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作為如今最為尋常的一種交通工具，在今人眼中，已無任何非議可言。幾乎沒有人會反對修鐵路、通火車，然而在清末年間，在那個火車剛進入國人眼中的時候，大多數人卻是反對修鐵路。
1875年，上海英人自建了一條吳淞鐵路，開始了清末鐵路之爭。
1880—1881年間，臺灣巡撫劉銘傳倡導修京清鐵路，遭到清廷多數官員群起攻之。
1882年，因恐唐胥鐵路使用機車“震動龍脈”，朝廷禁駛機車數月之久。
1888年末，圍繞建設津通鐵路再起紛爭，最終此建設計劃流產。
直至中日甲午戰爭後，修建鐵路的共識才逐漸達成。
說起來，反對修鐵路有諸多理由，且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又是那麼的正當且充分。
如內閣大學士張家驤反對建設京清鐵路，稱“自清江浦至北京有1000餘里，現在的官道從田地、房屋、墳墓、橋樑間穿過，而火車速度之快，極易發生車禍。”
1889年1月，御史餘聯沅奏陳修路五大害：一、害舟車，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國俗，五、害財用。
客觀地說，修鐵路確實觸及到利益之爭，會顛覆過往的倫理道德、民俗信仰，以及傳統思維構建的觀念及行為形態。
再加上當時清朝又出於“被殖民”的尷尬而複雜的國際環境，列強競相想在國內修建鐵路，自然不是為了清朝的發展，而是為了進一步的掠奪資源、傾銷商品、搶佔市場、瓜分中國。
如此一來，如果回到處於技術及觀念劣勢的歷史現場，統治者始終搖擺不定，也不難理解。
不過，由此導致的悲劇性結果也不得不正視。鐵路所具有的的現代經濟及社會意義，不僅顛覆過往的交通運輸方式，亦重塑商品流通環節，同時完全改變國防後勤保障體系。
當清政府在猶豫、彷徨的時候，也相當於錯過了最佳的崛起時間，最終被歷史淘汰也就在情理之中。
記得魯迅先生曾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誠哉斯言，最為關鍵的是，反對的理由往往是那麼的義正言辭、不可反駁。
幾千年的文明史，固然讓人驕傲與自豪，但由於文明的慣性太過強大，且在上千年的完善中，已經形成一個看起來完美的閉環，因此也容易讓人陷入其中，猶如井底之蛙，若是沒有強有力的外力介入，很難跳出來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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