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王咏霓给黄体芳的书信有两通。其一为收录《函雅堂集》第二十卷的《致黄阁学书》；其二即是写于乙酉八月初五的《答黄侍郎书》手稿。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莼隐，人称“瑞安先生”，温州瑞安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近三十年宦海生涯，曾经两放试差，三任学政，后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作为同光清流的一员健将，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并称为“翰林四谏”。
▲王咏霓
晚清以来，随着温州、台州文教的复兴，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好的交流与发展。在这个时期，瑞安文人学士辈出，曾有“东南小邹鲁”之誉。此时，在相隔不远的台州黄岩也是文教开始兴盛，也提出了“要使滨海变邹鲁”的口号。瑞安，以孙衣言父子和黄体芳父子为代表的颇具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世家崛起；黄岩（包括现在的椒江、路桥），以王棻、王咏霓为代表的“二王”文人阶层的脱颖而出，对各自区域的社会、经济、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邻近的地理位置、相类似的民风氛围、相近时期的文人崛起，让温州、台州两地之间有了深入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仔细去分析这群文人，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也奠定了两地文人在工作交流及社会交游等方面的基础。一方面两地文人的家庭出身大致相同。他们大都出身于下层士绅家庭，自幼开始即饱读儒家经典，受传统思想文化熏陶深刻，对仕途功名怀有与生俱来的强烈追求。多年的拼搏使得他们选择了符合自身需求的人生轨迹，他们有的潜心学术，有的则是由正途入仕。例如，瑞安孙诒让、黄岩王棻，科场受阻后，潜心学术，后来均成为晚清学术大师。而瑞安黄体芳、黄绍箕父子，黄岩王咏霓均由正途入仕。
另一方面两地文人的科举入仕各有关联。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而“同年”往往会拉近仕子间的距离。王咏霓与黄绍箕两人即为光绪六年的“同年”进士。另外，科举考试中一般为主考官取中的，都会去拜会主考官，并自称其门生。王咏霓于同治六年（1867）丁卯秋应省试，中副榜第一，主试太和张泸卿、南皮张之洞。“张之洞阅咏霓文，为之击节叹赏，录为第二。及阅三场策对，见取引本朝人名、书名太多，以有碍磨勘，抑置副榜”。①而黄体芳与张之洞又是同治二年的“同年”进士。这样张之洞、黄体芳、黄绍箕、王咏霓四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了。第三是两地文人的履职经历大致相似。王咏霓与黄体芳父子都有京城履职，并外放地方的经历。虽然王咏霓并未入翰林，但是刑部京官一职，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同朝廷中的清流人物交游，并跻身其列。
▲《答黄侍郎》一
▲《答黄侍郎》二
▲《答黄侍郎》三
《致黄阁学书》、《答黄侍郎书》两通书信，是温、台两地代表性文人之间的交流，书信最直接地反映了两地文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影响的真挚情谊。
《函雅堂集》第二十卷的开篇即是《致黄阁学书》，这一年应该是光绪八年（1882），葭沚举人周郇雨逝世，周郇雨曾作《治原策》、《富强策》，为学政黄体芳所赏识，上疏荐于朝廷。黄体芳在近十年的学官生涯中，竭尽全力为朝廷物色、选拔各类人才。他特别注重访求行谊纯笃、学问优长之士。史料记载“保荐左赞善、于荫霖之器识，山东知府全士錡之吏治，临海举人周郇雨之算学，后皆各有树立”。②从王咏霓的《致黄阁学书》中，我们可以发现黄体芳确实对台州学子关爱有加。周郇雨去世后，王咏霓赶赴杭州料理其后事，“八月十七日于武林寓斋接奉惠书，并以二百金恤筼弟之丧，诵受之余，祈感交集”。王咏霓在道谢之余，更是为黄体芳这位师长的善举发自肺腑的表达了“夫今世人情之薄甚于浮云，先生首倡古谊，以风厉末俗，凡在士林无不铭诵”。书信的末尾，王咏霓向师长黄体芳提了三个要求：指出《周郇雨行状》初稿已草创完成，寄上仓促印刷的两册请黄体芳指正；周郇雨的墓志铭“请大人文惠撰墓志书丹刻石”；王咏霓为周郇雨遗稿《黍香词》即将刊行，提出“尚望赐之序言”。
▲北洋海军的“右一”号鱼雷艇（图片来源网络）
三年后的光绪十一年（1885），远在欧洲的王咏霓与黄体芳之间的通信一直不断。八月初五的《答黄侍郎书》手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两人所共同关心的时局与军事情况。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此起彼伏，尤其中俄伊犁争端、中法越南争端，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硬的立场。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国海军的真实实力已彻底地展现在世界眼前。世界格局在变、军事力量在变，这也让王咏霓等外交官们，对异国采购军舰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自己独立的思考。
一是提出了对后续工作的思考。定、镇、济三舰归国后，“昨有朝旨，令英德使臣照济远式样，于彼厂分造快船”。对于新任务的到来，王咏霓坦露了自己的顾虑“惟济远之式系德厂新创，未能尽善，尤其煤柜太小、梯舱太窄尤为未便”。“惟是将来各省购造快船，似应仿水线带有甲之式较为利器，其价值视铁舰不过三分之一”，王咏霓所指的铁甲快船思路，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超前的装甲巡洋舰设计理念。事实证明，这一设计理念后来在这些驻德外交官们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顶住压力，最终被实践于“经远”号上。
二是直接指出了造舰回扣的问题。“经手洋人扣釐九万马克在内，此陋规各厂皆有，……可见从前”。这么直接的表述回扣问题，比王咏霓收录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中的《与重黎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利病书》的表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来自前沿的信息，也直接成为了清流后来问责原驻德公使李凤苞的“利器”。同时，这些官办、官督商办等方面的贪腐问题，也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是指明了对下阶段造舰工作的想法。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中，法国舰队投入大量鱼雷艇用于实战，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尤其是法国45号鱼雷艇更是重创了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这给中国海防带来巨大的震动，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发展鱼雷兵力的决心。而就在这封给黄体芳的信里，王咏霓算是在战后较早地提出了“多造鱼雷艇以护海岸”。从信里可以看出，这既有“一时物力常恐不逮”的无奈，又有“津粤所购，业已来华，自可照式仿造”的建造基础（1884年，张之洞主政两广后，向西方购买了一批为数可观的鱼雷艇）。
四是告知了《外国师船图表》的编写情况。“外国师船图表详其体制，属相参订已成，英法各卷异时印写”。《外国师船图表》在许景澄的牵头抓总下，是一部驻欧外交官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世界性的海军年鉴，在中国兵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不出国门而了解世界的不可多得的读物。王咏霓后来在该书的后序中指出“视长广之比较，则知形式之锐钝；审马力速率之同异，则知汽机之优绌；考压水力之轻重，则知容物之多少；稽时代之远近，则知材质之功楛；验入水之深浅、炮力之大小，则又以知其因地之宜，利用之道”。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是王咏霓及黄体芳、黄绍箕父子等温、台文人当时所共同面对的时局。这种面对时局的适应与反应，不仅代表着个体，同时也代表着那个时代温、台一批人群。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生长过程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两通书信，远不足于说明全面问题，但是也可“以小见大”。王咏霓等温、台传统士大夫面对晚清变局所作出的思考与反应，何尝不是推动中国历史文明车轮前进的另一种力量？
注：
①《椒江方志》第五期，叶长春：《王咏霓年谱》 第127页
②叶尔恺：《浙江通志.黄体芳传》，见《黄体芳集》第359页
-沙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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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沙鸥】
【整理：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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