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那些悲催的泄密人
弘治十二年（1499年），誉满江南的才子唐伯虎，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稀里糊涂卷入一场科举泄题案。
当朝皇帝的老师、主考官程敏政，究竟有没有泄题？至今是悬案。但在缺乏司法鉴定等高科技手段和独立司法的古代，既然被人举报，且引发了举国喧哗，平息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举报者或被举报者都下狱。
于是，举报者华昶因奏事不实，遭降职处分；程敏政罢官回家，郁闷而死；本应连中三元、光宗耀祖的唐伯虎，从此告别仕途，结局是夫妻反目、纵情酒色。
一次并未查实的泄密事件，就能摘去皇帝老师的乌纱帽，断送一代才子的政治前途，由此可见，古代对科举泄密的高度重视。尽管此次泄密事件的结局很悲催，但绝非最惨，明清时期发生过多起科举舞弊案，大多以人头落地收场。
科举泄密必须严查，军国大事更是如此。著名的钢嘴铁牙纪晓岚也因“一时头脑发热”，被贬为边疆士卒。
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因盐帑[tǎng]亏空被人举报，朝廷拟对卢雅雨立案调查。
纪晓岚正是卢雅雨的儿女亲家，当时他正在内廷值班，得知这一机密消息后，忙派人乘快骑送一封信给卢雅雨。
卢雅雨打开信函一看，没有片纸一字，但装有几根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亲家借物告诉他“查（茶）盐空”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
事发后，尽管纪晓岚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泄露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泄露密事定罪，就要斩首，足见彼时惶恐。
《史记》载，秦始皇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说了两句表示不满的话，在其身边侍候的宦官中，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
下一回，秦始皇又看见丞相出行，车骑清简，顿时觉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语。”遂下令调查，因为没人承认，最后竟将当时在场的宦官全部处死。
古代的衙署公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其中的“慎”字，就含有“谨慎保密”的意思。韩非提出：“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或许是这个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所以他对泄密者下手很重。
二、古代法律对泄密者的惩处措施，堪称严酷
唐朝法律规定：凡泄露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的人，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两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
唐德宗时，窦参担任宰相，请其堂弟窦申作他受贿的帮手。凡有官员提拔任命，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招呼，时间一长，大家都说窦申是“喜鹊”。
这个称呼并不妙，后来窦参因此倒台，司法部门给“喜鹊”窦申定了一个流配的处罚。
唐德宗知道后说：“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皇帝既然发话了，最后处以死刑。
宋代比唐代更强调公文保密，不仅严惩泄密者，还鼓励群众举报，如告发藏匿、弃毁、拆换机密档案者，可获得50贯至100贯的奖赏。
明代大兴特务之风，《明律·吏律》规定：“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勾结，泄露事情……皆斩，妻、子流两千里。”
清朝的保密工作更是无出其右。为确保军机处信息安全，规定文字人员一律不得是高干子弟，跑腿办事人员一律选用不识字的文盲。无关人员不准接近军机处，并专派监察御史看守。只有奉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查看奏折的人才能进入，事情办完立刻出去。
三、古代有泄密人，自然也有守密者
孔光，今山东曲阜人，西汉后期大臣，孔子的十四世孙，官至大将军、丞相、太傅、太师。孔光执掌机要中枢，但每回到家中，对家人闭口不提朝中政事。
家人们没去过皇宫，为了长长见识，便向孔光提了一个并不过分的问题：“长乐宫温室殿前种的是什么树啊？”
孔光听罢，先是沉默不语，继而环顾左右而言他，完全答非所问。家人们也想不到，孔光的保密意识竟然强烈到这种地步。
当年孔夫子云“为政慎言”，并倡导“三缄其口”，警告“多言多败”，或许孔光是得了真传，所以活到70岁，实属难得。
一天晚上，宋真宗有个急件需要起草，看到晏殊正在值班，马上命随从叫晏殊进宫起草。
晏殊觐见后才知道：皇帝要起草一份官员任免的公文。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臣是外制，不敢越职。”按当时的规定，起草此类机密文书，应由内制翰林学士起草，但晏殊是外臣，不是翰林学士。
宋真宗很赞赏晏殊的建议，马上改召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晏殊还主动对皇上说：“臣恐泄露机密，请允许我在学士院住一晚。”意思就是表明他已看见任免名单了，为避免泄露机密的嫌疑，请求今晚在翰林院住宿不回家了。
宋真宗听后非常感动，认为晏殊办事谨慎保密。后来晏殊不断得到宋真宗、宋仁宗的重用，最后官拜宰相，也有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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