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要求在司法解釋中大力弘揚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要求，適時出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對遭遇他人傷害卻擔心動輒得咎的人們而言，這是一個姍姍來遲的好消息。儘管我國刑法構建了正當防衛制度，賦予公民對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的權利，卻又加上了不少限制條件。比如，起因條件，起因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時間條件，即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當中；主觀條件，防衛人要認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是為了制止侵害、保護合法權益；對象條件，是針對不法侵害人進行；限度條件，不能明顯超過制止侵害的必要限度，等等。然而，在現實中，防衛者想要滿足上述條件，可謂“蜀道難行”。
即便是刑法設立的“特殊防衛權”，“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從條款字面來理解，也必須是針對“正在進行”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問題是，究竟什麼是“行兇”？嚴格來說，這並不是法律術語。此外，除了“殺人”等5種暴力犯罪，還有哪些暴力犯罪也算“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在抽象的法律條文中，我們還找不到答案。
面對法律的迷茫、司法的拘謹，不妨從立法精神中尋求答案。所謂“正當防衛”，乃是一種天然的公民權利，是國家立法對公民自救權利的規範。出臺這一重要制度，不是為了束縛善良公民的手腳，不是為了讓不法分子肆意侵害，而是為了釋放公民的力量，在國家公權力所無法到達的時空條件下，及時有效地對抗違反犯罪分子的暴行，維護人身和財產權利。如果立法精神在司法實踐中被曲解，就應當啟動司法解釋，甚至是修訂法律的程序，讓立法精神得到彰顯和維護，而不是任由公民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
近年來發生的諸多案件，讓正當防衛制度成為公眾輿論關注的焦點。之前發生的於歡案，因為不法討債者非法拘禁、肆意凌辱等暴行，於歡持水果刀致對方死傷，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無期，二審也被判5年有期徒刑。前段時間的“崑山反殺案”，雖說崑山市公安局和檢察院相繼發佈通報，認定於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但條件成立的關鍵，恐怕還是因為追砍的兩刀落空。
作為普通公民，誰又能確保在異常緊張和激動的防衛反擊中，不會逾越限度範圍？防衛與追擊的界限，誰又能輕易辨清和控制？據報道，有記者在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的裁判文書庫中，隨機選取了北京法院2016年至2018年間審結的，涉及正當防衛情節的100份生效刑事判決，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為正當防衛的案件僅有1起，防衛過當案件6起，這足以說明，現行正當防衛制度正有淪為“殭屍條款”之虞。
司法解釋雖然不是立法，但這種由最高司法機關根據立法精神制定的“準法律”，能夠具體細化法律條文，延續法律的現實生命力。最高法將適時出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意味著正當防衛變為“依規裁量”，在更嚴格約束司法權力的同時，也將明確認定尺度，讓公民自救、抗擊犯罪“後顧無憂”。如此，更有利於在全社會弘揚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要求，形成見義勇為的良好風氣。
在法治社會，公民自救的善行義舉，理應得到鼓勵和褒獎。近年來，見義勇為制度不斷完善，從地方性立法到民法總則“好人法”，再到醞釀中“鼓勵正當防衛”的司法解釋，無不彰顯了懲惡揚善的法治精神。法律條文、司法裁判與公眾輿論日趨契合，法治社會也將越來越完善。
閱讀更多 中青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