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确权，延伸出了非常多的关于土地权属的问题讨论，而社会经济建设的进步，尤其城市化的扩张，又给了农村更多的利益纠纷点，这里就碰见了关于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
某位读者，他的父亲，于二次土地承包之后，结的婚，这位读者他和他的妹妹出生于第二次土地承包之后，所以单独出户后，这位读者家就只有他父亲一个人份额的责任田。现在这位读者家所在的位置要被征地，请教笔者关于这个地方的拆迁分红的问题。
首先给观点，农村户口，只要你户籍所在当地，即视为当地农村集体的有效成员。
秉承笔者一贯的问题解析逻辑，还是对问题本身涉及的概念及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来进行解读：
为什么有的人，他属于农村户口却没有责任承包地？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甚至是广大农村，98年出生后的普遍存在，就如上面描述的情况，这位读者家一户四口，只有一个人份额的责任田，且还没有土地承包证。
这里要从中国的土地分配的历史渊源及社会背景说起：
中国在历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既然是私有制，就可能存在土地交易及买卖。
这种制度下，随着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
也就是多数时期，因为种种社会因素，出现有钱人会去农村购买土地，出现“地主”这个特殊人群。地主本身并不种地，而是以出租的方式，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来进行种地，就是所谓的“佃户”，佃户一年种地的收成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地主，作为租金。地主也依靠剥削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来获取丰厚的物质收入。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就是那种制度下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社会和谐时期，这种情况尚且还好，但是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等等情况，就会出现佃户一年种植的土地的收成，并不能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
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也正是体现了那种时代背景下，农民生活艰难的心酸与无奈。
这种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种种社会矛盾。这就是为何，中国历朝历代的朝代更替，谁引导了农民，谁就能夺取政权的原因。
到了新中国时期，尤其是公有制改革以后，农村业进行了一轮全面性质的土地改革。
也就是实行到现在的土地国有制，及土地集体所有制。
简单解释，也就是，中国的土地，其所有权属都是属于国家所有，个人是不具备土地所有权的，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土地兼并的现象。
但是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生产时代，也就是农村老人常将的“集体大锅饭”时代，这种社会制度下，存在的弊端就是无法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反正都是大家的，为什么我要那么努力？
这才出现了最早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农民按照生产户为单位，获取相应份额承包责任田。并为了维持农户耕种的信心，实行一段期限内的，农村土地并不进行承包经营权的变动。简单解释，就是，这块地现在承包给你，由你耕种，在最近十几年时间，都不进行变动，都一直在你手里。所以那个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也更珍惜自己的土地，保持良好的农村土地维护。这就是一次承包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了二次承包：
原因在于，那个时间段，中国的人口基础处于持续的暴涨阶段，很多一次承包的农户家庭人口出现很大的增长，
举例笔者家，一次承包时，只有笔者父亲一个人拥有责任田，笔者的母亲是在一次承包后，嫁给了笔者的父亲，然后再生育了笔者在内的三个小孩，这就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笔者家五口人，只有一份责任田。这必然会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况矛盾。
这才有了九十年代中期，全国的第二次土地承包，重新按照当时的集体内，户籍人口，进行重新的责任田划分。
而二次土地承包的分配状况，在全国多数地区，都沿袭到现在，二次承包之后，出现人口增加的，户口迁入的（这里，例如三峡移民等国家特殊工程或项目的搬迁除外）都没有进行新的责任田分配。
而关于第二部分，是否属于当地集体一员，能不能获取分红。
这一点问题很好解读，全国各地的规则基本一致。
理论上来讲，只要有效户籍在当地，就属于集体内的集体的有效成员。即使个人没有责任田份额。但是个人所属的户理应是有责任田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集体分红？
以上三种，的前两种，都是按户为单位来划分。具体有来前段已经过解读。包括宅基地，中国实行一户一宅，只要是独立出户的，名下还没有宅基地的，都可以进行申请宅基地。
第三点：集体分红，多数情况下，在涉及到拆迁、征地的时候，这部分的权属就格外明晰了。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该集体的有效人口进行划分的，简单粗暴一点解释就是人头。
不过，这里也有地方的制度有一定差异化，就是未成年的小孩算半个人头的，这属于地方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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