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伏羲時代在長達兩千年的生活遷徙和文化傳播中,在陝西誕生了炎帝時代,在河南西南部、山西南部誕生了黃帝時代,在山西中部杏花村開創了中國酒的時代。可以說,伏羲時代的杏花村部落首領“杏花老祖”,才是真正的中華酒祖,比人們通常所說的杜康、儀狄更靠譜,也更早。

說杏花老祖是中華酒祖,不僅僅是因為他最早,更是因為他開創的杏花村中國酒時代,6000年沒有中斷過。杏花村酒文化,就是華夏文明在酒文化領域的一個標本和縮影。

上下6000年

《晉中考古》一書中,對發掘的五個遺址的各類遺存進行了編年,歸納成表。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從該表可知,兩縣的遺存可以分為20個段落,這20個段的典型遺存,汾陽及杏花村佔了16段,可見杏花村遺址的重要性。表中第II期相當於仰韶時代中期;第III期、第IV期相當於仰韶時代晚期;第V期是晉中地區龍山時代早、中期的遺存;第VI期屬於龍山時代晚期,並已進入夏紀年;第VII-1屬於夏末及殷商時代。並特別指出,杏花村墓地的大部分陶器屬於晚商時期,個別或屬於商周之際。

由上述圖表可知,杏花村遺址從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到商周之際的大約3000年中,杏花村人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沒有中斷過;從出土的各個時代的酒器可知,這3000年杏花村人的釀酒沒有中斷過。這就是所謂的“上3000年”。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下3000年”,被汾酒人精心地保存在汾酒博物館中。汾酒博物館是中國酒文化的寶庫,其中從杏花村周邊地區收集到的1000多件各個時代的酒器,雄辯地證明了杏花村商周以來的悠久釀酒史,其典型器物有:商周酒器青銅觚、爵;戰國酒器夔龍提樑盉、夔龍束紋壺;漢代酒器雁嘴壺、蒜頭壺、夔龍鈁、四足溫酒爐;魏晉南北朝酒器蝦青釉四系罐、青黃釉斂口罐;唐代酒器豆青雙繫帶把酒壺、敞口灰釉酒壺;宋代酒器白釉褐彩題字酒罈、牙黃釉大口酒壺、黑釉鐵鏽花酒罈;遼代酒器遼三彩龍把葫蘆壺、白釉雞冠壺;金代褐釉雙魚瓶、黑釉雙系執壺;元代題字大酒缸;明代五福捧壽葫蘆瓶、琺琅五彩酒杯;清代青花嬰兒撲蝶葫蘆瓶;民國鐵酒甑、杏花村各種字號的酒罈、酒瓶等。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這1000多件酒器,就像1000多個活生生的生命,講述著杏花村悠久的釀酒史,講述著燦爛的中華酒文明。

杏花村遺址3000年,汾酒博物館3000年,上下6000年,從未中斷。中華酒祖,中國酒魂,杏花村當之無愧,全世界只此一家。

上下6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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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瓶,考古學名稱為“小口尖底甕”,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終使用的一種標誌性器物,在各個仰韶文化遺址中多有發現。儘管仰韶文化被稱為“彩陶文化”,但由於小口尖底甕在仰韶文化各階段的形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學術界也常常以不同的小口尖底甕劃分不同的文化期。學術界一般認為,葫蘆形口、杯型口為仰韶早期;雙唇口為仰韶中期;平唇口(或稱平沿口)為仰韶晚期。杏花村遺址中,出土有小口尖底甕,是典型的雙唇口,這也是把杏花村遺址確定為仰韶文化中期遺址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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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小口尖底甕為酒器的人,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他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中寫道:“小口尖底甕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甕的象形。由它組成的會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裝的不應是日常飲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飲用的酒,而應是禮儀、祭祀用酒。尖底甕應是一種祭器或禮器,正所謂‘無酒不成禮’”。他還把據此把小口尖底甕命名為“酉瓶”。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著名釀酒專家包啟安先生則堅定地認為,小口尖底甕(瓶),就是最早的釀酒器皿。他認為:“最早的釀酒發酵容器當是各地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甕。”

“小口尖底甕,其外形整體成流線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頸,大者高60cm,小者有20cm ……有的有雙耳,有的無雙耳。”“在同一容器內進行制醪發酵,澄清、飲用,是用小口尖底甕生產酒的一個特徵。這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最早的釀酒工藝。”

“最早的酒限於當時技術水平,其酒精成分很低,釀造時的防腐是當時釀造的首要問題。小口尖底甕是先民的偉大發明。用狹口甕減少空氣的接觸面積,以防止酸敗。如果裝滿就可以做到幾乎無空氣存在的可能,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措施。”

“這些釀酒容器的容量,基本上是隨著出土年代漸近而容量加大,容器由尖底向平底、小口向大口發展,趨向於開放式。”

包啟安先生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畢業於日本巖手大學,這使他的釀酒史研究頗具國際視野。他比較了中國古代甲骨文、鐘鼎文中的“酒”字,以及古代巴比倫蘇美爾人象形文字中的“酒”字,都是小口尖底甕的形狀;而且發現古巴比倫和古埃及都使用過與我國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甕,分別釀造過麥酒和葡萄酒。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古巴比倫、古埃及、古中國三大文明古國,最早的釀酒器都是形狀相同的同一器型,讓我們不禁感嘆,歷史竟然如此驚人地相似!

根據《山西汾陽孝義兩縣考古調查和杏花村遺址的發掘》一文中,杏花村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甕樣圖,與包啟安先生文中的小口尖底甕樣圖比較可知,杏花村遺址第一段出土的33cm高的小口尖底甕,就是包啟安先生所說的小口尖底甕,器型大小屬於中型。而在第二段取代小口尖底甕出現的60cm高的小口鼓腹雙耳平底壺,第三段出土的缸、壺、罐等,正是包啟安先生所說的釀酒容器“尖底向平底、小口向大口發展”的新器型。

比杜康、儀狄更權威的中華酒祖︱汾酒百賢002:杏花老祖

杏花村遺址還出土了相當數量的其他酒器、酒具。有發酵用的大口甕、大口罐,蒸糧釀酒用的甑、甗、鬲等,盛酒器壺、罐等,飲酒器尊、豆、缽等。

關於“汾酒百賢”系列內容,我們會陸續推出,歡迎各位關注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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