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藍也會給編輯講些不能寫進稿子裡的故事：並肩戰鬥的同事突然被調查；辦案抓人帶回派出所，有時路上就接到同事、領導的說情電話等等。圖為電影《警察日記》劇照。（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0月4日《南方週末》）
民警深藍日復一日地接觸犯罪嫌疑人和其他令人傷神的無罪之人，工作成就感日漸稀薄。他承受著高強度工作帶來的壓力和心理後遺症，那些零零星星的罪惡似乎永遠不見消散。
在湖北某基層派出所任職前，深藍是師範學校中文系的學生。他借筆名“深藍”記錄了那些往事，發表在網絡上，抒發心中憤懣，它們往往是深夜在派出所備勤室、家中和學校宿舍裡寫成的。
一年半時間裡，深藍在網易的非虛構寫作平臺“人間”發表作品近20萬字，稿件結集出版，書名是簡單的《深藍的故事》。限於職業，以及為保護文中人物的隱私，他無法公開露面。在序言裡，他回憶了自己初做警察時手足無措的樣子。
第一次110出警，慣偷被群眾當場抓獲，深藍呆站著不知該說些什麼，最後憋出一句：“大哥，偷東西不對……”第一次處理自殺現場，他被上吊者突然斷掉墜落的腦袋嚇哭了。師父告訴他：“你一定得把你做的這些事兒都記下來。”但他決心寫作的原因，卻是一位反覆戒毒不成，最後離家出走，自此消失的姑娘。她同是“癮君子”的帥氣男友，卻依然引誘其他女孩，甚至讓她們成為毒資來源。
“那是一條回不了頭的路，我不能讓她們去親身體驗，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訴她們，希望別人的真實故事可以震動到她們。”深藍寫道。
“在我們的來稿裡，每週能‘死’好多人，所以我跟深藍經常互相安慰，相互支持，相當於給彼此一個出口。當你凝視深淵，它也在凝視你。”深藍的編輯沈燕妮對南方週末說，他們希望為讀者找到溫暖和光明，“不然我們心中沒辦法面對。”
“你碰我一下就別想當警察了”
深藍的轄區裡有位空巢老人，三個兒子畢業於中外名校，都事業有成，每月付給老人不菲的生活費。老人穿阿瑪尼、戴名錶，有保姆照顧，晚年生活令人羨慕，但難得見孩子們一面。
2011年，老人七十大壽，銀行存款首次突破100萬元，卻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老人病情加重，行為舉止異於他人，往往被誤認為流浪漢、人販子。人家報警，深藍他們遇見的卻總是同一個孤單的老人。他照顧老人，又幫他聯繫孩子。孩子們各有難處，只能給錢，沒法多花時間照顧父親。
2015年春天，老人溺水身亡，享年74歲，身上還穿著昂貴的限價版阿瑪尼。站在老人靈堂裡，看到“一門三傑”哭得聲嘶力竭，深藍心中滿是厭惡，不願和他們多說話。
“我默默地站在遠處，心中不知是該喜還是悲。這次，老魏一生的驕傲們，終於都回到了他的身邊了，只不過他們的到來，老魏看不到了。”
老魏的故事，是深藍在互聯網非虛構寫作平臺“人間”發表的頭一篇文章。發表當晚，他在街邊的小飯店裡喝著二兩半裝的小瓶白酒，就兩個菜，高興但忐忑，擔心真人真事給單位或當事人惹來麻煩。
深藍看重讀者在文章下的留言，評論量大，出言不遜、辱罵者皆有。《被全家人逼著去賣身的女孩》發表後，有網友斷言“太假”。他起初委屈，但反過來想，這可能也說明自己寫得好，“是非常高的肯定”。
沈燕妮經常收到緝毒警、刑警、社區民警的作品。遇到專業問題，她會請教深藍；深藍則給她普及職務犯罪、終身追責等行業常識。
往後，深藍常給編輯講些不能寫進稿子裡的故事。並肩戰鬥的同事突然被調查，他會對平素的親密無間心生疑慮；辦案抓人帶回派出所，有時路上就接到同事、領導的說情電話，他因此異常煩躁；他有時把案件當事人看成朋友，事後經常發現，對方只不過利用他的職權為自己謀利，逢場作戲，目的沒達到，瞬間翻臉。有些麻將館、KTV的老闆私下經營賭博、賣淫等違法生意，向深藍行賄，月餅盒裡放著錢，“只要是拿了，角落就有人拍照片”。
久而久之，深藍謹慎得有點不近人情。話不多，特客氣，“麻煩你”“謝謝你”之類詞語常掛在嘴邊。
“他怎麼能夠完全相信一個人呢？”編輯沈燕妮感慨，“我希望他更灑脫一些，但這是他的習慣了。刻意跟人保持距離，自我保護，保護主人公。把價值觀都隱藏在文章背後。”
從精神病人、空巢老人寫到傳銷騙局、吸毒群體，深藍的筆觸愈發開闊。有些從事過警察工作的作者樂意寫行業黑暗面，但深藍寫警察的好。讀者從故事中能看到溫情，但文字背後的生活卻時常黑白不分、善惡不明。他採用“上帝視角”，體會每個人的處境，但凡事終究要接受既定程序的約束。
很多時候，他們即便抓到嫌疑人，但沒證據，又不能逼供。跟編輯講起，深藍只能嘆氣，沉默幾秒後留下一句：“我能怎麼辦啊！”
曾經有個慣偷，五十多歲，年輕就吸毒，先前還外出打工，後來身體逐漸垮了，只能盜竊為生。他每次出獄後還是照舊。後來心肝肺都出了毛病，監獄都進不去了。附近有家醫院，住院者很多來自周邊農村，身上總帶著一筆現金，他就專門去病房偷救命錢。
慣偷弄到錢後嫖娼、賭博，買彩票和毒品。深藍抓了他好幾次，就是追不了贓。有次他偷了一個急症病人的1萬元錢，轉天被抓時又一分不剩。
深藍在訊問室裡做筆錄，對方並不慌張：“反正錢都花了，監獄又不要我，警察也不敢打我，我怕啥？”他氣得想上去打人，被兩個同事死命攔下。那人挑釁：“你屋裡有監控器，你碰我一下就別想當警察了。”
“我脫下執勤服外套，拎起椅子就想上去掄他，心想這警察我不當了，今天也得打他一頓。”虧得幾個同事把深藍拖出了訊問室，他氣得一晚上沒睡。慣偷最後收了監，他也給領導叫去談了話。
“幸虧偏了幾釐米，不然我也不敢想自己會怎樣”
由於編制有限，深藍所在的派出所只有15位民警。去掉平時不參加值班備勤的內勤和戶籍警各一名，所裡還剩13人，包括所長、教導員，兩名副所長在內，四位領導和九位民警。
13個人分成三班，每班配備一到兩名協警。同時，所長和教導員外的11名民警分為兩個隊，一個案件隊主要處置刑事案件，一個社區隊主要處理治安案件和社區警務工作。
派出所民警沒有正常週末和節假日，不值班時，早晨八點點名後各自處理手中工作。刑偵民警辦案，找人、辦手續，該跑看守所檢察院的就去忙。群眾找刑警就經常找不到，得提前約地方。社區民警下到各自社區開展工作，諸如“十小場所”的治安檢查、消防檢查，重點人口談話，精神病人家訪，內保單位檢查。
所裡三個班，正常情況三個星期會輪到一次雙休日。這兩天他們不能私自離開轄區，手機也不能關機。一旦所裡接到群體性事件、惡性案件需要增援，不值班的民警也得隨叫隨到。
深藍的管片在城鄉接合部，四通八達，經常發生流竄案件。2015年夏天，轄區裡電動車、摩托車頻頻被盜，他那片尤其厲害。這種案子最難辦，關鍵在兩點——抓人和追贓。
兩個作案者騎一臺摩托偷車，得手後再各騎一臺離開。作案時間、地點和對象都飄忽不定，摩托車機動性又格外強，鑽進小衚衕裡汽車就沒法追。要抓他們非圍捕不可，但這片只有深藍一名民警，兩名協警，以及幾個公家單位的保衛處幹部。
現場蹲守人手不夠，城鄉接合部很多道路沒有監控，或畫面不清楚，深藍一籌莫展。那段時間，管片丟車“過分”了，他被上級領導批評，要求“壓發案”。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裡都不斷有丟車群眾表達不滿，深藍找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協調建立聯防隊。對方回應，破案是警察的事，他們幫不上什麼忙。後來他希望轄區買新車的群眾裝一臺150元的車載GPS，大家又以為他跟商家有貓膩，不裝。
“那段時間心情低落到了極點，一方面心裡生氣，氣那群偷車的沒完沒了還總抓不住；另一方面也跟一些群眾生氣，覺得我三番五次地在社區做宣傳，說不要隨意停車，另外花30塊錢買根U型鎖鎖在後輪上，就是沒人聽。”深藍說。
直到全局搞了聯合行動，偷車團伙才歸了案。但群眾不關心誰偷車，只關心車子能不能追回來，這又產生了矛盾。“聽說我把人抓了，回來找我要車，我卻拿不出來。”深藍回憶那種無可奈何，“很多都是流竄過來的吸毒人員，弄點錢就花了，根本拿不出錢來賠，結果捱罵的還是我。”
對於工作壓力，他靠看書、打籃球、騎山地車排解。轄區的城區面積不大，但周邊農場很多，風景不錯。他騎車既是休閒娛樂，也順帶注意治安隱患。看似平淡無奇的小事情，往往隱含著危險。
2015年6月，深藍和同事遇上一樁家庭糾紛警情。當事夫妻因家庭瑣事爭執，妻子報警求助。他們上門調解，可能妻子說什麼刺激了丈夫，男人一言不發轉進廚房，拎著菜刀出來，兜頭向妻子砍去。同事趕緊阻擋、奪刀，混亂中捱了刀，其中一刀砍在肩膀上，離頸動脈只有幾釐米。
轉年2月，深藍和同事處理一樁糾紛，當事雙方是情人關係，四十多歲。他們抵達現場時男方已經離開。按女方說法，男方不同意解除情人關係，雙方由此爭吵和廝打。深藍正詢問情況，男方拿著一隻弩槍出現在門口。男人舉起弩槍，一隻鏢飛來，恰好從深藍耳邊擦過。
“後來男的被我們抓了，經過審訊才知道他是個偷狗的狗販子，打我的那個鏢是毒狗用的，裡面有毒藥，那天他本來是想拿弩槍回來報復女事主的，不料看到現場有警察，一緊張，就隨手射了一鏢。幸虧偏了幾釐米，不然我也不敢想自己會怎樣。”深藍心有餘悸地回憶道。
由於編制有限，深藍所在的派出所只有15位民警，沒有正常週末和節假日。一旦所裡接到群體性事件、惡性案件需要增援，不值班的民警也得隨叫隨到。圖為電影《警察日記》劇照。（資料圖/圖）
說錯話對方當場就不買賬
2017年，深藍考取法學博士，重回校園，有更多時間寫文章，反思這些年的警察生活。他習慣了一線警務工作的強度，回學校之初並不適應。
工作時，深藍住在派出所二樓最東頭的備勤室，報警電話在一樓西頭的大廳。雖然離著遠，夜裡值班即便在睡覺，他也能被電話聲驚醒。學校宿舍管理員辦公室的電話鈴聲一模一樣，半夜響起，深藍起初會下意識坐起來，迷迷糊糊地飛快穿好衣服跑出門。明白過來，他既輕鬆又失落，回屋脫衣繼續睡覺。
那會兒，因為跟人聊天總是“盤查”語氣，同學們都不喜歡和深藍打交道。他有意識地調整了，才跟大夥熟絡起來。
從事基層民警工作幾年，深藍意識到公眾的法治意識越來越強。有些老警察會抱怨現在執法環境不好，以前他們在公眾面前一言九鼎，很少受質疑。現在他們的權威常受“挑戰”，說錯話對方當場就不買賬。
特別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更喜歡質疑。深藍處理案件時發現，他們經常拿手機查法條，認為民警不對，直接提出質疑。有人在報案之前，已經上網把涉及法律研究一遍。處理這類人群的案件，他也往往需要提前做功課。
現在公安機關招錄人民警察，已經不再像過去只面向公安院校，選材面擴展到全社會。民警入職前專業背景各異，很多人在工作中只能“現學現賣”。深藍認為這是好現象。一方面說明公眾法律意識增強，遇事先查法條學法，而非先想著找關係託門路；另一方面，這也能倒逼公安民警不斷提高自身法律修養。
深藍曾遇見一群摩托車愛好者要騎車上高速公路，交警不讓，他們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速公路交通管理辦法》，稱上面規定摩托車不載人，時速不高於80公里的前提下可以上高速。交警拿出的是本省的高速公路管理法規，明確說明摩托車不能上高速。
愛好者們說了一套話，就讓交警懵了：“下位法與上位法牴觸，下位法自然無效，你省裡的法規和國家法律相比，肯定是下位法，上位法說了能上，你下位法卻說不能上，那你下位法無效。”他琢磨半天，無言以對。
深藍上去幫忙：你們只知道“自然無效”，但知不知道這個“無效”的判定應該誰來做？如果你們對省裡這項規定有意見或感覺無效，請之後以合適的方式向相應級別的人大常委會及其法制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廢止，或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愛好者們聽罷，才放棄了上高速的要求。
教師做在前面，警察做在後面
深藍從前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涉獵作品很多，尤其喜歡梁曉聲和餘華。梁曉聲的小說《年輪》他前後讀過五遍，畢業論文也寫它。他本來可以成為中學老師，但陰差陽錯地考了警察。這也許與他2006年第一次出門遠行有關。
高中畢業後，他獨自從濟南到宜昌看望姑姑。在漢口火車站轉車時，裝著錢、證件、車票和手機的揹包丟了。他到火車站旁的小店裡，想賒賬五角給家裡打電話，遭到拒絕。
深藍想打免費電話110報警，連續問了幾家，都被老闆勸阻：在火車站丟東西報警沒有用，不可能為這點事兒出警。他蹲在廣場角落裡哭泣，被巡警帶到站前派出所。一位老民警先看監控，後來帶他找了很久，未果。
後來，民警幫深藍往家裡打了電話，又給他買了張去宜昌的車票，上車前還塞給他100元錢和一臺舊手機，囑咐他路上小心：“有事兒記得找警察。”他後來聯繫到那位老民警還錢，被謝絕了。那部舊手機他至今珍藏。
博士畢業後，深藍還想回去當警察，如果未來孩子也想做警察，他會很高興。他認為一個人要想完全適應社會，既要向善，又要“知惡”。“知惡”很難，往往只有兩種途徑：一是吃過虧，吃一塹長一智；二是自己作惡，“實踐出真知”。兩者都要付出很大代價。在他眼中，基層警察這個行業有趣之處在於，向善是根本原則，而且能“知惡”卻不用吃虧或作惡。
如果不做警察，深藍想去做教師。“教師和警察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教育工作嘛。不過教師做在前面，警察做在後面。如果教師把教育工作做到位了，警察要做的事情就會減少很多。”深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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