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的李杭大哥
2018年6月21日上午十時十分李杭大哥離開了我們。他的遠行似乎是冥冥之中註定的。6月初，執意要去嘉峪關的意念完全鎖定了他的心態，是因為眷戀那片曾經為之貢獻無數汗水的土地，還是牽掛著那裡的兒孫？不可得知……
在西行的火車上，由於地勢的增高，對於一個已經患有嚴重肺纖維化的老人來說潛伏著極大的危險，他窒息了。然而不知是頑強的意志還是上天的眷顧，杭哥竟然堅持到達了嘉峪關，住進了醫院，送進了搶救室，在全家人的陪護下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一）
在我的記憶和認識中，李杭大哥是冶金戰線上的老兵，忠誠的老兵。
1952年2月，19歲的他畢業於長春會計專科學校（現長春大學），此後一直工作在冶金系統，從鞍鋼到湘鋼、到酒鋼、到山東冶金工業總公司，直到退休。如果我們把他工作過的幾大鋼鐵基地連成一條軌跡就會看出，他確實做到了“那裡需要到那裡去”的號召。
1958年我讀初二，正趕上大躍進，全民大鍊鋼鐵。我們北京女八中後院小操場上也壘起了幾座小土爐，說不上鋼花飛濺，但是每位同學卻是心花怒放，因為大家都在為爭取鋼鐵產量達到1070萬噸的目標奮戰著。對於當時13歲的我來說，熱血沸騰，深深的埋下了一種意識——鋼鐵可以強國。
此時的李杭大哥已經在鞍鋼工作6年了。
鞍鋼是我國幾個老鋼鐵基地之一，是經過國內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之後百廢待興的局面中首推的鋼鐵工業振興之地，做為年青的財會專業人才，李杭的人生由此起步了。
李杭與同班同學夏雨生在鞍鋼結了婚，安了家。他們倆人堪稱是珠聯璧合。對雨生大嫂，我不知道祖輩上有什麼基因，對李杭大哥財會方面的特長，我始終抱著神秘的疑問，因為他的父親李苦禪先生是連“糧票”“麵票”都不肯用心分清楚的大藝術家；他的生母凌成竹女士長於繪畫，以教授中國畫終其一生；凌女士的弟弟就是赫赫有名的電影導演凌子風……我真想不明白，在這些非常具有個性的藝術家群體中，李杭的穩重內斂和嚴謹的邏輯推導，以至細心、耐心，是怎麼和遺傳基因統一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絕對是把黨的召喚，國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湖南建立湘鋼時，他倆做為骨幹被調了過去。那是1958年9月，天氣的潮溼、悶熱，真讓長期生活工作在東北的人受不了，但是去支援湘鋼的人們沒有退縮，當時年青人心中是沒有“講條件”的任何訴求和理由的。他們工作業績的突出受到了尊敬和矚目，所克服的困難也是現在年青人難以想象的，他們的四個孩子出生地也是天南海北的，兒子李明、雙胞胎女兒李榮、李莉出生於鞍鋼，小女李弘出生於湘鋼。
1956年李杭、夏雨生的長子李明出生，攝於鞍山。
1966年10月，甘肅酒泉鋼鐵廠需要一位財務科長，李杭、夏雨生又被調去，在那裡一干就是十三年。
我們瞭解大慶，瞭解大寨，瞭解航天人，瞭解潛水艇，是因為新聞報道文藝宣傳有力度，可是對冶金系統，與各大鋼鐵基地的發展，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小說等宣傳卻不精彩也不充分。如果有被人們知道的大概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新聞電影介紹的鞍鋼“老孟泰”呢！而我由於身邊有李杭夫婦的工作軌跡，似乎和鋼鐵戰線也親近了許多。每逢聽到《我為祖國獻石油》這首歌的時候，我都會聯想到鋼鐵戰線的人們和石油戰線的一樣，為祖國的建設奉獻著自己的全部青春年華和生命！
由於雨生嫂患了腦膠質瘤，手術後在西北工作有問題，1979年5月，他們申請調到山東省冶金工業總公司，回到了濟南，李杭擔任了財務處副處長。
也許他們並沒有胸帶大紅花被領導表揚，被眾人簇擁，但他們生活得很真實，工作得很踏實。我記得，在一次偶然與杭哥的聊天中，說到雨生嫂在湘鋼工作時，因為算盤使用的得心應手，出類拔萃，被人們稱為“南霸天”，在這兒可不是反意，倒是在當地“無出其右者”的讚揚。
進入冶金工業總公司後，趕上查賬，工作繁重複雜，然而李杭這位剛來不久的財務處長，卻在很短的時間內顯露出他的能力，被人們稱為“查賬專家”，多亂的賬，經他一過手，問題出在那兒很快釐清，造假賬的隱蔽處逃不過他的火眼金睛。
我很敬重這樣的人，紮紮實實、不溫不火、毫無鋒芒，然而卻像一位莊重多能，樸實碩壯的金剛力士，令人望而生敬，且可信任依賴。
這就是我們的李杭大哥。
（二）
幸福的家庭都是同樣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卻有各自的不幸——托爾斯泰在《安列·卡列尼娜》書中的這句話觸動過無數人的心，我也如是。高中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懷著激情初次讀到這句話時，彷彿被醍醐灌頂了一般。現在的我心中倒生出許多疑惑，大概是由於自己已經走到了七旬年紀，對“幸福”與“不幸”有了屬於“中國式思考”的體會和認識了。
1928年秋，林風眠先生南下杭州，奉命組建杭州國立藝專，1930年聘任苦禪先生為該校教授，每月三百塊大洋。此時的李苦禪三十一歲，風華正茂，充滿活力，於是拜別白石老人，攜妻子凌成竹離京赴任杭州。
西湖之畔，一座座二層小樓居住著杭州國立藝專的教授們，其中就有苦禪先生一家，1932年李杭就在這裡出生了。
兒時的李杭
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李苦禪先生支持革命的青年學生，被校方辭退，在1934年憤然北上，隨之他所營造的小家也由於妻子的離去而解體了。
當苦禪先生帶著兩歲的李杭回到北平之後，只好仍舊回到凌家，委託岳母凌老太太幫助撫養孩子。至此父子二人一直住在柳樹井2號凌家的小院裡。
李杭先生的媽媽和姥姥，攝於1950年
在這十多年（1934——1948）中，國家經歷著抗日戰爭，北平淪陷的災難和解放戰爭的艱難，父子二人相依為命貧困交加地經歷著人生中最艱苦的一段。
由於苦禪先生不給日本人幹事，辭去了一切職務，只靠賣畫為生，收入極不穩定，此時由學生黃奇南介紹他認識了冀中八路軍情報站負責人黃浩，接受了他的領導，在柳樹井2號的小院設立了八路軍情報站。那時來往人員頗多，吃飯就是個大負擔，苦禪先生在接到購畫定單後，就得連夜趕著畫，即便是結了賬很快也就花光了。他的住所成為幫助和轉運革命青年的隱蔽之處。
1939年因“通共嫌疑”苦禪先生被日本特務上村喜賴抓去嚴刑審訊，在北大紅樓地下室扣押刑訊28天。為了“放長線釣大魚”苦禪先生被釋放出來，但那時人已不成樣子，頭髮鬍子又亂又長，手指被竹籤子扎得又青又腫，小腿上被打爛的肌肉流著血……
七歲的李杭，看到父親的這種樣子，不顧一切撲過去，抱著父親大哭起來……，杭哥每每憶及此事都是淚流滿面。父親的言行是最真切的身教，對於李杭來說，此後的艱苦生活接踵而至，無一不是銘刻在心：與長他五歲的小舅舅凌靖一起去賒粥、到當鋪去送當、打零活；他倆為了掙點錢還跑到張家口險些被土匪抓去了……看著因為母親的出走而絕望的父親痛苦地喝大酒、狂吸菸的樣子，李杭害怕極了，生怕再失去父親。淪陷的日子不好過，經濟的困難使這個家常常斷炊。那時苦禪先生到前門老爺廟與藝人們一起唱戲、練武，發洩自己的憤悶，小小的李杭總是跟在父親的後邊，苦禪先生的悲憤隨著他那高亢的嗓音和戲詞釋放了出來，他聽懂了。
1939年，名票紀文屏（右一）是苦禪先生的京劇老師，李杭也跟著跑龍套，左邊孩童即為李杭扮演。
直到李杭十歲的時候，苦禪先生才組織了新的家庭，1942年與李慧文女士在濟南舉辦了婚禮，新的家也就落在了趵突泉邊的剪子巷。
1943年11月次子李燕出生，因為出生在北平，古為燕（yān）地，苦禪先生為他取名為燕（yān）。兩個兒子相差十一年。李杭出生時，苦禪先生是領取每月三百塊大洋薪水的大學教授，而李燕出生呢，卻是北平淪陷，苦禪先生沒有正常工作，沒有什麼收入的時候。更可怕的是，當時苦禪先生正住在醫院裡，發著高燒、處於昏迷狀態，患著十分危險的斑疹傷寒。11歲的李杭到父親友人家奔走哭訴，幸虧有魏隱儒等摯友跑前跑後，尋醫問藥，才得生還。因此在李燕還沒滿月的時候，就由母親呵護著回到濟南去了。
李燕能夠真正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已經五歲了。那是在徐悲鴻院長聘請李苦禪先生到國立藝專任教後，安排了李慧文女士到藝專醫務室任工作的時候。至1949年因“藝專”改為“美院”悲鴻先生再次發了聘書，苦禪先生的家庭才算是真正安定下來。
此時17歲的李杭仍住在姥姥家。由於家庭的困境，1950年1月畢業於北京第六中學的李杭，考入了長春會計專科學校，不得不離開一直呵護他的姥姥，離開了自小生活的北京。幼時的艱難為他的獨立能力和吃苦耐勞的性格鋪下了厚重的基礎。畢業之後他在冶金系統的走南闖北，使他沒有機會再回到深愛的北京居住生活，同時也放棄了從小跟著父親塗塗畫畫的愛好，走出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人生軌跡。
弟弟李燕雖然出生在這個家庭的貧困交加之時，五歲移家北京之後，得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成長環境。由於徐悲鴻院長的聘請，父母工作的穩定，保持住了基本的生活。然而當時社會上對大寫意國畫有偏見，苦禪先生被安排到工會去賣電影票，每月18塊錢的工資，為此才發生了他奮筆疾書，給赴法勤工儉學會同期學習的老同學毛潤之（毛澤東主席）寫信一事。
毛主席給徐院長回了信，使苦禪先生得以回到教學崗位。夫人李慧文十分敬業地在中央美術學院醫務室的工作，也得到師生們廣泛的讚揚。在這種逐漸好轉的條件下，李燕考入了美院附中，進而在美院國畫系就學，繼承了父業。
一個遠離了父親，一個始終跟隨著父親，在後來的十年動亂中，遠在嘉峪關的李杭雖然也有壓力，但畢竟是在大西北，而李燕則是與揹著“反動學術權威”帽子的父親一起被關進了“牛棚”，經過了一番“煉獄”。
1974年3月在“批黑畫”時期，李苦禪先生住在兒子李燕家裡，李杭來京，父子三人的合影。
我把身邊這兩個人的真實的“故事”歸結出“中國式的思考”再回到“幸福”與“不幸”的話題上。生活中的“幸福”與“不幸”的概念和感覺，不斷地被人們用文字和語言交替使用著，但從李杭、李燕兄弟的經歷中，就可以體會出“吉凶順逆”，這些構成“幸福”與“不幸”的基本元素都是在社會的動盪，家庭的變化中不斷地演繹和改變著的，那些基本元素是和國家、和個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用現在的話說是“大環境”與“個人能力、素質、機遇”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許多因素既無法預料也無法掌控，只不過“幸福”與“不幸”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和別人的“評論”而已。
生活的文學性和藝術性體現在每個人周圍，融合在我們的思想認識和情緒之中，重要的是在於自身能否敏感地發現與自覺地接受罷了。下面的這一幕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奔馳在嘉峪關的火車上，86歲的李杭老人發生了窒息，火車上沒有任何搶救設備。他側躺在雨生大嫂的懷裡，臉憋得通紅，大口大口地喘著氣。這是在鬼門關前的掙扎！急切無助的女兒李榮一邊哭著一邊努力地拍打著老人的背部，氣氛十分緊張，然而命運之神卻放過老人一把，竟闖過了最危險的那一刻。
火車到站，急救車已經在等候了。
進住醫院經過搶救，李杭大哥稍微緩解。在清醒意識的支配下，他對周圍的孩子們說：“在火車上，躺在你媽媽的懷裡，我就是死了也是幸福的！”
“幸福”！原來是這麼真切，這麼平實，又是這麼深刻！這就是李杭對幸福的詮釋。這種詮釋積於李杭的人生經歷和他全部的生活內容，源於他對親情、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和體味。
（三）
1983年6月初，北京進入最悶熱的季節。苦禪老人每天仍堅持寫字畫畫兒。那時還沒有空調，室內完全靠電扇解暑。當時日本長崎孔廟邀請老人書寫一副儀門楹對聯。苦禪先生自撰聯句為：“至聖無域澤天下，聖德有範垂人間”，書寫兩次，選出一幅交付日方。因暑溼太重，李燕始終伴在老人身旁。
誰知這幅楹聯竟成了老人的絕筆之作。
10日深夜，由於在家中突發痰湧，無法得到及時的搶救，11日凌晨老人溘然離世。
對於這樣一位始終以愛國至上的老人的突然離去，家屬和後輩應該怎麼做？這是擺在全家人面前必須選擇的考題！是愛護他，繼承他的信念和意志，還是背離他的主張？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到，苦禪先生是堅守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他的言教，身教為全家豎立了一個標杆，子女後輩對他的深愛融合成為一種信念：那就是“誰都不應該背離他！”
夫人李慧文和子女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一個充分展示苦禪先生作品的紀念館。經過三年的準備和協商，李慧文率李杭、李燕與山東濟南市政府簽署了捐獻證書，選擇了趵突泉公園西側的萬竹園，設立了紀念館。
1986年6月11日萬竹園內莊重肅穆，李苦禪紀念館開幕式在這裡舉行，院子裡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友人、弟子和親屬二百多人。李慧文老人代表全家捐獻了三百多件苦禪先生的畫作，一百多件古畫、文玩和老人生前用過的物品。濟南市政府任命李慧文為榮譽館長，李杭、李燕為副館長。這一舉措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反響，廣大群眾和畫界的人們，對苦禪先生的家屬及後人的義舉，給予了高度的讚揚。時至今日，這座內容豐富的紀念館已經成為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
人們都會有一種同樣的感覺，那就是隻有距離才能產生客觀完整的認識。即使最親近最熟悉的人，在和他的接觸中總會受到情緒，親疏和一些是是非非的干擾而產生偏見，當他遠離了我們，才會產生真正地客觀地以社會和歷史的眼光、角度清醒地評價他的可能。
當苦禪先生離開家人之後，當家屬把他的作品捐獻給國家之後，當他的作品按時間順序張掛展示出來之後，當他的收藏文玩重新擺上畫案之後，做為後輩子女的內心經歷了一次次的起伏和觸痛，這裡面有親情、有思念、有快樂、有慰藉。當然對於夫人李慧文來說內心需要的更是堅強，而這種堅強首先要得到長子李杭的支持，這是不言而喻的。李杭兄嫂得知老人的心願後給以了全力配合，大大安慰了李慧文老人的心。如果用現在倡導家風的語言來概括，那就是李慧文與李杭、李燕等子女們推進和落實了老人確立的“所謂人格愛國第一”的家風。
1986年五十四歲的李杭還在冶金廳上班，每逢休息日，他就騎著自行車到紀念館裡來執行這個不領工資的副館長的職責。
苦禪老人的青銅像安放在石榴院北房正中間的位置。李杭常常靜靜的坐在門外的臺階上，似乎陪伴在父親的身旁，往事並不如煙，人生的一幕幕浮現在他的腦海。風輕輕地吹過，鳥喃喃地細語，在這難得的片刻休憩時，杭哥心中萌生了強烈的願望，“我要畫畫兒！”他決心拿起畫筆，實現孩童時的心願，從臨帖習字開始，研習大寫意花鳥畫。
自退休至80多歲，他的畫從臨摹到創作，得到了人們廣泛的認可。杭哥並不是想當什麼“大師”、“巨匠”……他內心更真切的是為了補償做為苦禪先生長子沒有繼承家學的遺憾，重拾起童年的愛好。杭哥自己起了個名號——“魚丘後人”便可印證我的推斷。老家高唐縣原有一湖，名為魚丘湖，以此為號既古拙又有出處，充滿了杭哥對父親的出生地，對家鄉的眷戀之情。
李杭、孫燕華在商議文稿，2017年11月
每年到老人的祭日，杭哥都會帶著子女和孫輩來此祭奠。他精心地觀察著每一間畫室，多次地與管理方協商，及時地把紀念館裡的情況向北京李慧文老人彙報。每逢木瓜熟了的時候，他都會從館裡院內摘下幾個送到北京，擺在苦禪先生的像前……做為長子，李杭大哥盡職盡責，直到他八十四歲患病以後。
2017年12月李杭來京一家人團聚。左起：鄒勵農、李琳、李燕、李杭、夏雨生、孫燕華、李健、田辰。
2017年秋末，李杭大哥的肺部纖維化更嚴重了，經過一段治療大為好轉。他決定來北京，約上分散各地的四代人一齊來！並且一定要在天安門前照張全家人的合影。
2017年11月，李杭全家攝於天安門。
2017年11月，李杭夫婦攝於天安門。
大大小小的家人們陪著他漫步在天安門廣場，老人眼中含滿了淚水……如果旁人不能理解，我能理解。在他那一代人的心裡祖國是最神聖的，天安門是國家的象徵，對國家的深愛彷彿只有在這裡才能得到釋放。李杭的一生雖然是走南闖北，但他忘不了自小生活的北京，忘不了在這裡與父親度過的艱苦歲月，忘不了自己為國家建設而付出的奔忙勞碌的日日夜夜……如今自幼居住的柳樹井2號凌家小院兒已經拆了，自己常去的五十年代中央美術學院煤渣衚衕苦禪先生居住的宿舍也改建成樓房了，和他情感維繫最深的就是天安門了！在廣場上他邁出的每一步都是人生樂章中的一個音符，一個旋律，心中、腦海、眼前的景物、腳下的步伐，構成了李杭創作的交響曲，而珍貴的全家合影就是那高潮旋律的重音。
第二天，李燕一家和親友在中國園林博物館大廳靜候著李杭一家的到來，他們彙集在《世紀英傑寫豪情》——李苦禪藝術展的大廳。兄弟二人靜穆地帶著一家幾十口人詳細地參觀了展廳中苦禪老人的所有作品，繼而在苦禪先生巨幅大畫《盛夏圖》前合影留念。最後在場家人李杭、李燕、李明、李欣磬、孫燕華合作了一張畫兒，這是李杭老人病後的第一次動筆，他一邊笑，一邊說，“手上還生著呢！”當我寫到此處時，那日的情境歷歷在目，杭哥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
2017年11月4日全家人合影
結 語
也許有人會奇怪，你怎麼能夠如此地瞭解李杭先生？
北京人形容關係密切常用“父一輩子一輩”，我們便是這樣的情況。我的父親孫之儁與苦禪先生是國立藝專的同學，相識很早，他們都是當時美術界相當活躍的青年，與王森然、王青芳、趙望雲、侯子步等當年的精英們相交甚密。他們創建了“中西畫會吼虹社”便是突出的例證。苦禪先生帶著杭哥住在柳樹井2號的時候，我的父母住在相當於現在民族宮後身的下崗衚衕，步行不過十多分鐘。1943年我父親在柳樹井5號院的旁邊買了一塊四四方方的空地，蓋了自己的房子，門牌設為丙五號，與二號之間只隔著三個門。此時雖然苦禪先生已再婚，但由於新家安置在濟南，直到1948年他與夫人李慧文重聚後才離開柳樹井。杭哥一直生活在姥姥身邊，所以他上學和工作後的許多情況我都是聽凌姥姥跟我母親說的。
在柳樹井居住了二十多年，鄰居們相處得非常和諧，尤其是與凌家和徐家。徐東鵬大哥長我三歲，住在三號，後院與凌家相通，共用一個廁所。他家也有一番遭遇，自幼與姥姥、母親相依為命。東鵬與杭哥和凌靖（五舅）自然十分熟悉，稍長便習畫，國畫向苦禪先生求教，西畫的啟蒙老師是我的父親。在最困難的浩劫歲月東鵬大哥和他的母親劉貞姨了以我極大的幫助。人們常說，遠親不如近鄰，我們幾家就是這樣過來的。
2018年6月26日在濟南李杭大哥的靈堂裡，齊聚著李燕和我、李琳的家人、李健、田辰一家，還有大舅凌子風、五舅凌靖的子女們和徐東鵬大哥，這是些相互慰藉著走過大半人生的親友。大家圍坐在杭嫂身邊，此時的相互體諒安慰和依傍是那樣的真誠、那樣的親近，這些最熟悉李杭的人們一起緬懷著杭哥，為他送行。
李杭大哥走了，但是他的寬厚、隱忍、謙和與正直深深地留在了我們的心裡，讓人思念，永遠地思念……
孫燕華
2018年溽暑於北京
閱讀更多 英傑培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