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的事件和好的故事之间，缺的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卡尔维诺比较极端，有文字洁癖，他把那些没有讲好的故事看成是一种瘟疫，《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这是一种危害语言的时疫，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入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冲淡意义，挫钝语言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的火花。”
简单说，讲不好故事，就像把一桌好菜做糟蹋了，既无法保证所述事件的尊严，也无法体现叙述者的个性，更无法愉悦接受者的审美。总之，一个讲不好的故事是三方的失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像王熙凤说的，“聋子放炮仗——散了罢”。
好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当然见仁见智。卡尔维诺这般文学家看重技巧，从语言上下功夫；也有人看重受众，在贴近性上下功夫，比如分众阅读、IP流量；还有人看重宣传，在权威性上下功夫。都没错，合在一起，也许能讲好一个故事。
但能不能讲好一个中国故事？也许能，也许不能，至少还得加上一条。
常常有人感叹，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儿，连剧本都不敢这么编。为什么？一个发展的大时代，一个人类文明转型的大时代，各种事件素材琳琅满目、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其中的情节之曲折、结构之繁复闻所未闻、出人意表。写进小说戏剧都觉得太巧合、太跌宕、太戏剧化了，可是它偏偏是真的。
所以，讲好当下中国的故事，要加上的一条，就是要讲好大时代里真实发生的事件。真的巧合，不需要在结构上太着痕迹；真的跌宕，不需要在情节中太多环扣；真的戏剧，不需要在故事里太过虚构。总之，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野、理性的态度，原原本本明明白白讲好它，自然比虚构更有力量，更能直指人心。
《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别忘了，司马迁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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