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發表了長篇演講。

基於此，彭斯強調美國重申支持“一箇中國”立場，但是“臺灣對民主的嚮往為所有華人指出了一條更好地路”。

如此捕風捉影且無中生有的無端指責，自然引發了國內媒體的反彈。外交部女發言人華春瑩更是言辭犀利地重申了“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本立場，而且霸氣回應“美方根本沒有資格對有關國家在一箇中國原則基礎上同中方發展關係說三道四”，可見中國遏制“臺獨”勢力的決心。

中美建交已近半個世紀，但美國屢屢在臺灣問題上操弄議題，妄圖通過挑起臺海爭端阻礙中國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之路。正因如此，臺海問題便成為了懸而未決的“燙手山芋”。

尼克松時期：短暫的蜜月期

毫無疑問，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任何國際勢力無權干涉。但是，由於20世紀40年代中國陷入內戰，美國趁虛而入主動介入扶持蔣介石，還於1954年與臺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這才讓臺灣問題真正浮出水面，併成為50、60年代中美對抗中的主要癥結所在。

美蘇冷戰和軍備爭霸消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國力，恰逢中蘇關係惡化，美國則打算趁此機會與中國建立外交聯繫。尼克松執政期間，曾派基辛格於1971年、1972年數次秘密訪華，而臺灣問題都成為討論的焦點。

在基辛格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談中，基辛格便代表美方做出承諾，稱“美國政府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第二次訪華時，基辛格又再次強調，美國不支持、不鼓勵臺灣“獨立”運動，而且信誓旦旦承諾，“美方保證制止這種活動”。

有了如此承諾，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也就水到渠成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並確定了對臺問題的“五項原則”，即一箇中國、反對臺獨、阻止日本干涉臺灣、和平解決、反對“反攻大陸”。此後，中美簽訂《上海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支持“一箇中國”的原則，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尼克松訪華

可是，看似嚴絲合縫的表達，實際上卻留有漏洞，其中“對臺軍售”便是最大的問題。不過，國家利益至上，中美建交在當時看來絕對利大於弊，而臺灣問題的解決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正因如此，此後中美經過艱難談判，簽署了《八·一七公報》，美國在對臺軍售問題上做出三項承諾“不超過”、“逐步減少”、“最後解決”。該公報達成後，臺灣問題在近十年中不再處於中美關係的顯要地位，而兩國各個方面的關係，政治、經濟，尤其是軍事的交往大大發展起來，強化了兩國的友好合作。

克林頓時期：忽熱忽冷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導致美國的焦點從對抗蘇聯轉向了遏制中國崛起。20世紀80年代起，臺灣經過了“解嚴”運動，建立起多黨制、言論自由、直選“立法委員”等多項制度，符合了美國預期，導致美國議會中的親臺勢力得到增強，致使臺灣問題又從幕後走到了前臺。

克林頓任內，臺灣問題之所以成為焦點，主要有三個事件：

一是1994年對臺政策審議。當年克林頓政府對美臺“非官方關係”進行了修改，將“臺灣駐美代表處”由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為“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允許經濟和技術層面的高官互訪（但要個案審批），與臺灣建立副內閣級的經濟對話；允許臺灣領導人在出訪途中在美過境；鼓勵在國際組織中“讓臺灣的聲音能被聽到”。

二是給李登輝發放訪美簽證。1995年克林頓政府允許臺灣領導人李登輝“以私人身份”參加康奈爾大學校友會活動。此舉衝擊了“一箇中國”的底線，而且李登輝在校友會上的講話完全突破了臺灣方面承諾的“僅僅是校園生活的回憶及關於臺灣的經濟改革”的內容，而是充滿了高度政治性和挑釁性，讓美方感到騎虎難下，美臺之間從此漸行漸遠。

三是炒作《加強臺灣安全法案》。儘管克林頓及其幕僚一再強調該法案有著潛在的反作用，但美國國會中的親臺勢力卻頻頻炒作，要求加強美臺之間的軍事聯繫，提升對臺軍售水平。此舉讓中國感到憤怒，認為美國撕毀了此前《八·一七公報》關於減少武器售賣的承諾。儘管該法案後來不了了之，但中美關係卻迅速轉冷。

布什時期：側邊敲打“臺獨”勢力

布什上任之初，提出了所謂ABC(Anything but Clinton)政策，顯得格外親臺，甚至一度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臺灣遭到攻擊，要盡其所能協防颱灣”，在歷任總統刻意模糊臺灣關係的傳統之下，這樣的發言顯得極為出格。

不僅如此，2001年4月，布什政府宣佈了售臺武器大單也引發了中國的強烈譴責，而在布什的授意之下，臺灣“防務部門”的部分高官還頻繁訪問美國，甚至一反常例突破國務院的規定進入五角大樓，被美國智庫視為“挑戰中國”。

布什任內，恰逢陳水扁大搞“漸進式臺獨”，而美國也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直到陳水扁在2002年8月的“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演講中公然宣稱“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導致美國無法再坐視不管，美國國安會、國務院接連批駁，敲打臺灣要“安分守己”。

2003年12月，在與來訪的溫家寶總理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布什表示美國的政策是反對臺海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並直言不諱地批評陳水扁說：“臺灣領導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做出決定單方面改變現狀，對此我們是反對的。”

從此，布什政府對待臺灣問題的立場做出了轉向，國務卿賴斯、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等高官均對陳水扁發出批評，被社論視為“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還沒有一屆美國政府這樣公開、直白、嚴厲地批評臺灣領導人”。

在該時期，中美兩國在反對“法理臺獨”方面取得了共識，也迎來了建交以來最長的穩定時期，也在此基礎上針對朝核問題、反恐合作、經貿關係展開了廣泛合作，維護了共同利益。

奧巴馬時期：良性和平發展

奧巴馬執政時期，恰逢島內執政黨“綠地變藍田”。對於承諾“不統、不獨、不武”的臺灣領導人馬英九，美方稍感寬心。美國稱，歡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在2009年11月和2011年1月發表的兩份《中美聯合聲明》中一再進行相關表述，並儘可能做到了承諾內容。

不過，對於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奧巴馬而言，過於良性互動、和平發展的海峽兩岸不利於美國對霸權的把控，因此其頻頻在兩岸關係上挑唆，要求臺灣將“和平統一”暫時擱置，只發展經濟，避談政治。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也不忘從臺灣這個“冤大頭”口袋中賺錢，要求臺灣將防務費用提高至3%，也積極向臺灣出售軍售武器，但卻明白臺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基本沒有突破“一箇中國”的底線。

特朗普時期：不按常理出牌

特朗普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但絕非聰明的政客。因此，特朗普只知道如何攫取最大的短期利益（雖然深層次的長期利益可能一塌糊塗），故而其對臺灣問題也是“想一出唱一出”。

在競選期間，臺灣問題基本沒有成為特朗普選戰的重點，但在2016年的《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卻一反常態，還大放厥詞稱“臺灣問題必須以臺灣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決，如果中國政府違反這一原則，美國就要去保衛臺灣。”

對於特朗普，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均有點“猜不透”。他在當選以後違反常例與蔡英文通電話，接受蔡英文的祝賀；在《2018財年國防部授權法》中包含了邀請臺灣參與“紅旗”軍演、“評估美臺軍艦互訪的可行性”等有關涉臺條款。

2018年3月中旬，特朗普又簽署了《與臺灣交往法》，取消了美臺之間官員互訪的限制。就連“美國在臺協會”駐臺北辦事處喬遷新址，美國也派遣了負責教育和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如此高規格的官員出席新館落成典禮，被視為是“為臺灣打氣”。

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不再將臺灣作為一時一事的籌碼，而是要全面升級對臺關係，將臺灣問題作為中美兩國間長期博弈的一個重要場域。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磕磕絆絆，但總體而言是在曲折中前行。未來，臺灣問題如何解決、怎樣解決，靠的不是美國，而是靠兩岸人民同心協力，迎接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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