。而當今襄陽隆中在漢水之南，南陽郡之外。
簡述：
——南陽古隆中是對南陽臥龍崗地形的一種定義，有相關史料和學者認為，南陽臥龍崗古時曾稱為「隆中」。《輿地志》記載「隆中者，空中也。」隆中，即宛中或者空中，宛即南陽代稱，也是南陽地形的描述，臥龍崗形為隆中（中崗隆起），隆（龍）在南陽臥龍崗。《爾雅·釋山》有「宛中，隆。」南陽臥龍崗是典型的宛中隆（龍）地型。《大明一統志》這樣描述南陽臥龍崗「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百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
文史記載：
——明葉桂章《武侯記》雲：「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拜武候祠於臥龍崗，崗在郡西南可十里許，叢竹蕭蕭，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崗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
——明趙均《金石林時地考》雲：「登其頂可瞰南陽，因勢隆然，蜿而起伏，其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
——明鄔景和《祭諸葛忠武侯文》亦雲：「隆中，南陽臥龍崗亦稱隆中。」
——清代徐學謨《游隆中記》：「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雲。隆中者，為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龍山中；其[一]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即所謂八里岡。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即以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
——《隆中志》125頁所收錄的《古今圖書集成·方域匯編·職方典》卷四六一，亦見《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楊士奇《武侯祠記》有：「當漢之際，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隴畝，謳歌梁甫……去南陽城七里，有岡焉，曰臥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惟忠武侯，丁漢之際，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臥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蓁蕪……」很明顯，該文寫於南陽武侯祠，文中沒有任何與漢水南岸相關的如「襄陽」、「漢水」、「鹿門」等特定詞彙出現，雖然兩次提到「隆中」，但均表明此「隆中」在「去南陽城七里」的「臥龍之岡」，顯然，這裡的「隆中」指的就是臥龍崗。
——在詩詞方面，《隆中志》194頁收錄有明代薛瑄《望諸葛草廬》：「……曉出南陽門，馬渡消河急。舉目眺西岡，林木半蒼碧。有祠中岩峨，雲是孔明室……及來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賢哉劉豫州，三顧何汲汲。問以當世事，指掌皆歷歷。自茲出茅廬，魚水情尤密……今來望公廬……咫尺不暫即。園井定依然，遺像想猶昔。平林渺寒煙，長巒帶古色。所貴賢者居，孰不仰遺跡……」這裡的「及來隆中耕」毫無疑問是指南陽臥龍崗，非指襄陽西隆中。
——西晉永興年間李興《祭諸葛丞相文》「天子命我，於沔之陽」（「沔之陽」即漢水以北），「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金石林時地考》「登其頂可瞰南陽，因勢隆然，蜿而起伏，其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此處的隆中指南陽臥龍崗。
——西晉王隱在《蜀記》里說：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這個隆中在漢水北，可不是襄陽現隆中，襄陽隆中在漢水以南。漢水以北隆中的記載只有南陽臥龍崗。
——東晉襄陽人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個「號曰」說明不是本名，是別號、愛好或者借用，有點附會。並且這個隆中，和襄陽的隆中，還不在同一個位置上，習鑿齒指的隆中根據《中國歷史地理圖集》應該在漢水以北的南陽。
關於襄陽版「古隆中」的溯源
襄陽隆中相傳為諸葛亮舊居（一說兼躬耕地）。然而襄陽在漢魏時期本無隆中這個地名，那麼襄陽隆中的前生今世為何？
——《爾雅》雲：「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陵之大者名阿。」隆中山為襄陽城西、西南眾丘陵中最高大者，阿頭山應就是現在的隆中山。
——《後漢書》郡國四中載「襄陽，有阿頭山」這是關於襄陽所屬名勝最早的記載，東漢時期的阿頭山應是襄陽的第一山或者說是襄陽的代稱和象徵，他與襄陽的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及地理定位密不可分。
——東晉王隱《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這裡的「隆中」是否即今日襄陽的隆中呢？並不一定。因為李興謂「天子命我於沔之陽」,這個「陽」字值得研究。中國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陽,漢代也不例外。這裡的「沔之陽」,若按以慣例,便是指漢水以北,那就顯然不是今日漢水以南之隆中了。
——襄陽的隆中一名最早見於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著作《漢晉春秋》，他認為諸葛亮的家在南陽的鄧縣，號稱「隆中」。但根據《三國志》、《漢書》、《後漢書》等相關正史中從未記載襄陽城西有隆中這個地方，《中國歷史地理圖集》中，東漢和三國時期襄陽城西也沒有隆中這個地名，只有阿頭山，所以推斷襄陽隆中應指阿頭山。但習鑿齒畢竟是歷史學者，其說法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其後世的歷史學者裴松、酈道元和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其著作中沒有進行論證就直接引用了。
根據中國著名地理學家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圖集》關於東漢時期的地圖，南陽郡不包括襄陽城西的阿頭山（否定了習鑿齒的襄陽隆中說）。至於為何譚先生在身故前一個多月又發一則觀點與《中國歷史圖集》相悖的聲明「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鄧縣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鄧縣，此後隆中遂屬襄陽」並被刻碑於襄陽隆中武侯祠前，襄陽學者丁寶齋先生躬逢其盛當知個中端由；遺憾丁先生亦謝世，此事遂又成懸疑。
(學者陳家駒先生繪制的東漢歐廟—襄陽城位置圖。此「襄陽」城西二十里無隆中)
(台北故宮保存的東漢歷史地圖，襄陽城西有「阿頭山」而無「隆中」) 中華釣魚島
“襄阳说”令人啼笑皆非的二十四个学术笑话（14～24）
十四，“襄阳说”认为，《草庐对》中诸葛亮说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充分证明这次谈话是在汉水南边，因为只有在隆中才能“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又是襄阳专家在瞎猜吧？无独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按襄阳专家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说这话时是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打脸吧？《三国志》的记载怎么总是和“襄阳说”过不去？另外，《草庐对》诸葛亮说的是谁命令荆州这一上将“以向宛洛”呢？当然是刘备了。那刘备此时在哪儿呢？诸葛亮说下令的同时，“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请问襄阳专家，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讲，那“出于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对呀？可实际上刘备当时在哪儿呢？不就在诸葛亮的对面吗？在诸葛亮的对面怎么能“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呢？有点拗口吧？说白了，《草庐对》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在南阳草庐内进行的一次全国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兵棋（或是地图）推演，并未真正实现。再说了，对刘表而言，《草庐对》就是一篇谋反建言，是鼓动刘备取而代之。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谋划可能性恐怕大大低于远在二百六十里外的卧龙岗吧？《三国志》涉及“草庐对策”地点的文字中除了南阳、草庐两个地点外，没有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可以参考的地理方位，而确认《草庐对》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南阳”的解读入手，不能只玩文字游戏，猜测不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一万个猜测，也抵不住一条史料。
十五，襄阳出版的《诸葛亮躬耕何处》的学术著作中收录有某某学者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史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文中‘沔之阳’三个字，就是重要线索。‘沔’即汉水，‘阳’指南面。襄阳隆中，正位于汉水南面。”还有“襄阳论语”中有关“躬耕南阳”论证的帖子也说，“沔之阳，顾名思意就是河的南边。五行风水都讲北为阴，南为阳，故说南阳南阳也。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中华魂宝，其中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是，北水南火、东木西金，中间为土也。沔之阳，就是指汉江以南，某些人为了抢夺诸葛亮的一亩三分地，竟然颠倒阴阳，此乃天下之大笑活。河南的洛阳城池在黄河以南，故名洛阳。湖北襄阳城池在汉江以南，故名襄阳。”哈哈，这真是天下奇谈了，连“山南水北为阳”、“沔之南、洛阳、襄阳”名称来历都不知道就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还能用“笑话”来形容他们吗？不知道无所谓，信口雌黄就太丢襄阳的人了。真不明白襄阳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文章收进“襄阳说”隆重推出的学术著作中，还肉麻地吹捧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认为“某某先生的考证可谓结束了一桩悬案”。这不是故意在找“襄阳说”难堪吗？这样“八卦”的考证能“结束了一桩悬案”吗？笑话啊笑话！
十六，“襄阳说”还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奇葩观点，就是当时南阳是曹操的“敌占区”，所以诸葛亮绝不可能到“敌占区”去居住。这又是在“想当然”了，哪部史书有“布衣绝不可能”到南阳躬耕的记载？诸葛亮建安二年到南阳“躬耕陇亩”，直到建安四年曹操才到宛城演了一出“困于南阳”闹剧，随即撤回许昌，集中精力经营北方。所谓“曹占区”就是这么不长的几天时间。此后，建安六年刘表攻宛北30余里西鄂，没有曹操军队和宛城的地方军队来救援的记载，而且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当时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不言自明。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做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随后，“建安七年(202）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并在建安八年初(203），“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叶县在宛北两百余里，博望在宛东北约80里，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看出南阳郡治宛城在刘表的控制之下。而曹操在建安八年的驻军前沿是西平，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这段时间，除了曹操“困于南阳”以外，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从容自保，境内无事”是南阳郡的基本态势。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曹操才调兵南征。这么清楚的记载“襄阳说”就是不看，闷着头只管说“南阳是曹占区”，还无知的拿“博望之战”来证明宛城在曹操手里。可笑啊，所以，你是不可能指望这些把博望和宛城地理方位南辕北辙的“襄阳专家”来搞清楚“躬耕地”的，只会弄成一盆糊涂。期待那些意淫诸葛亮躬耕期间南阳是“曹占区”的专家们，冥想没有用，多看书才是正道！
十七，“关系说”也是“襄阳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认为“刘表绝不会让其故交诸葛玄的侄子去南阳那样动乱的地方，刘表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这脑洞有点儿大了，把今天的不正之风安到东汉时期了。这些有记载吗？刘表哪一点照顾诸葛亮了，给了诸葛亮什么官职了吗？如果有刘表在襄阳的照顾，诸葛亮何至于落到躬耕期间“苟全性命”的“卑鄙”地步？稍微看看史书就知道刘表是一个“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之人，不仅没有重用诸葛亮，连当时已经很为社会所推崇的外来名士如祢衡、王粲、甘宁、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人都没有委以重任。故史书称他“好谋无决，有人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再说了，以诸葛亮的智慧，能跟在这样的襄阳渣男身边吗？“其主不能守”，这就是诸葛亮对刘表的认定。刘表照顾诸葛亮的记载没有，但刘表请庞德公的事情却有，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庞德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所以，诸葛亮不远走卧龙岗，在襄阳跟着刘表等死吗？打脸吧？那些惦记东汉“不正之风”的“襄阳专家”们！
十八，襄阳第二个奇葩“关系说”是想当然的认为诸葛亮“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居住吗？”不错，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是有强烈的“汉室正统”，但建安二年时的情形绝非如此。“董卓之乱”后汉室败落，是曹操将汉献帝由长安、洛阳迁都于许昌，接着改元建安，汉室方才稳定下来。这给当时因“董卓之乱”逃到荆襄一带的北方士族以很大的希望，同时给予曹操很高的评价。南阳何颙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曹操）也。”韩嵩也对刘表说：“曹公至名，必济天下。”可以肯定的是，建安年间，在众多名士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济世之才”，而汉天子所在的许昌是众多北方名士展示才能，重归仕途的向往之地，绝非“必不敢去”的混乱地区。事实上，包括诸葛亮亲朋好友在内的众多名士都选择了“北归”这条仕途之路。弟弟诸葛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好友石广元仕魏，官拜典农校尉、郡守。崔州平后任曹魏的西河太守。孟公威亦仕曹魏，官拜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而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也北投曹操任黄门吏部郎。另外，建安二年三年时宛城并没有被曹操占领，张绣也没有到南阳来。既然诸葛亮这些亲朋好友可以“北归”许昌，诸葛亮为什么就“绝不能去”南阳卧龙岗躬耕待主呢？难道建安二年诸葛亮就知道建安六年刘皇叔要来襄阳吗？笑话！“襄阳专家”替诸葛先生想的也太周全了吧？
十九，刘备三顾茅庐时驻军新野没有争议，新野距北边的卧龙岗和南边的隆中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里。向北一马平川，向南则必须渡过汉水。秦汉期间皇帝和各地军阀为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动向制定了著名法规《擅兴法》，规定：驻防将官未经天子和上级主将的号令私自出兵，或者将官私自出界、离部，都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元勋表》载:京师宿卫军官李寿未经许可私自离开长安到城外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刘备到荆州后寄人篱下，自然处处受刘表节制，“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刘表又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对刘备“不甚信用”、“表疑其心，阴御之”。汉水南的襄阳是刘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区，而刘备的作用就是替刘表看好荆州的北大门，防区在汉水北新野至博望一带，行动必须受刘表节制。如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203年）刘表“使(备)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所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敢私自到防区以外的军事重地襄阳去的，更不可能在刘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诸葛亮密谋取代刘表，谋取荆州的“对策”。试想，鲜衣怒马的刘、关、张三人由新野到隆中，必须渡过水阔流急的汉水，战乱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刘表关防和探报，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难道他还想再来一次“马跃檀溪”吗？从这一点来看，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北上卧龙岗，而绝不可能南渡汉水到蒯越的防区襄阳隆中去“策划”谋反刘表的“对策”！
二十，在躬耕地问题上，襄阳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跟诸葛亮唱反调。我们先看看诸葛亮自己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而襄阳怎么说的呢？1，南阳不是南阳，是“襄阳”；2，诸葛亮不是真躬耕，而是“假躬耕”，真隐居；3，诸葛亮不可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绝不可能去南阳那样的“乱世”“苟全性命”。他只能在襄阳“绿洲”高谈阔论。4，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不求闻达于诸侯”，襄阳偏偏说诸葛亮躬耕时连郡守职位都不屑一顾；5，诸葛亮说他躬耕时地位“卑鄙”，襄阳偏偏说他是“高富帅”，广泛结交高门世族，娶了沔南名仕的女儿黄月英（也不知哪本书记载有黄月英三个字，八成又是瞎编）；6，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住的是草庐，襄阳偏偏说诸葛亮住的大瓦房，“屋基极高”“雕薄蔚彩”“有避暑台”“有井，广五尺”。你看看，争诸葛亮躬耕地不以诸葛亮说的为标准，而是自立一套，连诸葛亮都得听襄阳的，天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学术争论吗？另外还有一些襄阳专家说“躬耕于南阳”是个“伪命题”，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奇了怪了，既然襄阳认为诸葛亮是“假躬耕”，那就把隆中认定为“诸葛亮假躬耕之地”好了！笑话啊，“伪命题”和“假躬耕”之地也值得襄阳绞尽脑汁、头破血流的去争吗？
二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极其固执的观点，一口咬定南阳郡一定是跨过汉水管辖隆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原先东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隆中属南郡。而在襄阳出面开了一个会后就将东汉和三国时期两郡以汉水为界修改成南阳郡跨汉水向南绕着隆中兜一个圈子，从而将隆中圈进南阳郡的著名《地图集》了。我就奇怪了，初版两郡以汉水为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改动版跨汉水将隆中划给南阳郡的依据又是什么？大量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包括汉水北岸新设邓城、鄾二县同属襄阳郡的史实可以弃之不顾吗？魏晋时期汉水南北都属襄阳郡了，中间的隆中怎么可能不属于襄阳郡？《汉晋春秋》原书早已散轶，现在能看到的是后人所集，你怎么保证“南阳郡邓县”这几个字不是后人擅自所加？何况《汉晋春秋》也没有说这个“南阳郡邓县隆中”在汉水南岸啊？你们的“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悖！除了邓城、鄾二县，《襄阳县志》还记载今襄阳县汉水北岸“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打脸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这一带的地理状态，襄阳西的万山属于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而西边不远的泥嘴（现在改名卧龙镇了，改名似乎是襄阳的特长）根据湖北学者石泉先生考证和当代《襄阳县志》记载则属于中庐县，《资治通鉴》也记载“西山，谓万山以西，中庐县诸山也”，这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万山和泥嘴中间就窄窄的几里路，往南山沟七八里就是隆中，住着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亩耕地，襄阳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虎豹出没，民国时期交通还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就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襄阳为什么就是不能管辖？而南阳郡为什么非要在万山和泥嘴中间这个窄缝插进去管辖这个小山村不可？魏晋以后更是要穿过邓城、鄾二县，以及后来的安养、樊城二县弯弯曲曲输卵管一样管辖这个汉水南岸的小山村。两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这种无厘头的“周公之礼”吗？这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二十二，在躬耕地的争论中，“襄阳说”经常拿“隆中”“隆中山”来证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阳如果不在隆中，为什么叫《隆中对》啊？”。笑话，且不说《隆中对》的名称清代才出现，以前都是叫《草庐对》，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阳的啊！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是东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个隆山毫无疑问位于文中所言的“沔之阳”，《水经注》则具体记载为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该山坡道平缓，马车可直上山顶，几十公里外的卧龙岗历历在目，与李兴所述丝丝入扣。而“隆中”之名则是王隐的《蜀记》引用李兴碣文的加注，由隆山变为“至隆中”，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应该还在沔之阳的湖阳。而此时汉水南岸襄阳西则根本没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记载。100余年的襄阳人习凿齿才“号曰”了一个“隆中”。何谓“号曰”？就是“给它安个名”的意思，今天襄阳不也把泥嘴镇“号曰”成了“卧龙镇”了吗？“号曰”毕竟是嘴说，与事实则大相径庭。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刘弘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哪里的“亮宅”？刘弘为什么非要先去登山“远望”才能回过头来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闾”？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让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是一场闹剧啊！
二十三，对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说”有近乎于疯狂的宠爱，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习凿齿之后一提“隆中”多数指的都是襄阳。但是，襄阳对“隆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宠爱就不对了，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丢人品。因为在历史上，卧龙岗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叶桂章《武侯记》）“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南阳武侯祠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记载：“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学谟《游隆中记》也有：“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这些记载说明，“隆中”地名南阳卧龙岗也曾经拥有。当然，明代以后，南阳人可能更喜欢“卧龙岗”这个名称，故而“隆中”逐步为襄阳所有。当然，襄阳人现在占有“隆中”地名我们不反对，但一股脑把历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点“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页所收录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见《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杨士奇《武侯祠记》有：“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浦，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在诗词方面，《隆中志》第194页收录有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河急。举目眺西冈，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贤哉刘豫州，三顾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页收录还有清代樊王俊《谒武侯祠》：“千秋王业想英风，此日登临一拜公。数里平岗横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鱼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阳耕钓少，白云流尽淯河东。”另外，清代戴上遴《谒武侯祠》诗：“隆中莘野皆三顾，淯水磻溪第一师。从容细看平沙处，可有先主旧马蹄？”（见于襄生《隆中志》第216页）“襄阳说”编者将这些古文、诗词收入《隆中志》就是认定此文写的是襄阳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来这写的都是“南阳隆中”，“襄阳说”张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讨没趣吗？这就是襄阳“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该怎么寒碜这些“主编”了。当然，看不出来只是水平问题，而偷梁换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问题了。有个襄阳丁先生曾经的你在《隆中志》中收录了唐代诗人胡曾的两首诗，冠名《隆中山》，其一：“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见《隆中志》第101页）咋一看，这两首诗应该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诗南阳《卧龙岗志》也有，名称为《咏史诗•南阳》。这就针尖对麦芒了，同一首诗，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两个地点，肯定是一个真，一个假，孰是孰非？查查这首诗的来源《全唐诗》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为《咏史诗•南阳》，第三十首为《咏史诗•渭滨》，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两首胡曾的诗，但名称不是“隆中山”。显然，《隆中志》在胡曾诗的收录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错误手法，误导了读者。这些行径除了笑话就是人品了。在2002年的汉中诸葛亮研究会上，北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先生把“卧龙岗亦为隆中”的论据一经提出，襄阳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无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说：“怎么，只许南阳在隆中，而不许隆中在南阳吗？”一席话说得会场中一片哄笑！
二十四，“襄阳说”在与南阳网友争辩时（好像有些襄阳学者也曾经津津乐道过)，文革时期南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明确承认“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于是乎便陷入了一片阿Q式的狂欢之中，反复拿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呜呼，“襄阳说”是不是“技穷”了，“文革”时期的小册子是史料吗？，颠倒黑白年代的产物能作为证据吗？说白了，“襄阳说”的顶点就是文革时期到教科书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加上普通民众包括大多数历史学者没有认真研究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河南以及大多数南阳人当时也都认为诸葛亮所言“躬耕于南阳”是襄阳隆中，所以，河南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书籍并不奇怪。另外，学术研究并不是以省籍划分的，河南人到现在也有“襄阳说”观点的学者，而襄阳也有“南阳说”观点的学者。我们都应该包容，这些书籍和个别人的观点对诸葛亮躬耕地最后的认定不具有价值。河南人观点的反转始于教科书事件，当有人在教科书上炮制“南阳，东汉郡名。在湖北襄阳一带”这样的既无耻，又可笑的所谓躬耕地结论的时候，以及襄阳潘正贤之流在网上肆意辱骂南阳人，叫嚣让“南阳卧龙岗假诸葛亮躬耕地见鬼去吧”之后，彻底激怒了河南人。经过网友以及河南学者的大量研究，这才发现原来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上的所有言论都是一些极为可笑的谎言，于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有目前“南阳说”对“襄阳说”的绝对优势。北师大教科书的注释，人教社教科书对“躬耕于南阳”和隆中的注释改动就是这种态势的具体体现。
奔流到海不停留
襄阳南阳之争的根源在哪里？就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上。
图一，隆中在汉代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所以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没有错，与习凿齿“亮家宅，南阳郡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是相符合的。
图二，是吉林省地图，吉林省有个吉林市，跟汉代南阳郡有点相似之处。
假如，”诸葛亮”说躬耕于吉林，而诸葛亮真正在吉林长春躬耕学习。当若干年后，政府区域重新划分，把吉林省撤销了。吉林省里有个吉林市，吉林市开始成了老赖，把”诸葛亮”在长春躬耕学习的事情说成吉林市了。于是，就会有长春市与吉林市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了。同理，襄阳与南阳之争就是这个道理，时代在变迁，政府区域也在不断变迁。仅凭诸葛亮一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没有说服力的，是站不住脚的理由。
南阳人民要记住汉代有个毛南阳郡，有个宛城县，而没有真正意义名称的南阳县城。
隆中这个地方，汉代被南阳郡邓县管辖，现在管不了啦。所以，彼南阳非此南阳，彼襄阳也非此襄阳，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只付笑谈中！
铁路之旅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襄阳市，南阳人襄阳的"阿头山"拉十几里远，实在可笑。
国家早就认定在襄阳了，可是几个南阳喷子，天天小看天下人智商，自欺欺人。
为了戳穿他们的谎言，请大家看清中央政府的结论！
提醒辣语
一九四七年商务印书出版的《辞源》酉部二十五第1387页关于诸葛亮的字条：相陽都人。字孔明。隐居隆中。戌部七十二第1580页关于隆中的字条：山名。在襄陽縣西二十里。汉末诸葛亮隐此。山畔为草庐。山半为抱滕石。隆起如墩。可坐数十人。下为躬耕田。縣南十里有卧龙山。二十里有伏龙山。皆为武侯名。历史上的有名的工具书可做证。孔明隐居于襄阳隆中。南阳的文痞流氓可以去查。放弃狂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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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结论：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明确襄阳是诸葛亮学习、生活地方，同时指出现在南阳市只是记念地方。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招集全国的历史、社会、地理、考古学专家做了诸葛亮居住地的专题研究认为襄阳，三年后再次肯定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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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的都不要信，就按照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一，其二，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三，人人皆知的谜语，南阳诸葛亮，稳坐军中帐，排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四，岳飞路过南阳，手书出师表。
戈壁明珠28
首先请问湖北佬，刘备是从北往南的还是从南往北的？答案是刘备等人在南阳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然后在南阳诸葛亮出山的第一仗就是火烧博望。博望现在南阳市东北，距南阳二十多公里，属方城县辖区。然后在新野两次抗曹。说是襄阳的，难不成博望和新野古代也是你襄阳的？襄阳距南阳一百多公里在古代需行军两日。与历史记录的几场战争也不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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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真真的史料：
最早记载
一、最早记载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传曰：“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治所在襄阳）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出山之前的活动轨迹一直在荆州牧刘表附近，躬耕时和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交往，当时他们都在襄阳学习。相反，诸葛亮传中除了诸葛亮说了句“以向宛洛”以外，没有提到半点宛城，诸葛亮的活动范围也离宛城几百里。
二、最早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晋王隐（陈郡陈县人，今河南淮阳人）的《蜀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明显提到“至隆中，观亮故宅”，和“昔尔之隐，卜惟此宅”很明白的指出隆中就是他家，也是当时躬耕的地方。另外《晋书 刘弘传 陶侃传 李密传》里都对这段的历史背景有所记载，包括《资治通鉴》，很明显永兴中刘弘驻的是襄阳（南阳说领军人物、博物馆副馆长张晓刚撰文故意篡改史料说刘弘当时驻宛，令人不齿） 石小生对此脑洞大开，写了4片臭文，妄图颠覆至隆中，观亮故宅的史事。下面是他的雷语： 1、传所谓伏龙、凤雏，正在于此，亦隆中也。该碑文也可作为上述推测的一个辅证。(传字很重要) 2、当然，上述几点都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后世的碑文只能参考，不能作为定论的证据。但“南阳说”的解释显然比“襄阳说”的祭拜两段论和“沔之阳”即为隆中的解释更靠谱些。（亦隆中比真正的隆中更靠谱？） 3、《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有：…. 亦隆中也。 在西晋以前襄阳附近没有“隆山”、“隆中”的地名。（小生该不会想的是西晋比《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时代晚吧？） 4、刘弘“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祀活动与勉县一带武侯遗迹的地理方位十分接近。（他忘了“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之后的“惜尔之隐，卜唯此宅”吧，想把三顾地也搬到定军山去吧） 5、至此，对《蜀记》“沔之阳”的解读就有了隆中、南阳、勉县三种说法了，应该说三种说法都不能以现有史料肯定“于沔之阳”为其中之一地。依我之见，三说中勉县说为五成，南阳说为三成，襄阳说仅两成矣。当然，这只是个人看法（全靠猜测，个人看法就成了五成、三成、两成。不知道他这比例得来的。考证刘弘至隆中，竟然通篇不引用有关刘弘的历史记载。） 6、“隆中”一名开始出现在一些野史之中：《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引东晋王隐的《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在他的眼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汉晋春秋》、《太平御览》、《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都是野史，但好像他忘了卧龙岗到元代才和诸葛亮因“传”才联系的，之前没一个“野史”记载） 7、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小生考证这件事竟然通篇忘了主角刘弘，对晋永兴中刘弘动向不加任何考证！！！ 8、这些记载表明，刘弘这次奉“天子命我”的官祭，如不去诸葛亮葬身之处的沔阳武侯祠，而去他年轻时的尚无任何纪念场所的隐居、躬耕之地寻访旧宅，是不可思议的。（他又忘了“至隆中，观亮故宅”！！胡扯把观亮故宅说成去诸葛亮葬身之处，这是多大的BUG啊？ 奉“天子命我”的官祭，竟然碣文通篇不提“官祭”之事） 小生的脑洞是多么的发达啊，仅仅依靠一句话就杜撰出几篇长文，可他忘了碣文后面的内容，忘了前后照应。想想也正常，他前面撒的谎，后面要不断的去圆谎，怎么能不出差错呢？
三、是东晋著名史学家xi凿齿（襄阳人）。习凿齿在其著作《汉晋春秋》中说：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和诸葛亮自称“躬耕南阳”并无矛盾）他在其著作《襄阳耆旧记》中说：“庞德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诸葛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公于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 “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对于xi凿齿如此详细、明白的记载，是躬耕卧龙岗说永远的噩梦。于是他们杜撰了：《晋书 习凿齿传》中有此文字记载:“齿好著述,而文辞散乱,矛盾相冲。其书意可观者,皆父兄所代,文体混漫,羞涩难解者,齿之撰也。”故意抹黑xi凿齿，妄图颠覆躬耕隆中说。但是《晋书 习凿齿传》并没有这样的记载，相反全是对习凿齿的称赞： 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 另外《晋书 习凿齿传》中也记载了（桓）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习）凿齿相亲善。凿齿即罢郡归，与秘书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北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习凿齿关于亮家的描述非虚。
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xi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 之后还有很多，包括《资治通鉴》等在内的历史典籍都承认“亮家在隆中”“躬耕在隆中”，一直到现代，并没有任何文献，任何人对上述文献表示反对。就在一二十年前，南阳说的几个代表人物杜撰史料，猜测臆测，只对襄阳说的证据挑刺，不拿自己的证据，说以上史料有误。妄图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弄假成真，但史实是改变不了的，这样的人只会令人不齿，遗臭万年！！
再
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也是近二十年来诸葛亮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似有必要回顾一下南阳襄阳之争的来龙去脉。 南阳襄阳之争，从无到有，到争执不下，到暂时平息，到共识，到风云再起，到激烈，到白热化，到难于止息……已经六百余年了。回顾历史，预测未来，告诉今人与后人，使之明白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个中情由，当是《隆中志》书的一个责任和义务。至于说争论的孰是孰非，其实历史早有定论，不必要再多作赘述，这里只是把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提供给读者。 一、宋以前的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无“南阳说”。 最早记载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传曰：“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治所在襄阳）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亮答曰：‘……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刘表长子琦（时住在荆州首府襄阳城），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阴规出计”。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当时荆州所辖七郡之一，辖37城，郡的治所在宛县。时“隆中”属南阳郡邓县所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治所襄阳），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躬耕地只可能在当时荆州的首府襄阳附近，但在襄阳附近的什么地方并不明确。 最早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晋王隐（陈郡陈县人，今河南淮阳人）的《蜀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接着是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襄阳人）。习凿齿在其著作《汉晋春秋》中说：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他在其著作《襄阳耆旧记》中说：“庞德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诸葛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公于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 “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随后是南北朝、唐、宋时期的文献也都明确地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80《居处部》8《宅》；卷177《居处部》5《台》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南朝梁鲍至《南雍州记》说：“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77《居处部》5《台》上）。 唐房玄龄《晋书•习凿齿传》说：“（桓）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习）凿齿相亲善。凿齿即罢郡归，与秘书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北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昭明文选》唐李善注引《荆州图副》说：“邓城旧县西南一（十）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刘歆七言诗曰：‘结构野草起室庐’”。 唐徐坚等辑《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8《山南道七》，第182页）说：“葛井（襄阳记曰，岘山南八百步，西下百步，有习家鱼池。荆州记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余，口广一尺五寸，垒砖如初，已上襄州）”。 唐吴从政《襄沔记》说：“（郡南），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使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80《居处部》8《宅》）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第529页）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进”。 “刘琦台，县东三里。琦与诸葛亮登台去梯言之所也”。 “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 唐孙樵《刻武侯碑阴》说：“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天厌其热，洎献烬矣。武侯独愤激不顾，收死灰于蜀，欲嘘而再燃之，难乎为力哉！是以国称用武歧、雍间，地不尺阔，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贤，宁靡筹其不可也？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谷，终儿女子乎，将驰驱死备志耶！由是核武侯之所为，殆庶几矣。然跨西南一隅，与吴、魏抗国，提卒数万，绰绰乎去留，无我技者，是亦善为兵矣”（转摘自《全唐文》卷795）。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5《山南东道四•襄州》）说：“诸葛亮宅，按蜀志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今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 北宋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卷308，第3635页，中华书局1960年6月版）说：“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5）说：“初，琅邪诸葛亮寓居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 “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水镜；故德操与刘备语而称之”。 南宋李石《祭诸葛武侯庙祝文》说：“呜呼！定中原之鹿、斩海上之鲸，可与共天下大事者，古今一人。……我生何艰，逢天不辰，恨不得亲拜隆中而周旋谈笑，迩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龙之鳞。悯禾黍之萧条，悼江汉之沦湮，既无英雄可以闻倜傥之论，樵夫、渔父、酒卮、豚蹄，争求媚于明神”。（摘自《四库全书》之《方舟集》卷14） 南宋郑樵《诸葛亮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遂家于南阳之邓县，相距襄阳城西二十余里，号曰隆中。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初，亮在荆州，与元直及汝南孟公威、颍川石广元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晨夜抱膝长啸，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问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及先主屯新野，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先主问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时徐庶亦见先主，先主器之，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早孤，从父玄依刘表，亮从玄来荆州。玄死，遂家于南阳隆中。幼与颍川徐元直及石广元、孟公威游学，三人务为精熟，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问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乡欲还，亮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逍遥而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人莫测也。惟与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庞德公，每独拜床下，而德公亦称之为‘卧龙’。沔南名士黄承彦谓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才堪相配。’亮许，即载送之。时人为之谚曰：‘莫学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建安十二年，左将军豫州牧刘玄德来荆州，访世事于襄阳司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左将军于新野，左将军深器之，庶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左将军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左将军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说：“维嘉定二年月日，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知襄阳军府事充京西南路安抚使都总管刘光祖恭诣伏龙山威烈武陵（灵）仁济王之祠，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汉丞相忠武侯之神： 维诸葛公，矫矫犹龙。躬耕南阳，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吕比踪。时非三代，炎运欲中（终）。姑谓管、乐，王图霸功。谁其知之？有鹿门翁。拜翁床下，心敬高风。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维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系所逢。昭烈大度，三顾始从。言践道远，志存数穷。拜表出师，涕泗横纵。渭水秋咽，草庐夜空。呜呼！兴汉曰武，托孤曰忠。经千万年，仰止弥崇。南国之纪，山川秀钟。偶来自蜀，汉水抚封。皆公故国，祗谒遗宫。借公余略，潜折敌冲。惮公德威，华夷所同。载祝襄人，永护柏松。尚享！”（转摘自明正德年间所修《襄阳府志》卷19《艺文•祭文》）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82，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下同）第2653页说：“万山：元和郡县志云，在襄阳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 第2654页说：“蔡洲：在襄阳县东北汉水中，后汉蔡居其上，因名。葛井：按荆州记云诸葛亮宅有井。隆中：郡国志，县西七里——汉晋春秋，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苏东坡‘隆中诗’云：‘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 第2657页说：“作乐山：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荆州记云，诸葛亮尝登所居山作乐，又云习凿齿隐遁之所。” 第2658页说：“独乐山：盛弘之荆州记云，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三顾门：诸葛亮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 第2661页说：“学业堂：孔明读书之所，谓之学业堂，在江之南。” 南宋魏了翁《成都朝真观记》说：“余尝考（诸葛武）侯之故宅盖在隆中。然自谓有桑八百株、薄（四）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则成都亦有家也。” 南宋郑如桥《祭诸葛忠武侯文》说：“惟公挺生汉末，尚志隆中，忠肝义胆，妙算神功，拥膝长吟，不求闻达。三顾一起，捐身灭贼，两朝开济，三分定倾。伯仲伊、吕，讵管、乐论？天心去汉，渭滨星陨。天下奇才，谁然火井？栖神沔堧，巍巍定军，忠魂英气，昭映古今。吁嗟乎！惟公所罹，目击神伤。何当翼佑，用奏清宁。侨也观风，汉上莫遏。虔诚沥酒陈词，冀鉴冀歆！”（录自《勉县忠武祠墓志》卷5） 以上历史文献记载，都十分明确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而且也十分明确地说东汉末隆中归荆州南阳郡邓县所管辖。南阳当时是一个郡名。南阳在哪里？犹如问河南、湖北在哪里一样，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所以当时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史学家们都一致指出是在南阳邓县之隆中。从魏晋一直到宋代一千多年间根本没有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城西七里卧龙冈”之一说。 二、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城西卧龙冈”之说的出现，始于元代至大年间。 “南阳说”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最早出现于元代。是由于南阳武侯祠和诸葛书院的修建才出现的。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最早建于元代，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春动工建诸葛书院，至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秋建成，费时3年多。诸葛书院建成后，元代人程钜夫代皇帝撰写《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一个名叫康孔高的人首修《南阳府志》，将元代程钜夫撰写的这块碑收在《南阳府志》卷11。这块程氏碑文说：“臣谨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冈阜隆然，隐起，曰‘卧龙冈’，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这里指明南阳卧龙冈“相传”是“汉相忠武侯故居”。所谓“相传”，是指民间传说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并没有肯定就是。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程钜夫在给皇帝代书《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时沿用的是民间传说，使用的是“相传”语句。 康孔高修的《南阳府志》卷11还收有一块《汉丞相诸葛武侯庙碑》，未见碑文作者的名子。此碑说：“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冈曰‘卧龙’，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前政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祀焉”。这里说的是“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仍然是指的民间传说。因此，上述两块碑文都没有肯定地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但是，康孔高所修的《南阳府志》（计12卷）却引诗文，录王直撰写《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将上述两碑所说的民间传说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地附会为就是诸葛亮故居。将元代《敕修南阳诸葛武侯书院碑》文中，“相传”“俗以为”的民间传说，衍变为“诸葛武侯尝居于此”。可是，康孔高的《南阳府志》毕竟还把元碑所载的传说和他的诗文及祠祀肯定为隐居地同时并存在志中。 直到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才以皇帝的名义确定所谓“卧龙冈是诸葛亮躬耕地”。“题额”云：“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冈’，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也”。从此，“南阳说”就出现了。
以上这些，再说看不懂，那真是认知问题了，要么就是死皮赖脸不承认！
古代地理类的著作《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对山川、河流等记叙详细，对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也有记叙。两部书记对隆中发生事件记载诸葛亮住此地，出山之前就在这。相反，对宛城附近的卧龙岗，只字不提，前者可能当时还无其名，后者没有诸葛亮在宛城附近事件！，所以无所记载了！
《清一统志南阳府》一《山川》：“卧龙岗，在南阳县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盘绕，相传诸葛草庐在焉。”此指叔夜隐居地。（看清楚，是相传）
请南阳拿卧龙岗半点史书记载来！不服来辩，请勿绕道！
最后看社科院结论：
198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3年后（199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出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