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 邱曉君 劉文濤
來源 | 媒通研究院
1997年，《新週刊》第一次改版擴招，34歲的大學講師周可剛從汕頭大學調到華南理工大學，為了應付廣州的生計，他整天買報看招聘廣告準備兼職。不久後，兩家雜誌社給他發出邀請，最終，周可選擇了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份，“壓哨”進入《新週刊》。
往後數年，《新週刊》一路策馬奔騰，譽滿天下，不過隨著同期的同事陸續離開雜誌社，21世紀第一個十年還沒結束，周可就成了那輪擴招中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人。
“金牛座的人踏實穩重，有恆心”，他後來覺得這個解釋倒挺自洽，今年已經是他在新週刊的第21個年頭。但事實上，無論是周可還是《新週刊》，清高、犀利、先鋒新銳、情懷無敵，才是更適合他們的形容詞。
在周可算不上寬敞的辦公室裡，有一面書牆，採訪就安排在書牆下的沙發上進行。徵得媒通社研究員同意後，周可從煙盒裡抽出一根香菸夾在手指上，直到將“《新週刊》的發展節點”這個話題聊完，他才利索地把煙點著，悠然地吐出一串煙霧。
從專業的角度講，這場採訪一度是失控的，話題寬漫而綿長，涉及時代的變革、年輕人的焦慮、觀察者的偏見、古典音樂的魅力、讀書的要訣以及周可本人的人生轉軌。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後，走出大樓，我們感慨萬分：這位紳士的長者骨子裡竟是如此的叛逆，有那麼一刻甚至讓人覺得，他才是這個時代的少年，這也像極了其所服務的這本雜誌。
過去20年間，《新週刊》成為中國社會變遷最敏銳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之一。它既像針灸，又如行空的天馬，無情解構，刺激社會情緒，深度感知，引領文化潮流。正如它在第161期封面文章裡的告白：“並不是所有雜誌都對你胃口，但總有一份為你而生。”
周可極其認同這種新週刊式的價值觀，並且絲毫不吝於表達對社會、對媒體、對雜誌社的真實看法。在《新週刊》的日子裡，周可覺得自己又重新成長了一遍，這本雜誌給予了他最寶貴的東西——尊嚴感。“這二十年來，我服務了它，它塑造了我。”
某些情境下，媒體人與媒體的確是互相融合的，他們可以在精神層面保持著一致的步調。要麼堅守，要麼轉型，要麼索性不玩了，退出江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認知、理解一個媒體人，要多看看他所在的媒體，反之亦然。
在特定的演變邏輯裡，這像是一種宿命，只能順流而下，無法扭轉乾坤。而堅守的周可和《新週刊》，正在玩一場倖存者的遊戲。這位55歲的年輕人，現任《新週刊》雜誌社執行總編，他將繼續以新銳充飢，不斷測量著一本雜誌和這個時代的體溫。
媒通社：《新週刊》創刊22週年了，作為親歷者與見證者，你覺得期間《新週刊》經歷了怎樣的蝶變與成長？
周可： 這本雜誌在中國當代紙媒發展歷史當中，也算是本老資格的雜誌了吧。在雜誌創刊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我來了《新週刊》，然後一直到現在，過了21年。所以要講到這22年來《新週刊》的整個變化，第一次變化我就已經是當事人了。
那時是雜誌的第一次大改版，背景是原來的《新週刊》辦不下去了。這個時候三九集團注資進來，救活了這本雜誌。之後，雜誌的經營更加正規化了，整個採編的架構、發行、廣告被拿到一起，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媒體形態開始建構。
很多傳媒人的成長，其實都是從零開始的。我的一些前輩，事後在回憶頭一年的時候，也不知道一本雜誌該怎麼去做才算對。但只是想著，我不希望做一本跟別人一樣的雜誌，想去做一本自己想做的雜誌，但一本自己想做的雜誌是怎麼樣的，也不知道。
《新週刊》辦公室裡的封面牆
我雖然沒有親歷那一年，但事後回憶起來，當時確確實實處於一種摸索的狀態。通過這第一次的轉變，《新週刊》真正獲得第二次的生命，我們開始搭建架構，去探索一個新的方向，尋找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方法，能夠比較好的區別於別人，也就是所謂的一些傳媒方法論。我們慢慢從這個時候做起來了，這就是在1997年發生的第一次變化。
第二次變化到了2005-2006年左右，差不多是《新週刊》10週年的時候。這一次變化承接於前面的一次變化而來。前面的變化把很多東西整合到了一起，將《新週刊》建成一個很完整的傳媒機構，裡面的形態豐富多樣。但發展了很多年之後，你就會發現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必須隨著市場的變化作出一些調整，把發行和廣告剝離出去，我們自己就純做內容。
所以到了2006年1月，我們就已經正式把這兩駕馬車給卸掉。我們的內容就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了2015-2016年，差不多十來年。
這個時候就面臨著大背景了，互聯網背景下新媒體迅猛發展，導致了我們的代理市場營收完全處於一個斷崖式的下滑。另外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的社長、創始人孫冕退休了，另一個創始人封新城也有了新的想法，他倆一離開，就造成了大量中層的離開，然後這個雜誌一下子到了懸崖邊上了。
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也是一個機會，《新週刊》可以在這個時候去謀求一個媒體的融合和轉變。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不把它理解為一個懸崖，而是變成了一個十字路口。在走這個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選擇的方向是毫無疑問地對新舊媒體做一個融合。
2018年，就處在2015-2016年的變化格局當中，雜誌還處於往前走、媒體融合的狀況。經過兩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其實是挺不容易的，但是還算可以，所以我們建立了全媒體這樣的理念。
除此以外，《新週刊》作為一個品牌，不單是一本雜誌，還是新媒體的集群，同時她還有很多因為這個東西延伸出來的線下活動。當網上的平臺搭建好以後，基於我們傳統的紙刊，再搭建一個比較好的網絡平臺系統，然後再在線下做一個延伸，就會形成圍繞著紙刊所構建的線上和線下互動。這就是《新週刊》大概的樣子。
媒通社：《新週刊》向來被業內譽為“話題製造商”、“觀點供應商”，封面專題更是獨具特色，在你看來，怎樣的選題才算是一個成功的選題？在挖掘選題方面有哪些可以分享和借鑑的經驗？
周可：關於選題方面，《新週刊》一直以來可能跟其他媒體不一樣。說實在地，《新週刊》不是去走傳統的新聞報道的路子，我們更強調要有自己看新聞的視角以及理解新聞的立場、態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儘可能獨特和有價值的觀點。
資訊的報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讀者或者說我們每個媒體人本身應該如何去看待這件事情。所以在此基礎上，我們首先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儘管這種價值觀未必是所謂正確的，也未必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很多時候甚至不夠理性，比較自我，比較情緒化，但它是明確而不含糊的，至少是真實的，更重要的，它是真誠的！
回過頭看，《新週刊》一開始，我們編刊物的人，從某種意義上，其實還沒有很強的一種價值觀，是我們每一個人和這本雜誌一起成長，從而慢慢形成對這個世界的一種看法，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所以到了2000年前後，《新週刊》在內容上有一次集中的爆發。
例如我們做“成都”這個話題的時候，當時成都在舉辦西部論壇，很多媒體都去採訪了，我們也去了，但我們不是去報道成都所發生的這件事情，而是報道成都這座城市，將一個城市作為我們的觀察對象和報道對象。
《新週刊》的經典標題《第四城》的背後，是隱藏了我們的態度和傾向的。成都這座城市在中國城市發展當中，是一個很獨特的樣本。這個樣本不像GDP一樣，排出一個排名來就可以的，它是按一個生活標準、生活方式的指數來排名的，但那個時候沒有人會通過討論生活方式去評價一座城市的價值。
與此同時，我們在誇成都的時候，其實是在批評其他城市，城市發展不應該唯GDP論，更重要的是解決人們在城市裡面的生活品質，建設一個城市的文化形象和親和力，讓人有舒適幸福感。
現在回憶起來，那是18年前的事情了。所謂“觀點供應商”，其實就是要通過我們的報道，去傳遞這樣一個觀點。不單只是給予一個孤立的方法，而是透過一個方法去重新看待和解讀這個事件，然後你肯定會得出不一樣的見解，我認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新週刊》一直以來都不按套路走，具體來講，首先就是謀求一種方法論的變革。所以說，我們做題材的時候，角度、方法變得很重要。常規的角度不按常規去做，做下來你會發現，這種方法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基本構成，那些素材被重新編輯，發生了一次結構性的變化，並且出來了另外一種觀點。所以《新週刊》找到我們自己喜歡、符合自己情緒的結構，去構建一個新的構架，在這個構架裡面，你會找到觀念的一個支撐點，然後你的說法就會很滋潤地出來了。
所以講到“觀點供應商”，首先就是方法論的改變，再構建自己的價值觀。《新週刊》的廣告語是：“一本雜誌和一個時代的體溫”。我們更像體溫計一樣，我們不是坐在這個洪流邊上去觀察、記錄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時代洪流裡面的人。如果這個時代的洪流很洶湧澎湃，我們也會很洶湧澎湃，如果這個時代死水一潭，我們也死水一潭。我們就是時代中的人，無法從這個時代中抽離出來，所以我們代表了這個時代某一類人說話，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
《新週刊》其實一直以來做的是這個社會的反義詞，社會流行什麼，我們就抨擊什麼，我們就站在它的對立面，有些事情就是直接的抨擊，例如大家都在講創新的時候，那我們就會出“痛打創新狗”這樣的說法，還有一種就是我站在你的反面去立論，我是去讚美那些大家不讚美的東西，或者大家忽略的東西，例如大家都讚美那棟房子的時候，我去讚美草地。我們講文學史的時候，有個創作方法，叫批判現實主義，《新週刊》就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刊物，它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者。
所以，說我們《新週刊》是“觀點供應商”，就是說我有觀點，這個觀點是基於一個方法，然後這個觀點是有態度、傾向和價值觀的，而這個價值觀具體來說就是“跟你唱反調”。
媒通社：融媒體時代，《新週刊》在內容生產和傳播形式上是如何適應新媒體的浪潮的？
周可：這個首先第一點，肯定是跟著走，或者說被帶著走。像說實在的，這種老牌的雜誌，很多時候是不想去融合到這裡面去，因為光做自己這點事兒都做不過來。但是紙媒做不下去了，就必須有這樣一個跟進的過程，所以現在新媒體上該有的標配《新週刊》都有。但是在有了之後還是得認真做一件事情。
紙媒的週期跟新媒體的週期不一樣，我們根據這個特點來打造，嘗試在差異性中尋找到一種創作的方法。我們不想跟別人一樣，這是《新週刊》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基因，雖然我們也未必能夠做到百分百與別人不一樣，但是在這種強烈願望的驅動下，我們會努力地去創新。
微博、微信的選題本質上跟雜誌是一樣的，一以貫之《新週刊》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我們的微信就是對當下所發生的事件儘快做出回應，我們的雜誌則讓它慢慢沉下來，去挖掘生活中更值得挖掘的一些東西。兩個東西做一個區隔，但是精神實質是一樣的，價值觀是一樣的。
在我看來，新媒體的發展，它真正的意義其實不在於新媒體本身，而在於它改變了很多東西，比如說是全媒體營銷的概念、市場營銷的概念，在我們的全媒體裡面既有雜誌、又有活動，還有新媒體，我們為了適應它，就要把自己的機制都搭建完備，但同時要在裡面尋找自己的獨特價值。
此外，構建全媒體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去創造新的價值。現在來看，我們對《新週刊》的理解就不再是一本雜誌，而是一個全媒體，每個平臺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運作規律，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搭建了新媒體的平臺，我們面對讀者、面對客戶的方式就變得更多樣化了，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去共同創造更多的東西，創造新的價值。而這兩年，我們《新週刊》正處於這個轉型階段，理論上講還沒有完全完成，但是基本上這個大勢已經轉過來了。
媒通社：近年來，傳統媒體人紛紛轉型，《新週刊》的歷任總編輯封新城、陳豔濤也相繼離開了，這對《新週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周可：對《新週刊》影響最大的就是封新城，他在2015年離開，到了2016年老爺子孫冕退休。豔濤走還好一點，因為豔濤走正好處於這兩年的動盪當中，看不太出來。因為以前已經高度定型化了，總編輯一走，就震盪了，但陳豔濤從上任到出走的時候正好處在震盪期裡面，所以看不太出來這個位置上的人離開會對《新週刊》有什麼影響。
《新週刊》2016年創刊二十年的時候，迎來了真正的一個轉變。如果說之前封新城不離開，這本雜誌就會一直是前二十年的延續，也就沒有所謂的下一個二十年。這兩年，《新週刊》可以說是邁出了艱難的新的一步，我們新社長張妍來了之後，積極應對媒體融合的大趨勢，重新佈局，出現了很多新的轉機和新的開始，我們成立新媒體公司，確立了全媒體運營的思路，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一開始有點跌跌撞撞，但到現在2018年，差不多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節奏感，《新週刊》也明顯上了一個新臺階。
媒通社：《新週刊》年度新銳榜早已成為中國傳媒圈的一張名牌，一直以來都備受矚目，能否介紹下它的評選標準和評選流程？
周可：新週刊評的這個榜，不是一個定量的榜，而是一個觀點榜、態度榜，這個觀點和態度就是我們自己所認定的新銳的精神和新銳的價值。何為新銳？就是我們之前談到的一種很獨特的視角。新銳不可量化，新銳榜就是一種價值觀的呈現。
我們是媒體，媒體要有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那麼我的標準就是我的態度。所以我們要表彰的人就是我們喜歡和認可的人，然後兼顧到他的社會影響力。通過評選，我把我的價值觀透過表彰的人物傳遞出去，所以新銳就是一個標誌。
流程也很簡單，我們建立一個推委會的組織，裡面有幾十個媒體老總和各個業界的大咖。我們雜誌社先篩選出若干個人選，然後再由大家打鉤，我們把打鉤最多的，綜合一下，專家投票，挑出五六個提名，再由雜誌社來決定誰是當選者，它是有這樣一個閉環。所以我們有一個說法叫，新銳觀點，傳媒視角，專家意見，三個東西的統一。新銳觀點，其實就是我們的新銳標準，我們是用“既新且銳”的觀點去看的，然後我們代表的是《新週刊》這樣一個媒體的立場，我們同時要去聽專家的意見，三個方面綜合的結果。
媒通社：在你看來，《新週刊》具有什麼樣的氣質？其一以貫之的新銳精神對你個人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周可：這個前面已經講過，新週刊的氣質其實就是新銳的，而《新週刊》對我個人影響是很大的。我1997年來《新週刊》的時候已經34歲，那時候一個人基本已經定型了。一開始來《新週刊》的目的其實很單純，就想炒更，多掙點錢。
但是進來之後慢慢地發現不一樣，就是你為《新週刊》工作的同時，大家都在一起把《新週刊》做成心中想做成的那個樣子，這是一個不斷去建構、不斷去努力的過程。所以一方面你在為《新週刊》做事情，另一方面《新週刊》也會反過來去塑造你，塑造每一個人。
就我個人而言，我能感覺到34歲以後的我，到現在跟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我變成一個有原則的人，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好就不去碰，我不認同它就不去碰它，以致於這個事情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很多我看不慣的事情我一定不去做。
以前我們常愛說的一句話是：“《新週刊》帶給我們的是不需要討好任何人的自信和勇氣。”但對我個人而言，《新週刊》給了我一種尊嚴感。我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哪怕多牛逼也好，多麼大的權勢也好，我覺得我有我的自尊，這個自尊是這個媒體這個雜誌給我的。所以三十多歲到現在五十多歲，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裡面，我覺得我又重新成長了一遍。這種感覺我覺得很神奇，非常地愉快，充滿了幸福感。
我到了《新週刊》之後拼命讀書，因為在面對各種各樣事情的時候，我得腦子清楚，得思考、學習、研究才行。到最後你會發現讀書是為了讓自己享受，包括聽音樂都是讓我獲得自尊、獲得真正的幸福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二十年來，我服務了它，它塑造了我。
周可辦公室的書架上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藏書
媒通社：你認為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的記者、好的編輯？
周可：好記者跟好編輯的標準不太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兩者都要有自己的眼光，不能人云亦云，他要讀書、要思考，形成自己獨立的眼光和標準。在此基礎上，記者更著重要求自身的發現和突破能力，記者需要在很多人認為習以為常的事物當中去找到一些可以報道和切入的線索。但就編輯而言，他的思維方式要有整體性，要有統領全局的能力，要有一些好的點子，積累要很豐厚，要閱讀、要了解很多東西。至於文筆、寫字，我認為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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