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05期
作者｜李喬
原題《張國燾：一個“‘左’得發狂”的人物》
張國燾
“文革”中流行的血統論、唯成分論和打擊知識分子之類的極左成分，其實早在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下的蘇區就已有過，但知之者不多。要想真正瞭解“文革”，就不能不尋找一下它的歷史根源。
這裡只談一個人物，看看他在蘇區是怎樣搞血統論、唯成分論的，怎樣仇視和殺戮知識分子的，怎樣冤殺了大批紅軍將士的。張聞天曾評論此人“‘左’得發狂，右得可恥”——此人就是張國燾。
“肅反”中的血統論、唯成分論與冤殺知識分子
上世紀30年代的幾大蘇區，由於王明路線的橫行，都發生過極左傾向，特別是“肅反”擴大化，“左”的問題尤為嚴重。張國燾是鄂豫皖和川陝兩大蘇區的最高領導人，他搞的“肅反”擴大化，冤殺了大批無辜的紅軍將士和群眾，殺人之多，至今無法統計出準確數字。
在被冤殺的無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識分子。毛澤民曾在一份向共產國際告狀的材料中，力陳張國燾濫殺的罪惡，說張國燾“處決了那裡的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毛澤民《黨內某些重要文件的讀後感》，現存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在搞“肅反”擴大化的幾大蘇區中，贛西南的李韶九、湘鄂西的夏曦、閩西的林一株、贛東北的曾洪易、陝北的戴季英，都冤殺過許多忠勇、無辜的將士，但在大批冤殺知識分子這一點上，他們都難以比肩張國燾——張可謂“蘇區知識分子的災星”。
搞血統論、唯成分論，視知識分子為異類，原本是當時共產國際某些人的歪論和做法。他們認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間勢力最危險”，中共“領導機關必須工人化”。於是，“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便被共產國際安排做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此人後來成了叛徒。
張國燾當過駐共產國際代表，對共產國際這一套既熟悉又極感興趣，執行起來像打了嗎啡一樣興奮。他在《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提出：凡是知識分子，凡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這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即使參加了革命，參加了紅軍，入了黨，甚至在黨政軍內擔任了領導職務，也不可靠。在張國燾眼裡，知識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地富子弟更是天生的“反革命”，可靠的只有工農分子。
張國燾搞“肅反”時，將這種血統論、唯成分論發展到了極端，對知識分子打擊的嚴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據徐向前等老同志回憶，“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的，不論表現如何，一律嚴審；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一律嚴審；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天書的，上過私塾的，一律嚴審。對這些審查對象，或關押，或清洗，或殺掉。張國燾還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審查對象，除了審查本人，還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衛幹部還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老繭、皮膚黑白來判斷好人壞人，誰要是戴眼鏡，口袋裡彆著鋼筆，便極易被懷疑為壞人。（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若干老同志回憶錄）
張國燾的荒唐發明：“減三加三”“四個必然”
張國燾歧視和打擊知識分子，有兩個荒唐的發明，筆者把它簡稱為“減三加三”和“四個必然”。
張國燾曾公開宣佈：“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張國燾在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見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這就是張國燾的“減三加三”，是對知識分子出身的紅軍將士的公然歧視，也是張國燾拉攏工農幹部、打擊知識分子幹部的一個法寶。與這“一打一拉”相聯繫，張國燾還信口胡編列寧的指示，說列寧講過要“兩個工農分子監視一個知識分子”。（莫文驊《許世友在延安受審真相》）這無疑是在製造工農分子和知識分子的對立。（張國燾還胡編過馬克思的話，說馬克思講過，“無風不起浪”。）
“四個必然”是什麼呢？即“知識分子必然出身富農地主，富農地主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這是張國燾為殺害知識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將士提出的歪理。如此荒謬的邏輯，在張國燾的威勢下卻暢行無阻。
黎時中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參加紅軍前曾在四川宣漢縣政府當過學監，張國燾便據此認為黎是反革命。黎時中質問捕人者“證據何在”，回答是：“你混進紅軍前當過國民黨政府的學監，是宣漢有名的臭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哪個不是地主富農的崽子？地富哪個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殺掉，所以你這個知識分子就應該殺掉！”結果黎就被殺掉了。（何福聖口述、羅學蓬撰文《貼身侍衛的回憶：紅黑黃白張國燾》）
張國燾的這兩個發明，既是歪理邪說又是政策行動，就像兩把刀子，使鄂豫皖和川陝蘇區不知多少革命知識分子飽受打擊，人頭落地。
張國燾殺知識分子，先從大知識分子殺起。誰上過大學，誰留過洋，是要先殺掉的，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爾後，再殺學歷低的小知識分子和只上過一點私塾的土知識分子。有兩個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張國燾對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戒心和殺心。
一是四方面軍總部參謀徐深吉差點被殺。一次，張國燾跟幾位參謀閒聊，談到農民推磨的力學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話，提到牛頓定律。張國燾馬上瞪圓了眼睛說：“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識，大知識分子吶，居然知道牛頓。”徐深吉見他說自己是大知識分子，嚇壞了，好幾天睡不好覺。後來因陳昌浩說情，才免遭厄運。
二是團長秦基偉差點被殺。一次，秦基偉到參謀處領東西打了個領條，字寫得還可以，被張國燾看見了，他頓生疑竇：“我看秦基偉能說會道，還能給參謀處寫領條，像個知識分子。”於是，便找秦基偉談話考察，談話後撤了秦的團長職務，調到總部參謀處當普通參謀。多年後，秦基偉與徐深吉談到了這件事，說：“我才讀了一年私塾，算什麼知識分子呀？退一步說，就算是知識分子，那該重用呀，怎麼反而撤職呢？”看來秦基偉只按常理想問題，完全不瞭解張國燾的心思。徐深吉在總部工作，是瞭解張國燾的，他對秦基偉說：“其實那時候知識分子與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義詞”，“你沒被砍掉腦袋算是天大的造化！”（楚春秋《秦基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這兩個例子看得人心驚膽顫。知道牛頓竟然是罪過，會打領條也是罪過，總之，有點知識就是罪過，就有反革命嫌疑——這就是張國燾的邏輯。
還有一個例子。紅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曾與張國燾在列寧召集的“東方和平會議”上見過面，按說很可靠了，但張國燾並不放心。王維舟回憶說，張國燾“懷疑我是知識分子”，在川陝蘇區時，他不採納我提的許多建議，他搞“肅反”時我險些遭他毒手。（王維舟《川東遊擊戰爭時期》，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
張國燾殺知識分子，是與他存心剪除異己結合在一起的。許繼慎、周維炯、曠繼勳、曾中生等許多有知識、有卓見、有功勳的高級將領和幹部，都因為張國燾認為不聽話，視為異己而殺掉了。胡底是“龍潭三傑”之一，因反對張國燾搞分裂，當眾責罵張“是軍閥、法西斯”而被殺害；廖承志因反對張國燾的“肅反”也差點被殺掉。
排斥知識分子與濫用工農幹部
張國燾搞唯成分論，是兩頭走極端：一端是排斥知識分子，一端是病態地濫用工農分子。
例如，張國燾仿效碼頭工人向忠發被安排為總書記，也弄了個抬過滑竿的青年熊國柄當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在川陝蘇維埃政府內，張國燾撤掉了知識分子幹部楊克明（曾任三十三軍政委）的內務委員會主席職務，換上一個不識字的婦女張廷富；撤掉了知識分子幹部張逸民（曾任旅參謀長）的文化委員會主席職務，換上一個做兒童團工作的16歲的向思爵；撤掉了政府副主席羅海青，換上了一個文盲司務長祝義亭；撤掉了監察委員會主席餘典章，換上了一個文盲趙健章。此外，張國燾提拔的省土地委員會、糧食委員會、裁判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少華《張國燾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工農無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如此病態地將大批工農幹部、文盲幹部抬上高位，換掉有經驗的老革命，對革命事業是有利還是有害呢？徐向前曾談到當上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熊國柄：他“人倒老實，但能力太差，形同虛設，實際上是秘書長黃超當家”。（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在軍隊方面，張國燾的唯成分論搞得更厲害，致使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少而又少，工農分子幾乎佔了四方面軍的全部。徐向前曾統計過，四方面軍除總部保留了張國燾、陳昌浩、曾中生（後被殺）、傅鍾、李特、黃超、餘篤山、朱光、張琴秋（陳昌浩原夫人）等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外，軍級以下幹部幾乎是清一色的工農分子。
張國燾在軍中不僅排斥已有的知識分子，還特別防備工農分子轉化為新知識分子。他不願讓工農分子識字、學文化，提出“不識字的兵就是好兵”的荒謬口號。這無疑是在搞“愚軍政策”。以致在四方面軍中形成一種普遍心理：既輕視學文化，覺得沒文化也可以打勝仗；又怕學文化，怕一有知識會沾上知識分子嫌疑而被清洗、殺害。結果在三大主力紅軍中，四方面軍中文盲最多，一些師團級幹部竟不識幾個字，連作戰命令也不會寫。這給四方面軍軍政素質的提高造成了嚴重障礙。
張國燾這樣做，除因政治上極左外，還有個人目的：他想在軍中建立個人的軍閥式統治，他想學曾國藩，把部隊搞成只服從他一個人的“張家軍”。
知識分子是對他實現這一目的最不利的一群人。張國燾知道，知識分子有頭腦，會獨立思考，不易擺佈；而工農分子思考力較弱，易盲從，好擺佈。所以，他便把知識分子弄得越少越好，使工農分子離文化越遠越好。曾在鄂豫皖蘇區與張國燾共過事的成仿吾深知張國燾的心機，曾評論說：“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幹部有文化，有能力，有鬥爭經歷和經驗，不易為張國燾矇蔽和支配。”（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按說，張國燾本人也是知識分子，還是名校北京大學的學生，他的家庭更是世代詩書之家，但他為什麼對知識分子這麼仇視和冷酷呢？知識分子不好擺佈當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恐怕還因為他是共產國際和王明路線的堅定追隨者。在階級分析問題上，他又是個極端主義者。此外，張國燾性格偏狹、頑固、乖張、跋扈、冷酷、睚眥必報，也是原因之一。
濫殺造成了“紅軍與群眾的惡劣關係”
在革命隊伍內部，張國燾對待知識分子是排斥和敵視，對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就更是敵視和妄加殺戮。
據研究者統計，川陝根據地在張國燾領導的“肅反”中被殺掉的幹部群眾達兩萬人。（溫賢美《川陝革命根據地研究綜述》，載《川陝革命根據地論叢》，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有大量知識分子，包括很多小知識分子。趙曉鈴《1933年四川兵災》一文，記錄了在張國燾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某些紅軍士兵殺戮通江、南江、巴中、宣漢等地知識分子的慘況。如記：“有何熙周者……曾任匪部宣傳員，後以智識分子，亦被殺。”智識即知識。又記：富家子弟易長生，“在高小讀書，匪二次入通江時，將長生拉到平溪坪，認為智識後裔，富家子弟，例應處死……匪等稱智識之人心有七竅，富人肚內有油……”又記：宣漢“學校操場內，發現深坑一所，內有女屍百具，皆著女學生服”。
這些記錄都是當時的新聞報道，所用“匪”字是當時對紅軍的慣稱、誣稱。但所記史事是真實的。半個世紀後，四川大學歷史系師生到川北收集革命史料，一些老人還提起當年的血腥事件，與當時的報道大致相符。其實，這也是可以想見的：張國燾對自己屬下的革命知識分子尚且冷酷無情，更不用說對社會上的知識分子了。
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張國燾的錯誤的決定》中有一句話：“他對於創造紅軍模範紀律的忽視，造成了紅軍與群眾的惡劣關係。”對社會上知識分子的濫殺，顯然是重要原因。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裡得意地說過一句話：“一般人覺得通南巴出了一個‘真命天子’。”這是在吹噓民間有神化他的傳說。但他從未檢討過自己手上沾過多少通南巴群眾和知識分子的血。
任弼時曾談到過蘇區時期殺人太多的錯誤和教訓：“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在蘇維埃時代殺人殺得太多。”這殺人太多，既是王明的罪惡，也是張國燾的罪惡。小平同志曾慨嘆，“左”的東西很可怕，好好一個局面，也會讓它斷送掉。張國燾就是一個起勁搞這種可怕的“左”的東西的人。
張聞天說張國燾“‘左’得發狂，右得可恥”
查張國燾之史可以發現，此人一貫有“左”癖。關於張國燾一貫的“左”，可以給他排個履歷。
其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左”。中共一大上，張國燾主張中國需要馬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說他是個醉心於左傾名詞的“瘋子”，是痴人說夢。
其二，在黨的中心任務和國共合作問題上“左”。黨剛成立時，中心任務應該是實行國民革命，但張國燾認為應該主要搞工人運動，向資本家做鬥爭。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他曾是個死硬的反對派，被共產國際代表稱為“左傾宗派主義者”。（達林《在中國的回憶錄》）
其三，他有“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偏激思想。張國燾在中共三大上提出，大會應該做一個寧可錯誤，也要“左”一點的決議。他說：“也許我們是錯誤的，但是我們寧可保持‘左’，因為‘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容易改正。我希望這次會議通過一個略‘左’一點的決議。”（人民網2002年9月20日《光輝歷程》引黨史專家陳鐵健講述）
其四，在對待國民黨愛國將領上“左”。愛國將領吉鴻昌曾準備起義投奔紅軍，但張國燾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殺害了其談判代表，使起義流產。對起義或投誠過來的國民黨部隊，張國燾從不真正相信，他多次對親信說，對起義或投誠部隊，只要槍、要兵，不要官。這種“左”的政策讓敵軍知道了，哪個軍官還敢起義？
其五，在西安事變問題上極左。事變爆發後，中共領導人起初多主張殺蔣（這很自然，因為十年內戰積怨太深），但很快便轉變為和平解決方針，而張國燾仍“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毛澤東說，“我們接到捉了蔣介石的消息後，他（張國燾）舉出幾十條理由要求殺蔣介石”。（《毛澤東年譜》）
其六，在蘇區經濟、財政政策上“左”。張國燾曾提出“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極左主張。張國燾只要發現國民黨的鈔票，就下令全部燒掉，實際上等於燒掉了大批物資。部隊每打下一個城鎮，對財主家的貴重物品如珍貴瓷器、名貴傢俱等，張國燾都叫一律砸個稀巴爛。
通觀張國燾一生的經歷，可以說，他的“左”是滲透到骨髓裡的。
但要說張國燾光“左”不右，則差矣。實際上，他是既“左”且“右”，都佔全了。張聞天概括張國燾犯錯誤的特點是：“時而‘左’得發狂，時而‘右’得可恥”。徐向前評論說：“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張國燾的右傾錯誤，例如他當過陳獨秀右傾主張的欽差，因阻撓南昌起義差點被殺掉；任弼時說，那時的張國燾“是代表極右思想的”。張國燾因犯右傾錯誤，曾得過一個“老雞婆”（老機會主義分子）的譏稱。
張國燾一生還有過兩次變節行為。一是他早年當全國鐵路總工會領導人時被捕，供出了一批共產黨員。這是解放後在敵偽檔案裡查知的。再就是他最後投靠了戴笠，成了右得不能再右的叛徒。
餘話
前些年，四川建了一處“川陝蘇區將帥碑林”，裡面建了一座張國燾半身雕像。雕像朝南，意寓張國燾曾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像下刻了一副對聯，對他一生作了評價：“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辨忠奸留史冊；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
川陝蘇區將帥碑林裡的張國燾塑像
對聯寫得不錯，對張國燾一分為二。若論全人，張國燾對中國革命還是有功的，特別是在建黨、搞工人運動、建立蘇區等方面，都有過值得在黨史上寫一筆的功勞。但誠如對聯所說，“將功難補過”，張國燾對中國革命的損害遠超過他的功勞。筆者以為，對張國燾可以用“倒三七開”來評價，過大於功，奸大於忠。徐向前說：“張國燾這個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這是對張國燾才德的評價。張國燾有才無德，所以一干起壞事來就壞得沒邊兒。張國燾有始無終，由忠而奸，品質不好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凝視著互聯網上“川陝蘇區將帥碑林”的張國燾雕像，筆者在想：時光磨洗，青史無情，你這當年不可一世的張主席，總覺得知識分子不可靠，覺得誰都是反革命，但到頭來，叛黨反共的恰恰是你自己。你不覺得愧對那些被你冤殺的烈士麼？
閱讀更多 柳州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