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產官學三界眾星雲集，吳敬璉、劉鶴、樓繼偉、易綱、林毅夫、白重恩、楊偉民等重量級人物出席，陣容超豪華，與會人員的發言相當精彩犀利。
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創辦者之一正是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論壇於1998年6月成立，定位為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
01吳敬璉：大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40年來的主要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就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氣氛就能夠保持。
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甚至出現了曲折的時候，那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就會出現減慢甚至倒退。
他指出，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所以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這就出現了一些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
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投資去拉動的，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過高的槓桿率，造成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如果要降槓桿，那麼增長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那麼槓桿就上來了，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幾率就增大了。
有沒有出路呢？其實是有辦法的。關鍵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就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02樓繼偉：行政手段去產能，這是計劃經濟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現在很多的做法卻把目標、任務當手段。
他批評稱，為了“去產能”就給各省下指標，這是用傳統辦法，靠行政手段“去槓桿”，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03楊偉民：很多金融機構用政治正確代替市場規律，減政才能夠大規模減稅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表示，資金運用應突破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
楊偉民稱，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地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
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
減權的核心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楊偉明稱，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04王一鳴：改革約束機制越來越多，激勵機制卻越來越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王一鳴表示，“我們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將政府掌握的資源更多地交給市場來配置，這個往往會遇到阻力。”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致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鳴認為，目標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現在最大的雙軌就在要素市場，商品和服務經過30多年，將近40年改革，基本市場化了，99%以上市場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雙軌制。
王一鳴表示，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不斷地健全，但是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王一鳴認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其中產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
05吳曉靈：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才是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吳曉靈表示，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地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盪，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善法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吳曉靈認為，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治軌道才是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徑。
06李揚：經濟下行，民企開始主動併入國企尋求自救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大格局發了生變化，國進民退現象比較突出。
李揚做了一個調查，接觸了廣東、深圳、浙江國資領導，在這些民企、民營資本最發達的地方，國資都在凱歌行進。
“這一次的國進民退，是民企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李揚稱，不這樣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資金，你成本降不下去。
07姚洋：混改時國企要手下留情，千萬別把民企都改沒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認為，國企混改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總是懸在國企改革頭上的一把刀，現在更加尖銳。姚洋稱，我們的思路應放寬闊一些，“資產即使是在民營企業家手裡也是在中國的，這是社會資本。”
第二個是國企搞混改的時候到底是誰混誰？姚洋認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讓國企去把民營企業給吃掉，特別是在民企最困難的時候，那國企就是趁虛而入。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國企應該手下留情。
姚洋呼籲，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時候，千萬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沒了。
08易綱：繼續放寬對外資金融機構股比限制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撰寫的《50人的二十年》一書中撰文表示，下一步，應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堅持金融業本質上是競爭性行業的定位，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原則，繼續主動、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助力中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
具體來看，繼續放寬對外資金融機構股比限制，以及設立形式和股東資質等方面的限制，進一步完善“滬港通”“深港通”，儘快推出“滬倫通”；
進一步豐富外匯市場產品，增加外匯市場深度，提高外匯市場參與主體的多樣化，降低外匯市場的順週期性；
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雙向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穩步擴大資本賬戶可兌換，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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