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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產生過一些行之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使得普通民眾瞭解法律，接受法律薰陶，對於維護社會秩序、預防違法懲治犯罪，引導社會成員的法律觀念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華法系的發展成熟。
我國現代意義的普法活動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中宣部、司法部《關於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這就是“一五普法”。從“一五普法”到“ 七五普法”，普法作為一項制度延續下來，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實施的重要機制。在我國古代，儘管法律體系和法律觀念與現代社會有本質差異，但也產生過一些行之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
懸法象魏。守法用法的前提是知法。記載於《周禮》之中的“懸法象魏”，就是讓人民知曉法律的方式之一，是指將法令懸掛在王宮宮口外的高臺之上，公示於民，使百姓瞭解法律。在公佈法律後，各部門還要組織內部官員學習講讀法律的內容。為了保證對法律傳播的有效監督，西周專門設置了布憲一職，作為掌刑法禁令的官員，負責頒佈法令並監督法令的傳播。國家將法律內容公佈之後，需要官員逐級進行法律傳播，布憲則要巡行四方，對各級官吏是否將法律傳播到位進行檢查和監督。春秋時期著名的“鑄刑書”“鑄刑鼎”事件，通過刻法律於鼎器之上的形式，向全國公佈法律。秦朝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作為指導方針，這裡的“吏”專指法官、法吏，即由專門的法官負責向國民教授法律知識。漢代法律宣傳，又分兩個步驟進行，一是以書面方式公佈、張掛法律文書，二是將民眾召集到一起進行口頭講讀。兩種方式相互結合，互相彌補不足，儘可能保證和實現了法律信息在民間社會的傳播效果。
講讀律令。明清兩代大興“講讀律令”政策。自明代開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知識的普及、人口的增長、百姓權利意識的增強，對於法律傳播的需要也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明清之際的法律傳播，呈現出更為多元化的活躍局面。《大明律》《大清律例》均針對宣傳法律而專設條款，尤其是規定“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將官員作為能否熟讀講解法律作為年終考核的重要指標，講讀律令的內容十分廣泛，涵蓋了從中央到地方頒佈的各種具有法律性質的文書，包括為官斷案所需要的法律、諭令、告示、判贖等。為了敦促官員學習律令，明代還非常重視學堂裡的律學教育，把“講讀律令”納入科舉考試的必經環節，這一系列舉措的目的是讓人們在讀法學法以後，能夠懷刑知恥、明法守紀。
律令直解。明代強調法律文本應當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因考慮到普通民眾的認知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因人制宜調整法律傳播政策，命人將所定律令按照民間所涉及的事宜，將法律條文翻譯成白話文，編纂成《律令直解》，張貼於全國，以便讓老百姓儘快瞭解律令內容。又鑑於“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於是在各地設置了申明亭，凡是轄區內有人犯罪的，都要把其過錯，在亭上貼出，以警世人，使民眾在褒貶評價之中受到法律薰陶。清代在鄉約集會時開展宣講《聖諭廣訓》的活動，為了讓老百姓能理解其精神內涵，宣講者有的專門編寫講稿，在每條聖諭下面附錄相關的律例、故事及案例，極致詳盡之事，力求通俗易懂;有的地區方言比較特別，宣講者還專門用當地的方言和俚語進行講解;為了照顧到不識字的老幼婦孺，還專門繪製圖像，以通俗化、故事化的方式來講解法律，以求宣傳效果的最大化。
中國古代的法律傳播活動，其傳播內容和手段涵蓋了法律法典、禁令命令、詔書告示、法律教育、法律解釋等各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組成國家法律傳播的主體。這些獨具特色的“普法”模式，為古代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活動之間的相互聯繫、和諧運作建立了橋樑，使得普通民眾瞭解法律，接受法律薰陶，對於維護社會秩序、預防違法懲治犯罪，引導社會成員的法律觀念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華法系的發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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