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Nobel Media）
陳永偉/文
混搭雙雄
當地時間10月8日上午11點45分，2018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Romer)因他們對“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而分享了這一獎項。
兩人獲獎的消息一公佈，就有不少人大呼奇怪。倒不是說大家對兩位新科得主的學術水平有所懷疑，而是說兩人的“混搭”讓人不太看得懂。按照慣例，同一年份的諾獎一般會由在同一領域有過合作，或者說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學者共同獲得，但這次的經濟學諾獎卻沒有遵循這一套路。
從研究領域看，諾德豪斯側重於環境經濟問題，而羅默則更關注知識和創新問題，兩人似乎並無交集。事實上，不僅旁觀者對本次的獲獎組合看不懂，就連兩位得主本人也對此表示意外。據說，當諾德豪斯得知和自己分享今年諾獎的是羅默時，曾喃喃地說：“我沒有想到會和他一起。”而羅默知道諾德豪斯和自己一起獲獎後，也只是客套地表示了自己對此很榮幸，一直對對方的研究感興趣。
今年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五十週年，為什麼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獲獎人的組合會如此奇怪呢？其實細思之下，就不難發現其中的深意。儘管諾德豪斯和羅默的研究看起來相差很遠，但究其根本，他們都是在從不同角度探究經濟學的最古老主題——經濟增長。所不同的是，羅默思考的是增長究竟從何而來，有什麼方法可以促進增長；而諾德豪斯考慮的則是增長的限度在哪裡，有什麼方法可以去突破這個限度。換言之，一個關心的是“始”，一個關心的是“終”。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氣候變暖等全球性問題不斷出現的背景下，通過將諾獎頒給這一“始”一“終”兩位學者，可以引領整個學界重新思考增長問題，共同尋找相關全球性問題的破解之道——或許，這正是諾獎評委會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增長往事
1、索洛之前
根據教科書上的標準定義，經濟增長指的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或地區）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儘管在今天看來，每年百分之幾的經濟增長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到整個人類歷史，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尋常之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曾對各國的歷史GDP狀況進行過估算和復原，結果發現從公元前後開始到十七世紀，整個世界的經濟規模並沒有發生過顯著的變化。而從人均的層面上看，近兩千年間的個人收入狀況則更是處於停滯狀況，始終在維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換言之，如果一個羅馬人穿越到文藝復興時期，或者一個漢朝人穿越到明朝初年，他們並不會感覺到自己的境遇有太大的改善。
直到工業革命的發生，一切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蒸汽動力等新技術的協助下，人們終於打破了加在自己身上的魔咒。先是歐洲，然後是美洲和亞洲，世界各地陸續告別停滯，走上了持續增長的道路。
隨著增長代替了停滯，人們開始對增長的奧秘產生了興趣。增長是怎麼開始的？為什麼有的國家增長快、有的國家增長慢？增長到底會不會有終點？……一大批有志之士開始投入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他們後來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家。事實上，經濟學能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最初就是源於對增長和分配這兩大主題的思考。
被譽為經濟學創始人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是最早研究增長問題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國富論》全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其對增長問題的關注。在這部不朽的名著中，斯密向人們詳細闡釋了他對經濟增長的認識。他指出，市場的擴大導致了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促進的創新的發生和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反過來促進了市場的擴大。在他看來，只要一個國家走上了這樣一個良性的循環，其經濟就能獲得持續的增長。顯然，斯密的這番論述給人們畫出了一張美好的圖景。它讓人們認識到，停滯不是必然的，增長也不是偶然的，通過良好的政策激活市場，增長就可能持續下去。
但在亞當·斯密之後不久，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就對增長給出了一個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看來，經濟增長會受到資源、環境的限制。隨著經濟增長，這種矛盾會不斷加劇。最終，饑荒、瘟疫和戰爭會摧毀增長的成果，將人們的生活水平推回到僅夠生存的境地。在思想史上，馬爾薩斯的上述理論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顯然，這套理論給人們展示的是一個灰色的未來。
經濟增長的故事究竟是會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走上良性的循環，還是會最終落入馬爾薩斯陷阱？這個問題幾乎讓古典經濟學家們爭論了大半個世紀。包括李嘉圖、穆勒、馬克思在內的一大批頂尖經濟學家都曾捲入過這場討論。直到隨著“邊際革命”的發生，經濟學這個學科關注的焦點從宏觀轉向微觀，相關的討論才慢慢歸於沉寂。
此後，隨著蕭條和戰爭的接踵而來，經濟學的關注焦點則更是轉向了對經濟週期和危機的解釋，增長問題變得少有人問津。儘管在這段時間內，也有一些學者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貢獻，產生了諸如拉姆齊模型（Ramsey Model）、哈羅德-多瑪模型（Harrod-Domar Model）、馮·諾依曼模型（von Neumann Model）等重要的理論成果，但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研究話題卻並不受到重視。
2、索洛的貢獻
增長問題重新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是“二戰”之後的事情。在“二戰”後，西方的主要國家迎來了一段空前的發展時期，經濟繁榮、就業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再次開始對增長問題好奇，希望找出增長背後到底有什麼秘密、想知道經濟增長到底會不會有極限。
在這個時期的眾多理論工作中，最需要提及的是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研究。儘管在索洛之前，已經有大量經濟學家從各自的角度談到了對增長問題的見解，但都沒有形成一套公認的基本研究框架。直到索洛模型，這個工作才得以完成。
在195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索洛將經濟增長這個宏大的故事用一個十分簡單的模型表達了出來。在這個模型中，經濟體可以通過儲蓄部分產出來實現資本的積累。這些積累的資本會有兩個用途：一方面它會被用於資本的“廣化”，即為新增的人口提供資本；另一方面它則會促進資本的深化，即讓經濟中的人均資本存量得到提升。由於資本的邊際產出是遞減的，所以隨著資本的積累，經濟會運行到一個均衡：資本的深化正好等於0，新的儲蓄全部被用於資本的廣化。在均衡狀態，經濟體中的人均資本，以及對應的人均產出都會保持固定不變，經濟體中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保持不變。而整個經濟體的產出就由這個人均產出水平和人口決定。
那麼，什麼決定了均衡的人均資本存量和人均產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決於幾個因素：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人口增長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本用於“廣化”，因此它會讓均衡資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儲蓄率則會帶來更高的資本積累，因此會讓均衡的資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術水平可以用同等資本投入得到更多產出，從而產生更多積累，因此也會讓均衡的資本存量更高。
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一旦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這些因素給定，無論經濟體的起點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人均資本水平和人均產出都會向均衡水平收斂。由於從經驗上看，經濟體的人口增長率和儲蓄率通常會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不變，因此最終決定經濟體均衡發展水平的變量就只有一個——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簡稱TFP）。
索洛模型雖然簡單，但卻抓住了增長問題的要害——TFP。後來的很多實證研究都證明，TFP是決定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狀況的最本質因素。例如，由霍爾和瓊斯進行的一項跨國比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組和最貧窮的國家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異，這種差距就會縮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索洛模型也並非完美無缺：一方面，索洛雖然讓人們認識到了TFP在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它是怎樣決定的——事實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個外生變量。由於人們並不確知TFP究竟由什麼決定，用什麼方法可以提升TFP，更不知道TFP的增長能否抵消資源的約束，因此對於增長的可持續性依然充滿了懷疑。例如，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布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就認為技術的革新將最終不敵資源的短缺，增長最終將達到極限。
另一方面，一些經驗結論也和索洛模型的預言存在衝突。例如，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各國的經濟水平應該向穩態收斂，窮國和富國之間的收入應該會趨同。但實際上，不少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續增長，而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趨同似乎也並不明顯。
應該肯定，索洛的工作是重要的，他為研究增長問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他並沒有指明增長究竟從哪裡來，也沒有說明經濟增長究竟會去到哪兒。而這兩個問題，正是羅默和諾德豪斯分別要回答的。
增長之“始”：羅默與內生增長模型
在經濟學圈中，羅默是個出了名的“壞孩子”。他於1955年出生於美國丹佛市，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做過農民、經過商、搞過研究院的政治家。羅默自小就很淘氣、叛逆，在中學的表現很差。在申請大學時，只有一所大學——芝加哥大學願意錄取他。
入學時，羅默選的專業是數學和物理，但他很快發現自己對這兩門學科並沒有興趣，於是決定轉學法律。為了進入法學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課程作為準備，其中當然也包括經濟學課程。就在這個時候，羅默遇到了改變他整個職業路徑的薩姆·佩爾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爾茨曼的授課內容和風格深深打動了羅默，他很快意識到相比於成為一名法學家，他可能更適合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於是，他就轉入了經濟學的學習，並先後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學等多所名校輾轉求學。1983年，羅默最終在其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學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大約在1980年前後，羅默開始對增長問題著迷，並開始研究怎麼敲開索洛模型中那個TFP的黑箱——當時，他正從女王大學回到芝加哥大學，開啟在那兒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經過了數年的思考，他對增長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些思考後來被寫成論文《規模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於1986年發表在頂級的經濟學刊物《政治經濟學雜誌》上。
在這篇經典的論文中，羅默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概念來對持續的增長進行解釋。在傳統的經濟學中，投入要素的規模報酬通常被假定為是遞減的。例如，資本或勞動力投入越多，其在邊際上的產出就會越低。這樣的特徵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過程最後只能導致人均產出的均衡，而不會出現持續增長。但如果有某個要素的規模報酬是遞增的，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它的積累將會導致持續增長的產生。
那麼，這樣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這種要素就是知識。
從經濟學角度看，知識是一種公共品（Public Goods），是非競爭（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個人使用知識，並不妨礙別人使用知識，同時每個人也無權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樣的知識。當這種要素被作為投入品用於生產時，它就會產生強大的正外部性，從而導致規模報酬遞增的出現。一旦有了規模報酬遞增，持續的增長也就成為了可能。由於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可能會導致知識生產過低的次優結果。因此，從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對科研、教育增加投入，從而保證有足夠的知識被生產出來。
在1990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內生技術變遷》中，羅默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在這篇論文中，他構造了三個經濟部門：生產最終產品的部門、研發部門，以及生產中間品的部門。研發部門負責生產知識或創意（idea），並將其賣給中間產品部門，而中間產品部門則產出耐用資本設備並將其租給最終品生產部門以獲得租金，最終品生產部門負責生產經濟體中的最終產品。很顯然，要讓經濟體的增長順利進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個部門中投入的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等。在這個框架下，就可以討論很多政策性問題。舉例來說，在這個模型中，研發部門生產的知識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會收益和其給研發部門帶來的私人收益並不一致。在羅默看來，為了鼓勵研發的進行，就需要儘可能消除這種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之間的差值，因此引入專利、版權等一些激勵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兩篇論文的思路，主要是從知識（knowledge）和創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來看待規模報酬遞增，並用它來解釋長期增長。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由專業化引起的規模收益遞增為基礎的增長》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規模報酬的產生。對於專業化的強調，其思想淵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斯密就曾用制針廠的例子來說明分工和專業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長時期內，這一重要思想卻並沒有引起經濟學家的足夠重視（或許楊格、舒爾茨是少數的例外）。在這篇短文中，羅默在一個壟斷競爭的框架下對這個重要的思想進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數學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產的專業化（表現為經濟中中間產品的增多）會導致規模經濟的出現，進而讓持續增長變為可能。儘管這篇論文只有短短几頁，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專業化可以導致規模報酬，從而造成持續增長，那麼國與國之間通過專業化，然後進行貿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國之間的共同繁榮，這一觀點為從國際貿易理論去思考增長問題奠定了基礎。
儘管在今天看來，羅默的很多結論是十分顯然的，但在當時，這種打開TFP黑箱的嘗試卻是具有革命性的。對於習慣了傳統經濟學思維的人來說，羅默的這幾篇論文無疑是對增長現象的“瘋狂解釋”（Crazy Explanation）。不過，也有一些人很快認識到了羅默這些工作的價值，並加入到他的陣營當中來。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羅默的博士導師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從國際貿易角度研究增長的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繼承了熊彼特創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羅默一樣，這些人都試圖從各個角度去對增長的動力給出“內生化”的解釋。儘管這些人的工作各有側重，但由於其“內生化”增長動力的共同特點，人們通常把他們的理論統稱為內生增長理論。
遺憾的是，正當內生增長理論方興未艾時，羅默“壞孩子”的本性卻顯露了——作為這一領域開創者的羅默竟從學術界消失了！此後二十多年，他再也沒有發表過重量級的論文。到底是他江郎才盡了，還是上帝不想通過羅默告訴我們更多增長的知識？關於這點，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在羅默淡出學界的日子裡，他把自己的日子過得很精彩。在這段時間裡，他創過業、搞過“憲政城市”實驗，還在2016年出任了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不過，由於他鮮明的個性，很快又離開了這個外人看起來顯赫異常的位置。
有人說，根據羅默的貢獻，如果他乖一點，恐怕早就獲諾獎了。我想，這一點應該是確切的。不過，與灑脫地生活相比，早拿諾獎真的那麼重要嗎？誰知道呢！
增長之“終”：諾德豪斯、環境與奇點
與羅默的天馬行空相比，諾德豪斯的人生要平淡得多。他於1941年出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開克，早年曾在法國求學，並就讀於巴黎政治學院，回美國後就進入耶魯大學學習。在耶魯時，他選修了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的課程，並受其影響愛上了經濟學。從耶魯畢業後，他繼續進入麻省理工深造。當時，他的導師正是索洛教授。從麻省畢業後，他回到了母校耶魯，並一直執教至今。
在耶魯的幾十年裡，諾德豪斯可謂成就無數：他獲得了學院最高的教授頭銜——斯特林講席教授，成為了薩繆爾森經典教科書《經濟學》的欽定合作者，教出了著名的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但眾多成就並沒有改變他的謙遜和低調。即使當他獲諾獎的消息傳來，校方要為其舉行慶祝時，他也因正在上課而要求推遲儀式。
或許是受導師索洛的影響，諾德豪斯一直對增長問題抱有極大的興趣。在職業生涯的最初幾年，他就發表了多篇關於增長問題的論文。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出版，將馬爾薩斯關於人們能否突破資源限制、獲得持久增長的問題重新擺到了人們面前，引發了很大的爭論。自然，這場爭論也吸引了諾德豪斯的關注。
在《增長的極限》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有限的資源必將導致增長的停滯，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資源耗盡後，將會對經濟帶來致命的打擊。對這個觀點，諾德豪斯給予了針鋒相對的反駁。雖然資源數量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潛力能提供近乎無限的能源。在1974年的一篇論文中，諾德豪斯進行了一項測算：根據測算，雖然當時的化石能源僅能夠使用520年，但如果開發使用核燃料，現有的資源儲量就足夠使用530億年。而如果進一步開發太陽能，可用的能源則更是無窮無盡的。如果套用索洛的框架，那就是隻要TFP增長足夠快，即使是資源有限制也不怕。
儘管諾德豪斯並不贊同羅馬俱樂部對於增長的悲觀觀點，但他對於潛在的增長障礙一直充滿了警惕。而在這些潛在的障礙中，氣候變化顯然是最需要引起關注的。為了搞明白氣候變化可能對增長帶來的威脅，他嘗試著把氣候這個因素納入到傳統的增長模型當中。他的做法很簡單：影響氣候的二氧化碳等氣體的排放可以被作為一種影響產出的“存量”納入現有的增長模型，而人類活動的進行則會產生“流量”。隨著“流量”的逐漸引入，這些“存量”將會產生變動，進而會引起環境的變化。應用這套思路，就可以在人類活動、環境存量、環境變化及其產生的經濟效應之間建立起一套因果關係。而一旦建立起了這套關係，就可以利用簡單的邊際分析法來考察溫室氣體的最優排放了。
在構築了理論模型後，諾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歷時多年，在大量的資料的基礎上，先後建立了兩個分析經濟對氣候變化的“可計算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這兩個模型，諾德豪斯等人詳細分析了碳排放對於氣候變暖的影響。這一系列的工作為減排的經濟和環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難得的實證證據。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諾德豪斯教授以對氣候變化的研究著稱，但在政策主張上，他並不像很多同行學者那樣激進。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Nicholas Stern）的爭論。在氣候變化的研究領域，斯特恩教授以著名的《斯特恩報告》（Stern Review）聞名。根據這份報告，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其嚴重程度不亞於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阻斷氣候變暖的進程。對於《斯特恩報告》，諾德豪斯提出了尖銳了批評，認為斯特恩選擇了明顯過低的社會貼現率水平，因此大大高估了氣候變化的可能威脅。在他看來，氣候變暖固然可能帶來危害，但其影響要遠遠低於斯特恩的估計，因此採取激進措施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顯然是因噎廢食。相比之下，採用開徵碳稅、建設碳排放交易市場等市場化的手段，則可能在增長和環保之間建立更好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作為索洛的得意門生，諾德豪斯一直堅信技術的進步、TFP的增進足以抵消資源和環境的限制，從而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進行，但他並不是一名盲目的技術狂熱者。對於技術究竟能達到什麼，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一種與“增長停滯論”截然相反的“經濟奇點論”開始盛行。一些人認為，拜先進技術所賜，在不久的將來經濟的年均增長將可以持續達到20%以上。對於如此樂觀的觀點，多數學者選擇了一笑了之，而諾德豪斯則選擇了用數字來驗證這個觀點。2015年，諾德豪斯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正在接近經濟奇點嗎？》的工作論文，在文中，他從七個角度考察了“經濟奇點”到底會不會來。結果表明，大部分的經濟指標都不支持“奇點即將來臨”的判斷。
結語
羅默和諾德豪斯分別研究了增長的“始”與“終”，但增長之謎並沒有徹底被解開，還有太多的奧秘等待人們去挖掘。可以想象，這次諾獎垂青諾德豪斯和羅默，將會重新激活人們對於這一激動人心的領域的關注，也必將激發新的學術成果的產生，而這一切本身也將成為增長故事的一部分。
未來的增長會怎樣？是走向亞當·斯密所言的持續增長，還是跌入“馬爾薩斯陷阱”，抑或是突破“奇點”？對這一切的思考實在太迷人，也太燒腦。正如1995年的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曾感嘆的：“這一問題（指經濟增長）是如此有趣，以至於人們一旦開始思考這一問題,便很難再去想其他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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