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蕪：流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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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像一條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像河一樣，歌著，唱著，歡樂著，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這是我國現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艾蕪一生遵循的座右銘。
艾蕪，1904年出生於四川新繁，原名湯道耕，筆名劉明、吳巖、湯愛吾等。他開始寫作時，因受胡適“人要愛大我（社會）也要愛小我（自己）”的主張的影響，遂取名“愛吾”，後慢慢衍變為“艾蕪”，從此，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鮮為人知了。
艾蕪出生於沒落的封建家庭，祖父是清末秀才，幾次投考，未能中舉，從此便一心為鄉人教書，培養子弟。艾蕪自述，祖父深感“教‘四書’、‘五經’的私學，越來越沒有前途了”，因此“祖父從不強迫我走他的路子”，“而家人也不希望我走父親一樣的道路”，理由是“工資少，兒女如果多了，就養活不了”，“母親主張進教會學校，父親反對”，“我父親就主張我進軍閥辦的步兵學校”。早期深受新思潮影響的艾蕪，“感覺到來自家庭、社會以及小學校的知識，和雜誌、刊物掀起的宏大思潮一比，確是太貧乏、太狹窄了”，於是他決定到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尋找更新的思想。
1925年艾蕪從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後，便帶著微薄的旅費，經川南到達昆明，靠在紅十字會做雜役維持生計。艾蕪在《我的青年時代》裡系統地記述了這一時期的生活：“儘管這個職業是給人打掃屋子、倒痰盂、跑街送信、做號房等等一類的卑賤事情，並不適合一個做過四年師範學生的身份，但這在我卻一點也不感到羞恥的……我只是一個被飢餓趕在街頭流浪的年輕人，要尋找工作，猶如沉在水裡的人想抓住救生圈一樣。”
在繁重的工作之餘，艾蕪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研習溫德華士的代數和幾何，補習英文為投考香港大學做準備；同時他還在《雲波》半月刊上發表新詩，為一家旅行社撰寫遊記文章。北伐戰爭開始後，艾蕪前期深有感觸的“勞工神聖”的夢想開始幻滅，於是他辭去紅十字的雜役，再次流浪。他徒涉雲州、順寧、永昌、騰越、幹崖，通過古爾卡鐵橋，進入緬甸克欽山的茅草地，到達八莫，因無法尋找到合適工作，又退回名叫“芭蕉店”的客店當夥計兼任老闆子女的家庭教師。
艾蕪這段流浪生活直接成為他創作的素材，《漂泊雜記》《荒山上》取材於到昆明的流浪經歷，著名的《南行記》和《南國之夜》直接取材於緬甸之旅。艾蕪在《〈南行記〉重印序》中寫道：“河是喜歡走著不平的道路的。在沒有礁石的地方，河便躍起銀白璀璨的水花，歡樂地笑了起來……人也得像河一樣，歌著，唱著，歡樂著，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
1927年9月，艾蕪再度前往八莫，得萬慧法師幫助才得以在八莫立住腳跟，併成為緬共第一小組的新成員。此期間的生活，艾蕪曾於1978年撰文《我在仰光的時候》，對和萬慧法師相處的生活及萬慧法師本人進行大致介紹，並引用謝無量的詩對萬慧法師予以哀悼：“彌天今竟寂，動地永成哀。異域淹吾弟，同條感不才。遺文應共惜，慧業豈容猜？生死情增慟，良非識所開。”在艾蕪前往馬來西亞的途中，因瘟疫被阻滯仰光。1930年冬，艾蕪在《新芽日報》上發表同情達拉瓦底農民反對英殖民者的鬥爭的文章，並因參加緬甸共產主義小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活動觸怒了緬甸當局而被捕，被強行遣送回國，四年國外流浪生涯也隨之結束。
1931年春，艾蕪被押送回國，途徑香港、廈門，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師同窗好友楊朝熙（即沙汀，他與艾蕪被譽為中國文壇上的雙子星）。當年11月29日，艾蕪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給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的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這次通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即終生從事文學創作活動，開始發表小說。在上海期間，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南國之夜》《南行記》《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說《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雜記》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邊疆和緬甸等地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及其自發的反抗鬥爭，開拓了新文學創作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傳奇性故事，具有特異性格的人物和邊地迷人的綺麗風光，使作品充溢著抒情氣息和浪漫情調。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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