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點擊上方“選美”，關注選·美公眾號
這是選·美的第1015篇文章
本文作者辛維木，文章原載於澎湃新聞 湃客。
20年前，當魏松祥第一次踏上美國加州的土地時，他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懷疑是否錯失了國內的機會，也沒想到如今中國錢和中國人會在硅谷變得炙手可熱，甚至成為了被爭搶或提防的對象。
而今，對這個人到中年的連續創業者來說，每次短暫的回國都意味著大量新信息和新思想的湧入。在上海的一個下午，魏松祥就約了三場見面。前兩場都在不知不覺中聊得超時了，他連咖啡都來不及喝，背起挎包，匆匆趕去赴下一個約。
從90年代的中關村，到互聯網泡沫下的硅谷，再到後來的“野蠻生長”和中美競爭，他時常覆盤人生的一次次選擇，想抓住下一個風口，“在正確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情”。
以下是他的口述：
講述者：魏松祥 某通訊區塊鏈公司聯合創始人
我在1998年去了美國，還算運氣不錯，但回想我的人生，總覺得留在國內可以做得更大。舉個例子吧，我在1992年做的輸入法就已經有搜狗輸入法那麼厲害了。我一般做什麼事情從來不後悔，但我經常會覆盤自己的選擇：假如不去美國會怎麼樣？做這件事，或者不做那件事會怎麼樣？
90年代在中關村“淘金”
1994年的中關村。視覺中國 圖
1989年，我從紹興嵊縣考到了清華，報的是電機系。那時家裡很窮，我想，電機系搞的應該就是日常的用電，跟家用電器有關，就選了那個。
一去學校就發現上當了，電機系跟家用電器半毛關係都沒有，學的是輸電、發電機。我覺得那技術在80年代之後就已經很成熟了，能創新的地方不多，感到很無聊。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根本不懂計算機是啥。但在清華，我們第一年就開始上電腦課，當時用的還是FORTRAN語言，代碼都印在紙上。我上了一節課就發現，自己對這個很感興趣。
以前我們都不能隨便去機房上電腦，我就想盡辦法到機房去學。那時沒有互聯網，操作系統還是DOS的。本專業的東西我都沒怎麼學，每學期的前期基本都不去上課，就算坐在教室裡也是在看別的書，快到考試時趕緊複習一遍就能應付過去，成績中上水平還是有的。
那是在1991、1992年，因為家裡窮，我要去掙錢，就到中關村打工。其實那時還不會寫代碼，但不知天高地厚地應聘去了。人家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其實我也不太會。但好在當時中國的電腦書基本都是清華出版社出的，學校裡有個書店，我就天天泡在那裡看書，各種書都看，大概知道個意思，就去寫代碼。都是自學，哪有像現在這麼多學習機會，也沒什麼正兒八經的企業。
但那時機會確實很多，掙錢很容易，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能掙錢。別說我們IT行業，什麼行業都是這樣。1992年的時候，大部分人的工資大概也就一兩百塊錢，我們把Windows漢化了，一套軟件就賣1200塊錢。我一下子就從我們班上最窮的人變成我們系最富的人了。所以說知識改變命運，是真的。
我身邊沒什麼人學編程。清華的很多人只要家裡條件不是太差，就不會幹這個。我們大部分同學當時就在考託福、考GRE，一個班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出國留學，主要是美國。還有一部分沒被國外錄取的就進了外企。願意創業的幾乎沒有，去創業都是生活逼的。但要是真敢去闖，那時遍地都是機會，因為市場不完善、信息不對稱，清華人腦子也不差，做什麼事都能掙到錢。
在清華的最後一整年，我都在做畢業設計。當時老師帶我們去寶鋼，我負責寫代碼，檢測電機上的一個東西。做完畢業設計後，它就作為產品給寶鋼用。後來我1998年去美國了，2004年回國時，我有一個留校的同學問我源代碼還在嗎，說我們的程序要升級一下。我當時就懵了，10年過去了，天曉得代碼在哪裡。同學說，我們那個程序還跑著呢。所以我們當時的畢業設計做得非常漂亮。
在硅谷經歷互聯網泡沫
2012年，美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繼2000年網絡泡沫以來首次突破3000點。視覺中國 圖
1995年的時候，一個叫WebEx的公司的創始人朱敏來北京招人，清華的一個老師把我介紹給他。朱敏提了一個當時很難的問題，但正好是我的強項，我幾秒鐘就給他講完了。他就說，你跟我去美國吧。
那時我沒想去美國，覺得在北京挺好的。所以他給了我一筆錢，讓我在北京找十幾個人組建團隊，做一些開發，後來它們就變成了WebEx的產品原型，在美國融到資了。可是網速太慢了，撥號上網，文件都傳不出去，大家覺得協同效率有點低，還是想辦法把團隊從中國搬去了美國。
我們就像螞蟻搬家一樣，一個一個到美國去了，好多人都辦不出H1簽證（工作簽證），拿著B1/B2（旅遊/商務）簽證出去了。我好不容易拿了一個H1簽證，在1998年把北京辦公室關掉，最後一個去了美國。
那家公司後來發展得非常好。一方面，我們這幫人寫代碼能力確實強，寫操作系統的底層代碼都很厲害，寫出來的程序功能比較先進，性能也好，老美的公司寫代碼能力不行。另一方面，我們首創了SaaS的租用模式，以前的模式是賣軟件，改成租用以後用戶成本降低了。我們業務發展得快，嘩地一下起來，2000年就上市了。
1998年的時候，華人在硅谷的地位還非常低，中國大陸的企業家是融不到資的。當時的華人分成兩類，大陸/內地人和港臺人。美國的香港人比較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基本就是臺灣人，他們60-70年代就去了美國，最早從事IT行業，有一些積累。當年我們去創業的華人，向主流融資非常難。所以後來有了清華TEEC基金，說是要第一個支持清華校友創業。
那時環境比較純粹吧，出來創業的少，不像現在機會這麼多——創業的人一多，心態就會感覺浮起來一點。但在1998年，反正也沒啥創業機會，我們比較天真，工資也不高，就樂呵呵地在那裡寫代碼。
我們身邊有一大批人都受到了美國互聯網泡沫的影響。WebEx有幾個同事在1999年泡沫頂峰的時候離職了，加入電子商務公司，那時股票可能是300美元一股，迅速漲到500美元一股。大家都羨慕說，他們要賺大錢了。
但泡沫一破，股價迅速從500美元變成50美元，再變成1美元，然後公司就倒了。所以大部分人最後發現沒掙到錢，因為股票在他們想套現時已經跌沒了。很多人開始重新找工作，在2001年左右的那段時間，找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但我們WebEx走了一條反路。我們在2000年7月上市，正好趕在泡沫還沒完全破掉之前。但上市後業務反而變好了，因為我們做的是網絡會議，泡沫破了以後，很多公司都沒有了出差預算，只能改成遠程會議。同樣，緊接著後來發生了9·11事件，大家都不敢出差了，我們的業務又上去了。
海歸發現出國“變傻”
如今，教育信息化正在中國越發普及。視覺中國 圖
到了2004年的時候，WebEx的規模已經做得非常大了，甚至在美國變成了一個動詞，遠程開會就叫“WebEx一下”。在這個成熟的體系下，對我們這些搞技術而不是搞管理的人來說，後續的新內容很少，不會一直有技術上的重大創新。我們的地位是沒問題的——大家都挺尊重我們這些最早的員工，但我們總感覺無聊，所以就商量自己幹一把試試看。
我想到以前自己在中關村一家叫科利華的公司做過，我們那個年代搞教育的都知道，曾是很牛的一家公司，是中國最早做教育信息化的，像在學校普及電腦，幫老師印考卷、備課之類的。所以我就跟合作伙伴說，回國做教育吧。
其實當時回國的原因很樸素，就是因為覺得我們的工作經驗可以應用到教育上，而中國教育市場我最瞭解，沒怎麼想就回國去幹了。而且當時我的孩子正好一歲，自己又掙了點錢，所以不用考慮太多孩子的因素。我10月離職，花了兩個星期東轉西轉，然後就把整個家搬回中國了。特別快，換到現在就覺得不太可能了。
回國第一年悶頭開發產品，沒什麼問題。但到第二年產品開始走向市場的時候，就發現哪條路都走不通，因為我們不接地氣，內部管理完全就不行，產品賣不動，競爭力不行，就是束手無策的感覺。
我老婆跟我說，你根本就不應該出國，出國一趟以後就變傻了。傻在哪裡呢？比如把中國的公司想象成美國一樣的來管理，卻不適應中國文化。像硅谷的工作方式很自由，不用打卡，但到國內，不打卡肯定完蛋，一開始員工可能是9點一刻過來，然後就變成9點半、9點三刻。像硅谷股權激勵的方式、對市場的認知、對客戶關係的認知等等，到國內也有很大的問題。
還有很典型的是，美國的網站都很簡潔，但中國的網站卻密密麻麻寫滿了東西，設計得太簡單就掙不到錢。所以我們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想把產品設計得簡潔，但這些都是坑，浪費了時間。
那是我最苦惱的一段時期，花了三年時間，我才慢慢進入了狀態，到2008年初就豁然開朗。後來幾次創業，我一上來就把什麼都搞成中國特色的。
但在硅谷我還是學到了一些經驗。一是做事專業，分到每個人頭上的事，大家都做得很到位。我覺得國內相對浮躁一點，這種專業的精神還比較欠缺。二是硅谷比較講究做產品、做技術，而國內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在美國，以市場為主可以起家，但持續以市場來支撐就完了。我們當年在硅谷，就是很底層的一堆“土人”，但就是因為產品和技術做得牛，把老美的競爭對手全都幹趴下了。我們剛回國時想得比較純粹，就交了許多學費。
在硅谷把價值觀搞正了也有好處。國內企業也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我們之前有兩個競爭對手內部因為利益分配出了問題，就有一批人來投奔了我，因為覺得我們不會搞一些亂七八糟的事，這樣我們銷售的實力就一下子強了很多。把產品的銷售模式全部本土化以後，一切突然就都通了。
2010年的時候，我們把整個公司賣給了華為，當時華為看我們技術比較好、團隊也不錯，做的軟件和他們的硬件有互補性，談著談著就變成收購了。其實我有點後悔——當時我們在教育口已經有壟斷性的地位了，掌握了各個學校的信息，如果放到現在，可能值好幾十億美元。我經常說，如果這個公司留著不賣掉，那就遠遠不止一個獨角獸的規模了。
但我不能去後悔，不然人生就很沒意思了。
重回硅谷見證“中國潮”
斯坦福大學。視覺中國 圖
在華為待了一年半，我就出來了。當時移動互聯網非常火，我覺得這是一生的機會，不能失去。但我們的收購有三年鎖定期，結束後還能拿一大筆錢。我跟家人說，要不賭一把，很快就能知道結果。最後溝通下來家人同意，我就放棄了那筆錢，到杭州創建了新的公司，做了幾款通信APP，業務發展還可以，2016年在新三板掛牌了。
去年我們又殺進了區塊鏈產業。硅谷有個項目要做去中心化的通信系統，我當時看完以後心裡咯噔一下，我們做了一輩子的中心化產品與業務，但再過三到五年，可能就要被顛覆了。與其等著別人來顛覆，還不如現在就採取行動。所以我們就決定，把一百多人全部投入進去。現在我們在杭州、南京、硅谷加起來有130多人，我常駐硅谷，每個月都會回國。
如今再到硅谷，氣氛和以前完全不同。到處都是中國人的錢，創業融資根本不是問題。這在兩個行業特別明顯，一是區塊鏈，二是人工智能（AI）。
據我所知，全世界投AI最多的就是中國，可能覺得AI就是未來吧，所以中國的基金大量投進去，美國的基金反而沒有那麼多。華人在硅谷的AI公司只要到中國來融資，似乎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中國投資人不知道投給誰，怕碰到騙子，但覺得硅谷來的肯定就不是騙子。
區塊鏈就更加特殊了。整個區塊鏈的產業鏈，大部分都在中國。上游有礦機生產廠商，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也是中國人做的，最權威的區塊鏈投資基金全是中國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在傳統的股權世界，一堆白人在那裡，你去交流他們都不理你。難得有這樣一個行業是華人可以去很多派對交流的。我去參加區塊鏈的大會，感覺中國面孔超過50%。
很多硅谷項目的人員其實都還很年輕，多是留學生，大學剛畢業或者剛工作幾年，因為這個行業相對單純一點，不需要很多業務經驗，只要懂技術就行。要是在谷歌、臉書工作過的，從麻省理工、斯坦福畢業的，只要點子不是太差，很容易就拿到錢。
這些年輕人在剛開始的時候都很激動，但到了後期，我觀察到有些弊端已經暴露了出來。到真正業務落地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缺很多知識，比如怎麼管理好一個團隊。以前投資人會幫創業團隊找副總裁、找首席財政官，但現在這些投資人都已經套現走人了，團隊難道就自生自滅嗎？創始人要有非常強大的自我驅動力，因為人的惰性在那裡，沒過過苦日子，很可能會想，乾脆別幹了，拿了錢走人吧。
其實我非常擔憂區塊鏈這個行業，擔心目前的融資、套現模式會把整個行業毀掉，把不是空氣的團隊也變成空氣。比如區塊鏈項目在發通證（token）的時候，早期投資人都有折扣。我們的項目要求投資人鎖倉九個月，也就是上交易所以後，九個月不能把通證賣出，因為我們是想實實在在做事的。其實九個月是很短的一段時間，但我們發現，很多區塊鏈基金連一個月的鎖倉都不能接受，想一上交易所就套現走人。
這種現象需要風投基金下定決心來改造。我最大的願望是，這個行業能儘快調整過來，把項目落地，最後產生實際的效益，這樣才是健康的。
這已經是我第四次創業了，連續創業，反正一路折騰，閒不下來，一閒下來就想，不能放棄這麼令人興奮的機會。
無論在往返中美的航班上，還是在硅谷或中國的創業園區，我身邊的年輕面孔越來越多。雖然我自己不是投資人，但看到這些年輕創業者，我總會不由自主地琢磨他們做的事情是否值得投資。在見證了互聯網行業的起起落落之後，我最大的感悟是要相信命運。機會比努力重要，但如果不努力的話，機會來了也沒戲。誰能抓住大機會，站在真正的風口，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情，這就是命運。
魏松祥。講述者供圖
閱讀更多 選·美 iAmElection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