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後來的歷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他們帶去的“致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連阿茲特克人的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於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於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
放眼中國古老的歷史發展進程，我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人馴化長江流域居然比馴化黃河流域晚一千年。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不會也和疫病有關係？
歷史上，中國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遲緩，常常令人不解。因為這裡並不存在難以克服的政治—軍事障礙，農業生態又有利於定居：溫熱的氣候意味著更長的生長期，豐沛的降水消除了經常威脅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災之虞。
而且，長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後即在湖區穿行，沒有沉積物淤塞下游河道導致像黃河那樣高懸河床的棘手問題。這裡的堤壩和人工渠網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樣的壓力，構成黃河流域歷史特點的可怕的、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難題在此處也並不存在。
但人們卻不知，拓荒的中國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
南下所遭遇的氣候變化相當於從新英格蘭到佛羅里達，但地理狀況和盛行的風向使這種變化遠超北美東海岸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長江流域在冬季免受從蒙古高原吹過黃河流域的寒冷而乾燥的西北風的影響。
在夏天，當季風反方向吹來時，來自南海的溼熱氣流則保證了長江地區的充沛降水。同時，由於夏季季風在穿越山嶺到達黃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黃河流域的降水經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區的破壞性乾旱。
結果，中國北方與南方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候類型，南方溼熱的環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
在整個黃河流域，嚴冬殺死了那些無法藉助冬眠抵禦漫長嚴寒的寄生物，攜帶疾病的南來寄生物更難以倖免，因為它們根本不能適應北方寒冷而乾燥的氣候條件。
然而，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則不然。習慣於北方疾病環境的人們在適應南方迥異的疾病方式時面臨著可怕的問題。
此前，當中國農民從黃土地上的旱作轉為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灌溉農業時，人們應該已經經受了一定罹病的考驗，但對相伴而生的，寄生層面上的變化卻不容易適應。
而若是要發展出與全流域治理黃河的規模相適應的水利技術，則需要幾個世紀的努力。政治統一和在農民身上建立穩定的巨寄生關係同等重要，並且非常耗時。因此，對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適應極有可能與中國社會和技術上的顯著轉型同步進行。
Mary intercedes with Christ against the plague
相比之下，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較晚。
直到公元前3 世紀末期，中國政治—軍事的穩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來。在此之前，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最後整個中國被一個半開化的國家—秦國在公元前221 年統一了。
而到了古代中國巨型寄生平衡的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1年），中國農民已有400 年耕作稻田的歷史了。如此長的時間，提供了充足的機會讓灌溉農業的流行病在黃河流域穩定下來。
當中國農民從半乾旱的黃土環境轉為稻田裡長時期的涉水勞作時，這種轉變肯定會帶來些顯著的變化。但事實是，不管傳染病如何盛行，新的傳染方式都沒有阻止人口的穩定增長，否則國家將得不到足夠的人力用於不斷擴大的堤壩和水渠網的修築和維護，更不必說用於不斷升級的大規模戰爭了。
所以，當穩定的帝國政府所需要的統治、道德基礎和工程技術在公元前3 世紀末期日益完善時，除了疾病的障礙以外，已經沒有別的什麼因素能阻止華中和華南的快速開發了。
而中國移民卻是在5-6個世紀之後才完成了對長江流域的定居，這一事實只能凸顯疫病障礙的巨大。簡言之，是來自乾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南方在人口上無法迅速地發展起來。雖然，所有這些說法都還只是抽象的推斷。
即便誰也不能指望後代學者能從古代文獻中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的病原體究竟是哪些。但古人在書中還是多多少少顯露了他們對南方患病危險的意識。
比如，大約生活於公元前145—前87 年的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就曾寫道：“江南地卑溼，人早夭。”早年司馬遷為寫史曾親自遊歷該地區。此後的一些文獻中，也會提到，南方之地對人的健康不利，供南方遊歷者閱讀的小冊子常開列一些新奇藥方。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卻高得出奇。
古人經常會覺得，在溼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其中，像我們常提的瘧疾和血吸蟲病都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瘧疾，儘管偶爾也出沒於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為現代的健康問題，事實上它可能也是構成早期中國南擴的主要障礙。同時，另一種蚊子攜帶的疫病—登革熱（與黃熱病有關，儘管致命性在現代變低）也影響著中國南部。
像瘧疾一樣，登革熱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靜等著北來的沒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羅網。中國19世紀的本草學提到幾種有效的退燒劑，甚至在歐洲醫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與進口的奎寧（Quinine）並駕齊驅。
此外，血吸蟲病也是現代華南和華中的一大衛生問題。它的分佈也可能與氣候界線相符。近期考古發現了一具確定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的屍體，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蟲病的症狀。這也證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長江流域發展到類似北方的水平以前，這種疾病在中國已經存在了。
總之，在大約公元前600 年後，中國人在應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嚴酷環境上取得了極大成功，無論是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還是在傳染病的適應上。
大約公元前200 年以後，他們又同樣成功地在食物生產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了可持續的、相當穩定的巨寄生平衡。
不過，在微寄生層次上的調整尚在南部廣大地區進行著。從公元前211年或更早，直到漢消亡後，中國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因疾病造成的障礙還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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