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確權，延伸出了非常多的關於土地權屬的問題討論，而社會經濟建設的進步，尤其城市化的擴張，又給了農村更多的利益糾紛點，這裡就碰見了關於這樣一個話題的討論：
某位讀者，他的父親，於二次土地承包之後，結的婚，這位讀者他和他的妹妹出生於第二次土地承包之後，所以單獨出戶後，這位讀者家就只有他父親一個人份額的責任田。現在這位讀者家所在的位置要被徵地，請教筆者關於這個地方的拆遷分紅的問題。
首先給觀點，農村戶口，只要你戶籍所在當地，即視為當地農村集體的有效成員。
秉承筆者一貫的問題解析邏輯，還是對問題本身涉及的概念及社會背景及歷史淵源來進行解讀：
為什麼有的人，他屬於農村戶口卻沒有責任承包地？
這種現象，確實存在，甚至是廣大農村，98年出生後的普遍存在，就如上面描述的情況，這位讀者家一戶四口，只有一個人份額的責任田，且還沒有土地承包證。
這裡要從中國的土地分配的歷史淵源及社會背景說起：
中國在歷代的很長一段時間，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既然是私有制，就可能存在土地交易及買賣。
這種制度下，隨著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土地兼併的情況。
也就是多數時期，因為種種社會因素，出現有錢人會去農村購買土地，出現“地主”這個特殊人群。地主本身並不種地，而是以出租的方式，租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來進行種地，就是所謂的“佃戶”，佃戶一年種地的收成需要上交一部分給地主，作為租金。地主也依靠剝削廣大勞動者的勞動收入來獲取豐厚的物質收入。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就是那種制度下的，社會現象的真實反映。
社會和諧時期，這種情況尚且還好，但是一旦出現天災、人禍等等情況，就會出現佃戶一年種植的土地的收成，並不能滿足自家的基本生活。
所謂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四海無閒田，農夫尤餓死”也正是體現了那種時代背景下，農民生活艱難的心酸與無奈。
這種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種種社會矛盾。這就是為何，中國曆朝歷代的朝代更替，誰引導了農民，誰就能奪取政權的原因。
到了新中國時期，尤其是公有制改革以後，農村業進行了一輪全面性質的土地改革。
也就是實行到現在的土地國有制，及土地集體所有制。
簡單解釋，也就是，中國的土地，其所有權屬都是屬於國家所有，個人是不具備土地所有權的，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土地兼併的現象。
但是在其後的一段時間，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生產時代，也就是農村老人常將的“集體大鍋飯”時代，這種社會制度下，存在的弊端就是無法激發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問題。
反正都是大家的，為什麼我要那麼努力？
這才出現了最早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的土地承包責任制，實行包產到戶，農民按照生產戶為單位，獲取相應份額承包責任田。併為了維持農戶耕種的信心，實行一段期限內的，農村土地並不進行承包經營權的變動。簡單解釋，就是，這塊地現在承包給你，由你耕種，在最近十幾年時間，都不進行變動，都一直在你手裡。所以那個時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也更珍惜自己的土地，保持良好的農村土地維護。這就是一次承包的歷史背景。
上世紀九十年代，進行了二次承包：
原因在於，那個時間段，中國的人口基礎處於持續的暴漲階段，很多一次承包的農戶家庭人口出現很大的增長，
舉例筆者家，一次承包時，只有筆者父親一個人擁有責任田，筆者的母親是在一次承包後，嫁給了筆者的父親，然後再生育了筆者在內的三個小孩，這就出現了一種怪異的現象，筆者家五口人，只有一份責任田。這必然會出現分配不均的情況矛盾。
這才有了九十年代中期，全國的第二次土地承包，重新按照當時的集體內，戶籍人口，進行重新的責任田劃分。
而二次土地承包的分配狀況，在全國多數地區，都沿襲到現在，二次承包之後，出現人口增加的，戶口遷入的（這裡，例如三峽移民等國家特殊工程或項目的搬遷除外）都沒有進行新的責任田分配。
而關於第二部分，是否屬於當地集體一員，能不能獲取分紅。
這一點問題很好解讀，全國各地的規則基本一致。
理論上來講，只要有效戶籍在當地，就屬於集體內的集體的有效成員。即使個人沒有責任田份額。但是個人所屬的戶理應是有責任田的。
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集體分紅？
以上三種，的前兩種，都是按戶為單位來劃分。具體有來前段已經過解讀。包括宅基地，中國實行一戶一宅，只要是獨立出戶的，名下還沒有宅基地的，都可以進行申請宅基地。
第三點：集體分紅，多數情況下，在涉及到拆遷、徵地的時候，這部分的權屬就格外明晰了。多數情況下，都是按照該集體的有效人口進行劃分的，簡單粗暴一點解釋就是人頭。
不過，這裡也有地方的制度有一定差異化，就是未成年的小孩算半個人頭的，這屬於地方性差異。
閱讀更多 老董談三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