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的事件和好的故事之間，缺的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
卡爾維諾比較極端，有文字潔癖，他把那些沒有講好的故事看成是一種瘟疫，《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說：“這是一種危害語言的時疫，表現為隨意下筆，把全部表達方式推入一種最平庸、最沒有個性、最抽象的公式中，沖淡意義，挫鈍語言的鋒芒，消滅詞彙碰撞和新事物迸發出的火花。”
簡單說，講不好故事，就像把一桌好菜做糟蹋了，既無法保證所述事件的尊嚴，也無法體現敘述者的個性，更無法愉悅接受者的審美。總之，一個講不好的故事是三方的失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像王熙鳳說的，“聾子放炮仗——散了罷”。
好的故事又是怎樣的？當然見仁見智。卡爾維諾這般文學家看重技巧，從語言上下功夫；也有人看重受眾，在貼近性上下功夫，比如分眾閱讀、IP流量；還有人看重宣傳，在權威性上下功夫。都沒錯，合在一起，也許能講好一個故事。
但能不能講好一箇中國故事？也許能，也許不能，至少還得加上一條。
常常有人感嘆，中國現在發生的很多事兒，連劇本都不敢這麼編。為什麼？一個發展的大時代，一個人類文明轉型的大時代，各種事件素材琳琅滿目、各種矛盾衝突錯綜複雜；其中的情節之曲折、結構之繁複聞所未聞、出人意表。寫進小說戲劇都覺得太巧合、太跌宕、太戲劇化了，可是它偏偏是真的。
所以，講好當下中國的故事，要加上的一條，就是要講好大時代裡真實發生的事件。真的巧合，不需要在結構上太著痕跡；真的跌宕，不需要在情節中太多環扣；真的戲劇，不需要在故事裡太過虛構。總之，以世界的眼光、歷史的視野、理性的態度，原原本本明明白白講好它，自然比虛構更有力量，更能直指人心。
《漢書·司馬遷傳》讚語中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別忘了，司馬遷是最會講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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