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妖這樣介紹自己：是一名縣城青年，現居北京，做過工人，現媒體從業人員。
在沒來到北京之前，綠妖在縣城的一所變電站上班，上一天，休息三天。主要的工作是用拖把清潔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絕緣墊，這份工作對於她來說，實在是太清閒了。
她說：我拿這麼多時間去幹嘛呢，對於一個縣城青年來說，這時間充裕到讓人絕望。
她覺得自己的故鄉太小，縣城的夜晚，過了12點，視線所及，一片漆黑，這漆黑也讓她窒息發瘋。
於是，她離開了故鄉，她選擇了一個巨大、巨大的城市，這並不是命運所給予的。
千禧年的時候，她來到了北京。她腦海中亮起的第一個關於北京的畫面，是2001年11月22日，小雪，小雪夜未下雪，但刺骨的冷。
她頭一次參加北京飯局，都是熟悉且陌生的網友，其中有編劇史航。他們相識於網絡，都是文藝小青年。
那時候聚會，還不想現今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大家出門，要麼帶書，要麼帶碟。見面第一句就是：最近看了什麼？
大家嗡嗡地談論著黑澤明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以及羅大佑、侯德健、 崔健、侯孝賢、賈樟柯、阿莫多瓦……
談《巴黎燒了嗎》《流放者歸來》》《光榮與夢想》《伊甸園之門》……
談文學、談電影、聊人生、聊理想。
感覺與身邊的世界格格不入的他們，在聚會中，彷彿進入了另一次元，現實世界被稀釋，不再堅硬，而精神世界，彷彿凝固成發光的空中樓閣。
在北京，她曾經的沉默有了對應，有了觸摸。世界如一匹寬熒幕，開始在綠妖的眼前舒展。
她雖然離開了縣城，進了大城市，買房定居，但是她隨身攜帶的故鄉，她血液裡的父親母親以及“縣城的兄弟姐妹”，依舊在執拗地發生著作用。
她逃離了故鄉，卻成了故鄉的流動博物館。與大城市不斷迎頭遭遇，不斷擠壓，既破敗又哀傷，既淋漓也暢快。
她看過一段寫北京的文字，是她看過最好的一段：
“在北京，一朵花就是在一夜之間橫空出世，啪地照亮整片夜空。沒有來路，也沒有去路，她要麼是一朵跳出光線的花兒，成為光本身，要麼什麼也不是……
北京和那些花兒的關係是有些特別的。只有在這些花兒面前，北京有特別卑躬屈膝，特別遷就的一面。是什麼？有什麼是它沒有，所以要像她們得來的呢？
……
它唯一缺的是氣味……沒有這些花兒連續地、日夜地開放，這座城市將痛苦地面臨自己真實的衰老和死亡。”
關於縣城和城市的關係，綠妖曾經採訪過賈樟柯，發表於《嘉人》雜誌，下面是轉自綠妖整理的對話版，我們依舊能從中得到某些思考。
縣城和我
綠妖：之前總是說你發現了縣城，但沒有問過你跟縣城裡的人們的關係。
賈樟柯：我過去重要的生命經驗都是縣城給我的，如果沒有縣城，可能就隨波逐流了。拍電影，到目前為止，拍的都是我的間接經驗，現實發生什麼我就拍什麼。我自己的直接經驗只拍了半部，就是《站臺》。
直接經驗是一種灼傷，它未必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或家庭，比如說死亡，我記得是上小學二三年級時，一個同學的媽媽去世了，她是騎自行車時，風很大把一堵牆吹倒，她被壓死了。還有一個同學，家裡是修自行車的，八十年代時開始修輕騎，有輛車修好了讓他騎出去試，騎出去就發生了車禍。
它會對我有很多影響，包括性格，還有對人世間的看法就會發生改變。去年的時候我一直在強調貧窮，我覺得這些都跟貧窮有關係。
綠妖：所以你找到貧窮這個線把它們都穿起來。
賈樟柯：對。去年我講（整個社會）是個兩極，一方面國家給人印象很富有，但另一方面貧窮越來越需要我們去關注，我們已經忘了這個國家還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或者說還存在貧窮。貧窮並不因為這個國家整體財富多了就不貧窮，貧富分化，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多數人就變得更窮；還有一種是國強民不富，國家有錢了，但個人怎麼樣。我看到縣城很多家庭並沒有什麼進展，當然隨著時代進步，有了高速公路，麥當勞開到縣城裡，他也能享受到，但具體到生活質量，沒多大改變。
綠妖：這幾年感覺我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在北京，從月收入兩千到十幾萬你都能看到。
賈樟柯：就是拉開了嘛。包括在一個城市裡，上海，北京，看起來都很光鮮，但實際上……我以前講過一個例子，用三種方式去上海，你看到的上海完全不一樣。坐飛機到浦東，有車把你接到香格里拉，你看到的是一個光鮮的上海。如果你從山西坐一個雙層巴士，一路開到上海某個里弄的停車場，你拎著行李出來找地鐵，擠公共汽車，你去找一個三十塊錢一晚上的小旅社，你看到的又是一個上海。所以交通工具已經把人的層面分得很厲害。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回溯2008年。這個思考也是從地震來的，地震為什麼有些建築質量不好，因為貧窮，它改變了中國人的心理面目。有些文化人抱怨中國人都不讀書，不看藝術電影，這很正常，因為過去貧窮。
綠妖：你說過縣城的生活極端無聊，所以對一些年輕人來說變成一個兩極思維：要麼縣城的無聊和窮，要麼是大城市的相對自由。但等到發現大城市也有令人難以忍受之處時，縣城已經回不去了。這是否也是很多人的兩難處境。
賈樟柯：沒有一個烏托邦是真的存在的。在礦區你想去縣城，到縣城想去大城市，到北京想去紐約，到紐約又感覺想回來。沒有一個理想的落腳點。
但如果一個社會允許人們流動，在這個流動的過程中他會找到適合的地方，有些人就能實現自我。我那時候為什麼非要到北京，因為喜歡電影，我沒辦法在汾陽變成一個導演。我是先移動到太原，學畫。這有它的歷史原因，因為計劃經濟，它弄得每個地方的資源完全不一樣。在汾陽，我看不到任何畫冊。
但到山西，我就可以到外文圖書陳列室看。梵高啊，雷諾阿啊，立體主義、印象派都大量的看。計劃經濟沒有畫廊，沒有音樂廳，九十年代初時，我們一撥學畫的同學，坐一晚上火車到北京看羅丹雕塑展，早上六點多，坐電車到美術館，看到下午閉館，坐火車再坐回來，可以省住宿的錢。你在太原是看不到羅丹展的。
後來我看很多史料，49年之後的確是造成很多不公平，以前城鄉差異沒那麼大，心理差異也沒那麼大。我們那個中學，49年前後，擔任老師的大部分是歐美留學回來的，它跟北京上海的老師沒什麼差別，因為鄉村給他的薪水，特別是尊嚴不比大城市差。49年之後，用行政的辦法把中國變成一個等級制度，以前鄉村的商人跟城裡的商人沒有什麼區別，比如山西的大院都在村裡呀。
綠妖：他們走到京城一樣很氣派的。
賈樟柯：對，生活在山西，跟生活在皇城是一樣的。但後來這種差別天然劃分了等級，讓我們的流動失衡。當然，城市化的過程全世界都有：資源越來越集中在超級城市，你在紐約跟在內地一個小鎮接觸到的精神資源是完全不一樣的。但你生活在普羅旺斯跟在巴黎，並沒有尊嚴上的差別。
綠妖：這讓我想到陳丹青常常在文章裡寫鄉紳階層的消失、江南水鄉的消失。我覺得你們說的有異曲同工之處。
賈樟柯：的確是這樣。比如說戶籍制度。現在都看淡了，但它在關鍵時刻它還是起作用。我自己意識到它是看路遙的《平凡的人生》，我那時是上省重點，有很多同學特別努力，吃窩頭，晚上學到十一二點。那時只知道他們要考師範，後來看路遙的書，突然發現原來是戶口在起作用。因為師範出來是城市戶口，而且可以當老師。
綠妖：對，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城市，他們買房子，工作十幾年，但當他們生了孩子要上學時，才發現那個障礙還在，他們沒有戶口。
賈樟柯：是一樣的。我看過茅於軾說，中國的三十年大家都覺得變化特別大，但如果你去坐一次火車就會覺得什麼都沒有變。我覺得他說得特別對。你坐火車，要排隊買票，鐵路系統依然是吆三喝四，如果自己開車或坐飛機，你感受不到體制的頑固與存在。就好象我們都不需要戶口，但當孩子要上學，你會發現這個東西它還在。
綠妖：它讓這麼多人這麼大規模的遷徙變得像個幻覺。你已經在這個城市這麼久，你以為你屬於這個城市。
賈樟柯：對，我覺得頭幾代人都生活在兩頭，比如北京，一到非典它就空了，因為北京這裡的主體的居民不認同這個城市，遇到這種事，他還是要回家。或是春節。這個城市是大家來發展、工作、實現自我的地方，但感情上來說並不認同。
綠妖：但你現在會不會跟農村的生活、縣城的生活越來越遠？
賈樟柯：所以說進入城市有兩種，有一種人會切掉自己跟過去生活的聯繫，這種人很多，本來是汾陽的，來了北京後他會說自己是太原的。跟過去的同學、朋友，甚至是家人越來越疏遠，看起來很順利地融入這個城市。（變成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對，他變成一個沒有過去的人。還有一種很自然，比如我在北京，但我（跟過去）有人的聯繫。去年我家出的最大一件事是我二姨家的兒子在井下被砸傷了，現在生命沒問題，但思維不很清晰，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還要去處理這些事，談判、索賠一大堆。
只要你從人際關係上不切斷，不是你要不要那種生活，而是你逃不掉。
就像綠妖在書裡寫過這樣一段話：
誰曾在年輕時到過一座大城，奮身躍入萬千生命熱望匯成的熱氣蒸騰，與生活短兵相接，切膚體驗它能給予的所有。
彷彿做夢，卻格外用力、投入。摸過火，浸過烈酒，孤獨裡泡過熱鬧中滾過。拆毀有時，被大城之煉丹爐銷骨毀形，你摧毀之前封閉孤寂少年，而融入更龐大幻覺之中；
建造有時，你從幻覺中尋回自己，猶如岩石上開鑿羊道，一刀一刀塑出自己最初輪廓；烈火烹油中來，冰雪澆頭裡去。
在現實的塵土飛揚與喧囂之中，你遲早會有一瞬，感到自己心中的音樂，與這座城市輕輕共振，如此悠揚，如此明亮。
誰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將終身懷念這段旋律。
在書裡，我曾看到這樣一個小細節，她初到北京時，每晚拖著疲憊的身體坐115電車回家，她靠在窗戶邊，頭靠玻璃，風從敞著的窗戶灌進來，精疲力竭地身體裡，仍然有東西在飛舞。
我總是感動於此。
綠妖說：這就是她要的生活，沮喪、疲倦，然而，自由。
整理：阿楠
參考書籍：《沉默也會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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