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天津的時間不多了
1870年6月21日，午後，北方盛夏。
天津英租界內，大不列顛駐華領事館一位年輕助理箭步出門，將一份信函交給前來接應的黑衣僱工，這是一份發往倫敦的特急信函；6日之後，這份書信抵達上海，一個禮拜後被送達香港；未作片刻停留，信函被爭奪秒寄往通向遠東海底電報的終點處戴高樂角。
7月23日，電報由戴高樂角拍出，兩天後，這份急電終於抵達倫敦。
這份特急信函內容就44個字：“法國領事館、仁慈堂、法國的大會堂全在焚燒中。法國領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幾名法國人全被害死！”
一
天津教案至此震怒整個西方。47歲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受命緊急從首府保定出發，直奔天津為此事善後，忍痛處置國人20有餘，終以個人一生令名為代價平息外方眾怒，落下“賣國賊”罵名落寞離開。為此，湖南會館將其官爵匾額“悉數擊毀”，並開除其“名籍”。
接任者直隸總督李鴻章，正式進駐天津，一干就是25年。他上書中央，提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中原有事，則患在河防；中原無事，則患在海防。”
自此，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從晚清眾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為華北地區的政治中心。尤其在清帝國推出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後，在其政治版圖與經濟版圖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個口岸，而與北京一起，構成了首都的一部分。
在天津擔負起半個首都功能的同時，李鴻章仕途風順，也從地方幹部、疆臣之首，一舉躋身中央領導行列，並且通過設立正四品“海關道”等職務，進行頗有野心的組織人事運作，成為最有實權的中央大臣之一。
在之後的數十年內，天津既是大清國改革開放的發動機，又幾乎成為體制內改革者的大本營。當時的西方報紙甚至認為，中國外交是“北京討論、天津決定”。
在晚清帝國改革的複雜天平上，帝輦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鋒之外，似乎還是一個平衡砝碼：與北京相比，它更講經濟、更為務實，而與上海相比，它更講政治、更有方向。
到了軍閥統治的袁世凱時代，外貿方面，天津也已不再屈居上海之下，以天津為核心輻射華北、東北、西北的經濟格局強勢成型，天津脫離了對上海的貿易依賴，與上海、廣州鼎足而立，成為北中國當仁不讓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
當然，歷史的年輪曾偏愛天津，但北京的光環終讓她在現代史中落寞。
二
就像年輪漸隱，在年輕一代，天津是一座一直活在記憶中的歷史城市。
在目前中國4個直轄市中，天津是最為尷尬的一個：論位置，北京之外，一片燈下黑；論發展，被深圳領先了一個時代；甚至連重慶這樣的直轄新貴，GDP都能把天津甩在身後。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天津的境遇就是：尋尋覓覓之後還是冷冷清清。
其實，她崛起甚早，在深圳還是漁村的民國時光裡，天津已經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商貿物流中心。
建國前後，它又歷經了直轄、河北省轄、又直轄的反覆波折，但至少一直保持著北方經濟重鎮的排位。
直到改革開放，徹底打破了這一局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引導了中國建國後最大的一次城市洗牌：東南沿海第一次走到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江蘇、浙江、廣東一下子成了中國城市發展的先鋒隊。
天津的起步並不晚。
它位列1984年中國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那一年柳傳志的聯想剛剛成立。同年，以塘沽為核心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要知道，它比92年北京大興“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立，早了將近10年。
更值得誇耀的是：1994年濱海新區建立後，天津“雙核”驅動的城市發展戰略，甚至是中國最早嘗試城市發展“雙中心”的城市，這一戰略構想建甚至比日後在中國大放異彩的“鄭東新區”早了整整6年，河南在2000年才首次提出此概念。
貝姐平心而論，濱海新區這10年的建設，還是非常成功的。否則也不會把袁先生調到雄安，去參與“千年大計”。
三
啃麻花的天津人時常會問：我堂堂天津，基礎好、起步早，為何在新千年後偏偏就掉了隊？按照2017年的GDP數據，它甚至已被重慶超了1000億。
最多被大家詬病的是帝都的虹吸效應，這口鍋北京背了幾十年也沒啃聲：你奈我何？
老調常談：距離北京太近，使得北方的一流人才都聚集到了帝都。
但我們也要想一想，廣州也曾是南方的首要重鎮，它為何會被深圳這麼輕易地趕超呢？
一線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有兩點：城市創新能力和思想解放程度。
先說創新能力。
從研發投入強度、技術創新直接成果、等5個方面對城市創業能力做排名，數據統計自2016年底：
創新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存量領域競爭，只能是紅海中的搏殺，最終很有可能會走到“價格戰”的老路。
一旦創出新玩法，就像人生開了掛。
就拿服務業來說：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投入產出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想象一下中石油和騰訊。由於邊際效應幾乎為零，騰訊一個虛擬的卡通人物產生的收益遠大於一升汽油的效能。
北京在2014年重新自我定位時，可以放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唯一緊緊握在手裡的，就是“科技創新中心”；看看這輪經濟崛起中最閃亮的深圳，創新能力已經深入這個城市的骨髓。
再看思想解放。
天津市民普遍思想都有點小富即安。更關鍵的是，相對於北京的國際化，上海的外商加總部經濟，天津目前還處於嚴重依賴國有經濟的窘境。
看看這張圖就知道了，2017年的企業20強中，只有融創一家民營企業，還是搞房地產的，其餘幾乎是清一色的國企。
渤海鋼鐵重組的影子還沒散盡，計劃經濟的慣性使得天津和東北一樣，很難跳出固有思維的框架去擁抱新世界。
四
回到這輪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
十九大之後，很多省委一哥壯著膽子，確實擼了袖子：山東和浙江先後召開了“幹部思想解放大會”，天津前一段的城市發展“頭腦風暴”還請來了柳傳志和馬雲。
措辭之嚴厲，反省之深刻，都遠超外界的預期。
經濟強省這樣的你追我趕，還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
如果你是天津老佛爺，面對現在“帝都、雄安兩頭堵”的情況，你會怎麼做？
戶籍開閘，是一招險棋，但不得不走，畢竟，留給她的時間確實不多了。
一：雄安新區定位首都副中心，是疏解首付非核心功能核心承載地，最新的方案有一個關鍵數字：城市人口空載在500萬人。這個數據很講究，按照《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500萬剛剛達到新增“特大城市”的下限。
天津城六區總面積僅173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過960萬。
未來雄安新區距離首都更近，距離第二機場更近，生態質量更優，通勤手段更多元，人口密度和建築密度還更低。自首都分流出來的人才和事業單位更多。
吃瓜群眾，要你你怎麼選？
二：天津常住人口流入規模遞減，房地產發展規模被限制，這也是中長期內的天津父母官的心頭痛。
一座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規模，最根本和驅動力是城市化人口的住房需求，至2015年年末，天津常住人口總量為1546.95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是500.35萬人，與2010年末相比增加了199.91萬人，佔常住人口增量比重為80.19%。
與北上廣深相比，天津近年來人才吸附則呈下降趨勢，以2013年為拐點，天津常住人口的流入規模在不斷減少。從2017年數據來看，天津本地人口占比高達68%（外地人口總量498萬），還是處於本土力量主導城市發展的階段。
天津房地產供求的動態平衡，取決於新增人口的動態變化。過去幾年，市場的泡沫化膨脹和投機性需求讓一些父母官誤判了市場的走向。
可能是最近如夢初醒，拍拍腦門：老子今天終於看穿了一切。
三：強二線城市都追到家門口了。天津是直轄市，從來都被劃入一線城市序列，但房地產，她最多算二線，在諸多二線城市強勢崛起中，她狼狽不堪。
杭州、武漢、南京甚至西安、長沙，雖經濟總量暫時比不上天津，但發展勢頭產業結構和發展質量卻已在快速趕超。
五
再看這一輪開閘背後的天津房產投資機會。
與北京類似，天津也是“中心城區＋外圍＋郊區”的結構，改善型住房和學區房還是集中在城六區。
尤其是和平區，幾乎囊括了天津市最好的中小學資源。
本地人在濱海新區工作還好說，讓他們在那買房，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看一下天津這十年房價的曲線，和北京相比似乎有越拉越大的趨勢。
對天津來說，接下來幾年裡房價大概率的走勢會如何呢？
影響因素有兩個：京滬深會不會解除限購？天津會不會跨越式大發展？
一線城市的需求外溢，是目前天津戶口申請者的主力軍。
吃瓜群眾對天津邁進一線的期待，則主要吸引著潛在的城市進入者。
尤其是第二點：人們的預期對任何資產價格的影響都是決定性的。
杭州開了個G20，就急不可耐地聲稱擠進了“北上深杭”；九省通衢的武漢，也叫嚷著10年內要超越芝加哥；如果天津這次通過引進人才，真的憋出個超級大招，未來5-10年，房價翻個兩三倍，不是沒有可能。
由此，京滬深真正解除限購前的這5-10年，就是天津跨越發展的黃金期。
當然，貝姐不是讓你加槓桿去炒房。
近期全國普遍的首套房利率提高，相當於給樓市定向加息，但2015年啟動的這輪大牛市，目前還是沒有熄火的意思。政府的決心似乎也很明顯：2017年以來分城施策的“制度化調控”，已經取代了之前的“任性調控”，如何去除房地產的“金融化”屬性、降低貸款槓桿也進一步提上了日程。
畢竟，“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可是三大攻堅戰的首要目標。
六
回到30萬天津戶籍的申請者。
任何合作都要兩廂情願，真心實意。
不要政府想著招攬才人，你卻只想弄張房票。
買的沒有賣的精，城市主政者當然知道你的心思。
出來混，大家都不傻。
你就是個本科學歷，怎麼可能填個表就能落戶到津門渡口、天子腳下？
成功之路的關鍵還是苦修內功：要練真手藝，不弄假把式！
自己牛了，看哪兒的房票就都風輕雲淡了。
對於城市而言，也是一樣的道理：防汙治霾、營商環境、創新驅動，哪一個都不是動動嘴皮子、耍耍花架子就能解決了的。
我們不要忘了，招來的最高端人才一定有著最挑剔的眼光。
希望十年後再談論起天津時，它能夠實現電影《霍元甲》中“津門第一”的豪情壯志，而不再是那個只有狗不理和大麻花的二線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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