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與時代共舞
「 在時代洪流中，任何個體都不重要，但個體努力匯聚成文化是重要的。」
採訪｜I蘇心卿
文｜Wang 先森
版式｜何未
圖｜貓眼
近幾年在電影發佈會上，跳迪斯科及“擦玻璃”（霹靂舞）會成為他調節氣氛的固定節目。
賈樟柯曾經集傷感的詩人和敏銳的社會學家於一體，這是梅雪風對“舞王”賈樟柯的評價。
賈樟柯上部作品《山河故人》，國際媒體給予勝贊，《江湖女兒》則繼續入圍了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賈樟柯的電影一度被宏大綁架，另一個緯度，他越來越熟練地用精短的寓言及隱喻去接觸這個世界，但卻對人越來越沒有興趣。黑白文娛特約記者於東三環對談賈樟柯，秋天，北京最好的時節，儘管他的行程被切割成若干個半小時，在疲憊包裹中，賈樟柯的回答還是一如既往的敏捷。
這我們嘗試接近於賈樟柯呈現的江湖。
為什麼賈樟柯的電影女主角被趙濤承包了？
柏林影帝攜手意大利影后的一次碰撞，他們的表演讓人看到雷電交加。採訪開始就跟賈樟柯開了個玩笑；他一句話敏捷的化解了。
《江湖兒女》劇情橫跨17年，從2001年的大同，南下到三峽奉節，最後鋪開到新疆大漠，7700公里的旅程，這也是女主角巧巧與廖凡的“江湖”軌跡。
賈樟柯回憶，片中有一場戲，斌哥知道巧巧此時對他已是有義無情，他還是極力而艱難地要維護自己的尊嚴。
依舊是《三峽好人》同款鵝黃襯衫、馬尾和礦泉水瓶，《江湖兒女》裡出獄後的巧巧，遍尋斌哥，終於說出那句追問：“我為你坐了5年牢，有些話還是要說清楚的。”
特別認同作家王泡小泡的觀後感：
“你的江湖有金錢，有地位，有面子，有女人，有大山大河，有衣錦還鄉。我的江湖裡，只有你。”
“我已經不是江湖上的人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面的斌哥抽著煙，躲避著巧巧的眼睛。作為曾經的江湖中人，他早就深知“咱們這種人，遲早會被幹掉的”，因為“有槍的人，才死的更快。”
我經過的最大的風浪，是和你的愛情。這一句文案也足夠點題。
賈樟柯的電影中，趙濤基本算半個製片人，趙濤基本上什麼都幹。趙濤聯合化妝師+燈光師+攝影指導，組成了一個“江湖兒女皮膚管理小組”，最後對巧巧幾個年齡段的妝化都有了很好的年代呈現。而在人物聲音處理上，趙濤找了三個位置，從年輕時比較清脆、尖的音律過渡，越到後面越往下壓的變化軌跡。
劇本期時，趙濤參與劇本創作，她收集了很多資料、案例，甚至包括庭審記錄。有一天趙濤對賈樟柯說，巧巧身上似乎有佘愛珍的影子，就是那位涉及黑幫、槍戰、入獄、逃亡，一生波瀾壯闊的民國女大佬。
趙濤還建議賈樟柯，應該從江湖，拍到兒女，江湖是對兒女的一個界定，而賈樟柯一直關注和聚焦的東西更宏大，趙濤對細節更敏感。
賈樟柯對趙濤從來不吝讚美，賈樟柯的電影的核心和魂，趙濤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廖凡在戲中從二十五六歲演到四十多歲，也把斌哥複雜紛亂的一生演繹得精準而穩當。
16年前，賈樟柯的《任逍遙》，故事的主角就是斌斌和巧巧，當時影片中他們還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江湖兒女》中，斌斌成了“斌哥”，巧巧也步入中年，斌哥穿著《任逍遙》裡的白襯衫，巧巧出場，服裝和造型都是《任逍遙》中的感覺，兩人最後在在《三峽好人》的時空中相遇。賈樟柯的新作品中開始疊加自己的作品符號，這樣處理的初衷是源於他的偶然發現。拍《江湖兒女》期間他調取DV素材觀看，看到《任逍遙》《三峽好人》的素材。他認為由此而生的是“更加輕鬆、隨意的一種創作，而不是很討巧地為自己立傳。”
《江湖兒女》中，賈樟柯通過一段愛情提煉出了近20年的社會變遷史，賈樟柯的江湖野心，區別於杜琪峰和《教父》，呈現一種中國普通老百姓人背後日常遵照的人際關係的原則。
賈樟柯一直想拍一部關於江湖的電影，這想法可以追溯到他大學時期，不單寫街頭的熱血，也要寫時間大跨度對個體的雕塑。對於賈樟柯本次的野心，就算拍江湖，其意圖也是一箇中國人大半生江湖呈現了中國人的背後人際關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複雜亦有情義，這種江湖，不像《教父》裡的江湖，也不像杜琪峰電影裡的江湖。
談及這個頗具武俠風片名的由來，賈樟柯說是源於《小城之春》導演費穆之作。
在一次拜訪《小城之春》女主角韋偉女士的過程中，賈樟柯得知了這個名字《江湖兒女》，一聽就非常喜歡。在他看來，江湖意味著複雜的、激盪的、變化劇烈的時代和危機四伏的社會，兒女是有情有義的人。
無論有情有義，還是無情有義，都是沉甸甸的命運。對於《江湖兒女》中這個情義江湖，他希望是一言難盡的感覺，因為兩人橫跨十七年時長；又是五味雜陳的，酸甜苦辣說不清；同時還有一種人在江湖不自知的感覺。
就像斌哥的“出世”反應，也不能說是自我意識退縮。賈樟柯認為，這種選擇也可能是一種進化，只不過在商品社會進化中把珍貴的東西迷失掉，那種人和人之間無關經濟利益、最赤誠的東西丟掉了減弱了。
賈樟柯曾經在採訪中表示，作為一個好導演，最需要具備的素質是“通情達理”：不管拍什麼樣的類型，什麼樣的故事，什麼樣的年代，你處理的都是人的感情，能夠理解人，能夠通情達理，是帶給電影一種內在精神的基本條件。
很多時候，賈樟柯的電影對於時代及宏大命題及隱喻的處理，要遠大於他電影的人物，於是就少了一份鮮活和生動，賈樟柯則表示，在時代洪流中，任何一個個體都不重要，但任何一個個體的努力匯聚成文化是重要的。
從1995年的《小山回家》到2018年的《江湖兒女》，賈樟柯記錄的人物換了一撥又一撥，但始終是小人物與大時代的角逐較量，人物是時代背景上的微小的註解。
20餘年的變遷，於創作者本人又是怎樣的體驗呢？
“一言難盡，水滴石穿”，用這八個字概括賈樟柯的20年，足矣，卻又不盡然。
到《江湖兒女》，他意識到自己是在做長篇小說式的寫作，當然長中短沒有高低之分，就是特別著迷於漫長時間裡人情、人際關係的改變，並把它放在一個長時間裡去結構，“重要的是把這些人這些年生活的感受寫準”。剛拍電影的時候，賈樟柯覺得電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時至今日，他認為，這世界改變得太慢太慢了，尤其是某些思維模式並沒有任何變化，當然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但對創作者來說，這種困擾幾近不可承受。
摒棄“視電影為生命”的觀點，賈樟柯表示越來越相信文化的能量。“不要強調個人能力，在時代洪流中，任何一個個體都不重要，每一個個體的努力匯聚成文化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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