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20日在“2018东北振兴大讲堂”的发言整理）
李凯：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大家好，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积极策划了东北振兴大讲堂，东北振兴大讲堂结合东北振兴的年度论坛和东北振兴的专题论坛一起成为东北振兴研究院策划了一系列高端智库活动，东北振兴大讲堂以关注东北发展、研究东北问题的高层专家为主，通过专家为东北地区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提供抢占性、战略性创新的改革思想、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案例。本次是东北振兴大讲堂的第三期，本次讲堂得到了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委党校等部门的积极支持，也得到了新华社、新华网、澎湃新闻、辽宁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的大力支持，我代表东北振兴研究院对以上这些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省工会、省物价局、省交通厅、省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省委组织部、省卫生计生委，省工信委、省知识产权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法院、检察院、省财政厅、住建厅、林业厅、发改委等50多个单位和20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了本次会议，还有沈阳市参事室、沈阳市政府研究室、东北大学师生共4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在此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首先我们有请东北大学副校长（徐东）教授来致欢迎词。
徐东：尊敬的贾康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习下午好。今年是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施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战略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为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落实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的指示精神，使东北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更好地理解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学习经济发达地区先进做法，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联合创办东北振兴大讲堂活动，并致力于将东北振兴大讲堂打造成推动东北地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高端智库品牌，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是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着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和东北振兴战略的新型高端智库，作为在白山黑水中孕育而生，与东北地区的繁荣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东北高校，我们和兄弟高校、各大研究院所、机构以东北振兴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助力建立起专业化、多元化开放型的智库平台，凝聚共识，服务决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贡献智力和力量。东北大学为敢为人先的人为情怀，2015年10月，学校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整合各界资源，创办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两年多来，研究院紧密围绕中央关于东北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最迫切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搭建起东北振兴研究政策的平台，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决策咨询和培训工作，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一步我们将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把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作为使命担当，以问题为导向，依托优势学科，打造高端智库品牌，打破机构壁垒，推进产学研用媒协同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吸收融合国内外的合作资源，努力培养专门人才，汇聚东北振兴动态数据信息，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信息服务和人力保障。未来，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的政策需求，进一步深化同国家发改委、东北各级政府媒体朋友的合作关系，继续打造东北振兴高端品牌活动，进一步发挥资政建言和舆论引导职能，努力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成为研究东北问题、破解振兴难题的建言者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座的各位都是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多多支持东北振兴研究院的工作，常来学校指导工作，再一次感谢贾康老师，祝本期东北振兴大讲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李凯：东北大讲堂都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专家，本期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国家在财政方面、财税方面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贾康教授。他的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东北振兴”，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给大家介绍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它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以及在这个期间东北振兴的机会和挑战。
贾康教授是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导师，贾康教授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同志之邀到中南海参加经济工作座谈会，曾经在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担任专题讲解人，题目是“财税体制改革”。贾康教授还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委员。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贾康教授作报告。
我再简单说一句，我们在贾康教授演讲期间，大家可以准备问题，考虑到大家都是领导干部，可以传条子，站起来讲话不方便，我们有工作人员收集条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贾康教授。
贾康：尊敬的徐校长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接受邀请来和各位做个交流。我汇报的主题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认识，结合东北振兴，来交流一下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我先从自己所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开始汇报。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在十九大之前被称为中央的战略方针，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把它表述为在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强国所需构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新时代有“新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我们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要在2035年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到50年这个节点，也就是邓小平所说“三步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伟大民族复兴的那个时间，建成现代化强国。在这条主线上，将会遇到很多挑战性的问题。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的：可以把它概括为两条线索。第一条背景线索要说到十八大以后，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短期、中期、长期怎么样考虑大政方针，从当下一直到我们整个现代化战略的实现即“三步走”目标这方面的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在逐步地清晰化和体系化。应该提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形成全面的把握、总体的布局，到了三中全会，实际上开始进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原来已经明确的“全面小康”目标，配上“全面改革”的部署。三中全会的“60条”大家都反复学习过，这个顶层规划对于全局的部署，落到336项有改革切入点的任务上，中央还在不断督促推进。到了四中全会，第三个全面是进一步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依宪行政，到五中全会又系统化地提出我们发展的新理念，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现实的共享发展，还有后面六中全会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
关于中央大政方针，可以由几个关键词形成这样一个连接起来的认识：三中全会那么丰富的内容，60条里边非常重要的这些指导意见，如果做最概括的浓缩，它的核心理念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简称为“现代国家治理”。治理这个概念和过去说的管理调控的管理，有重大的区别，管理讲的是政府作为公权在手的社会管理者自上而下地掌控这样一个架构，而治理所强调的是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来支持高质量的发展，来对接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治理的深意，带着整个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联结必须得到改造这种条件建设任务。由“现代国家治理”，在三中全会文件里，又直接联系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即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小平南巡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之下，资源配置机制终于前所未有地在“60条”中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市场决定论。邓小平于1992年那个时候，以老同志所说的他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以南巡这种非常规的安排，倒逼最高决策层在几个月内形成中央文件，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但在表述上，由于种种约束，当时还只能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终于升华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汉语语境里把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所发挥的作用说到位了。紧跟着一句“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需要把它和前面那一句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而且这个整体的把握，就是总书记说过多次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最具挑战性的，我们还在不断地探索如何把市场的决定性发挥好，以及同时把政府作用发挥得“更好”。后面将说的东北振兴，同样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作个粗线条的观察：我们改革前面进程中，是讨论政府如何划清跟企业的边界、跟市场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而到了近年最新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在一些重要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领域里，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的打造、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等等，政府和企业要走到一起，以合作伙伴的关系一起做事，也就是推行PPP创新机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要形成伙伴的关系来一起推进创新发展。怎么处理好这里面的种种问题？处理得好就是中国在追赶与实现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出奇制胜，而处理不好，就会是我们虽有好的原则、美好的意愿，但是迟迟不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化解矛盾、不断前进状态，难以在已有的历史新起点上如愿地完成“新的两步走”。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与“现代市场体系”相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财政制度”的表述，这是因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物质条件依托问题。政府履行自身职能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财政作为后盾，都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以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内部谈话里面，领导人还说财政是全面改革的支撑。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所要求的现代财政制度必须打造，所以在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文件，就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边跟着，有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文件陆续推出。它再次表现出，财政必然要在全局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别的作用，就好像当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宏观层面率先能动作的，就是以分配环节的财政分灶吃饭来实施放权，来松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小平南巡以后，又一次选择让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加急准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在1994年1月1号推出分税制改革，形成宏观间接调控的体制框架——这是从全局推进深化改革必然要选择的突破口或者先行的重点、重心。现在于改革持续推进中，现代财政制度的打造有一些进展，但是实话说，已经落后于中央要求的时间表。中央要求是2016年财税改革重点与基本的事项要做出来，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下半年，一些重点的和基本事情，还有待于攻坚突破。但是现在依照中央总的口径，还是2020年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剩下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也别无选择，要继续攻坚克难，争取成功。
到了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去中央文件里面所说的政治文明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明”，法治化、民主化这样通盘的制度安排一定要建设起来，但是它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央把现代政治文明这个任务，实际上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摆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中全会解决的，则是系统化表述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个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的系统化“现代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思想解放，我后面还要强调，这是改革中要一轮一轮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这条线索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的提出而言，讲的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是一步一步的在一些核心概念上确立起来而条理化、清晰化、系统化的，十九大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我们要把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
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明显的阶段转换，我们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从龙头指标GDP来看，GDP增速曲线表现，在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的经济景气和增长速度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是10.4%的两位数，这种两位数的增长是高增长，和我们前面改革开放30年算总帐年均水平9.8%（四舍五入就是10%）这种两位数特征一脉相承，特别是和小平南巡以后近二十年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高度一致。但是当时中央已经有了一个冷静的分析判断，认为这以后中国经济必须寻求的，是“软着陆”，不可能再维持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局面了，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必须重视和化解。在实践中大家也看到了，2010年以后，伴随中央所说的软着陆、引领新常态，我们的增长速度一降再降，开始两年迅速降到8%以下，再往后稍有平缓，以后又降到了7%以下。现在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10年这个两位数增长局面，是中国整个经济起飞后的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紧跟着的这个新阶段的到来，如果从经济史上来比较，不出意外，中国就是在2010年稳稳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上，人均GDP是四千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给出的可比口径说，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就是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大同小异，基数抬高了，前面的高速增长阶段难以为继，必须要完成一个调整，增长速度要下台阶。中国跟其他经济体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区别，就是要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降再降，中央的说法是，我们软着陆是要从高速向下降到中高速，而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实质性的追求），要从低中端往上走向中高端，这也被形象地称为“打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这个过程展开中，一步一步的演变，可能各位地方领导同志感受是最深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困扰，纷至沓来，地方层面的困难和企业方面感到的阵痛交织在一起，而中央反复地说，只要经济运行在可接受区间之间我们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言下之意就是让市场这个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我们希望是公平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来经受这种痛苦，达到化茧成蝶，最后形成经济增长质量在结构优化支撑之下的升级版。中央的意图，现在看来已经可以说在复杂局面之下得到了基本实现：在2015年之后到现在，十几个季度了，中国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面，以6.7%到6.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很窄的波动幅度，平台状地展开。在微小的波动中间，这个平台已经中期化。今年一季度报6.8%，二季度是6.7%，上半年算总帐还是6.8%，还是在6.7-6.9%之间。我们总体上经历的，是一开始挑战性就非常明显的，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现在新常态“由新入常”已有希望真正表现出来：这个大写的L型，尾巴拉出来后，要进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平台。
当下一般而言，市场人士、企业界人士，一定要持平而动态地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有关部门，不客气地说，先大讲厉害了我们国，到现在其实感觉又是“掐住了我的脖”，人家在这方面给你施以打压之力，重点像中兴芯片事件，可以一剑封喉。压力来了以后，宣传部门改口，不能提贸易战了，所有的媒体跟我们都说，按指示只能使用“贸易摩擦”的字眼，那我就是用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概念，而我们商务部、外交部，公开场合还是用贸易战这个说法——我们自己的管理部门相互都协调不起来。媒体必须服从媒体的主管部门，人家说不能讲贸易战就是不能讲贸易战，但其实讲的都是一回事，这表明我们在压力面前的种种矛盾，已在国内发酵。比如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中国的宏观间接调控两大部门——央行和财政部的“互怼”，在大众场合两边公开论战。实话实说，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前两天有媒体找我，一定要写篇东西，我开始答应时，明确了是要匿名来写，有一位“财经界资深人士”和我一起合作。到了晚上就要发稿了，报社那边又说总编室讲，按照规定这种文章的作者信息来源必须是真实的，就得用实名了，我赶快打电话问合作者，合作者说坚决不能用实名，因为不愿意卷入漩涡，我只好牺牲自己，干脆就同意新京报提议的办法，我还用实名，合作者用一个笔名，这才交代过去。要不赶了半天的稿子却不能用了，新京报那边也是实心实意想约成这个稿，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我观察我们这些观点，社会反响还是认为比较中肯和有深度的，今天氛围上已好一点了。讲这些，无非印证的就是我们国内在压力之下，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发酵面前，我们还得有一个自调整过程，来形成一些新的基本共识。这是前面回顾起来的两条线索，很多还可展开的内容，就不说了。
以这样两条线索作为背景，展开到一定的环节上面，便是五中全会之后，总书记在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明确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五句话最浓缩地、而且逻辑链条上环环相扣、层层展开、比较好地代表了中央决策层怎么样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之后，总书记还有长篇讲话，各方面的文章那就已经汗牛充栋了，但是我们现在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精神实质、关键要领，仍然可以主要看这五句话。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作为研究者就锁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研究方向，我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2008年，就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在宏观调控优化方面必须特别注重怎样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锁定供给侧这个研究方向以后，努力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思索和交流之中，我们也形成了研究团队，在2011年组成了供给侧改革研究方向上的研究小组，2013年正式成立了民办非企业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我在2014年离开了财政科研的行政领导岗位以后，可以更超脱地参加智库活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都曾给中央上报（当然是以内部文稿形式），以我们的研究文本给中央做决策参考。在中央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表述之后，我们受到鼓舞和鞭策，继续在基础理论领域层面深化研究，并引申出建设性意见建议。我们这种理论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我们感觉现实需要中国的学者、研究者在和实际工作者更多的互动，在共同的努力之中，要有所作为，不拘泥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有的教科书，不拘泥于看起来很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已有认识。我们希望能够以理论创新去回应实践的要求，落到中国，以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共同要解决的新经济时代中，怎么样用供给侧创新的动力机制支持我们的共赢式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其他经济体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而是要走出一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子。
按照这些总体而言的理念和所说到的创新意向，回到总书记的五句话来说，谈一下我认为至少要把握住的一些基本内容。
第一句话，适度扩大总需求，表明中央对供给侧的认识，不像某些人说的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求管理要继续做好，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着力要加强的是供给侧，首先是改革，跟着是整个供给体系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要素、三个话语单元组成的核心概念出来了。在开始一段时间，有不少朋友跟我说，这个表述跟原来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什么关系？怎么现在听起来这么文绉绉的？还挺拗口，有的朋友一下念不顺，不少人说成“侧供给”。我的说法，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就是在改革的深水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所表述的改革就是一回事，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为什么这么表述？可以认为，中央决策层从总书记到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有一种诉求，要把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的支撑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表述有必要首先表明是供给侧，因为生产关系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去解放生产力，这样把供给侧先标了出来。跟着讲，这个制度供给要处理的是什么？首先是制度结构问题，利益格局的改造问题，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啃硬骨头、涉险滩才能达到新境界的问题。制度性结构优化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带来整个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供给体系更是结构问题的交织——从生产力布局结构，具体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还有人文生态的种种结构问题，以及社会生活中间大家关心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我们现在都强调美好生活里面大家所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和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技术结构问题，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结构问题等等，一样都少不了。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学理上说，表述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针对改革所包含的特别重要的内容拓展了关键词，合成了一个集合的概念。所以跟着的第三句顺理成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可知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短期和局部的事情，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是长远的、全局的系统工程。这第三句话表述出来可以使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直观地看和美国的供给学派当然有相同之处，我们决不拒绝而且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包括经济学里面的已有成就，包括美国供给学派有新意的、得到了方方面面比较主导的肯定意见的这些积极成分，但是在学说史上，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美国供给学派它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的主要是政府无为而治、在供给侧通过减税使创业潜力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它还是不成体系的。中国则恰恰强调了我们这个供给侧改革是系统工程。同时，在哲理上，我们并不简单认同供给学派所持“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越小越好无为而治的思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性任务复杂得多，需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两方面“守正出奇”地结合好，只有应对好相关挑战，中国才可能从追赶达到最后的后来居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在延续前面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是这里面的新意，是把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机制问题直接表明了：新旧动能转换是关键。新旧动能转换靠什么？我们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的学理，可展开为十九大上总书记再次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这一概念不是讲供给侧要素的等量齐观，而是聚焦于科技与制度。供给侧要素可以抽象出来五大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运用中能够产生增值，就有了资本属性）；全要素生产率是强调第四，科技的成果运用，是邓小平说的“第一生产力”；还有第五，制度与管理——中国学者已有的一个明确的认识是发展西方经济学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吸纳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成果，明确地把制度供给列入供给侧要素。我们强调制度创新是打开科技创新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这个过程中间，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没有一个制度创新，我们科技创新的很多潜力释放不出来。现实生活中这几年不断感受到这种制约：“第一生产力”的形成，一定要有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突破、制度创新的“最大红利”。一个“第一”、一个“最大”，合在一起，我们的理解中，当然二者也是互动的，科技创新也会倒逼制度创新，但是总体上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现代化发展，须强调以改革为统领，以改革最大红利带出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放大效应，这就是要抓住全要素生产率的道理。第四句话里面的重点内涵，就在于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新旧动能转换，特别要抓住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关键问题。
最后一句话，表述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整体跃升，这对应着一个基本的战略思维。我们的现代化发展在战略思想上，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很有影响的林毅夫教授，他强调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在学理上讲就是运用比较优势战略，把比较优势的原理对应到战略思维，可以优化结构、支持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以把它的学说表述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结构优化是对的，和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共同点就是特别注重结构问题，所以特别要强调供给侧怎么解决结构优化机制的问题，但是它的战略思维是断然否定赶超战略，认为只是依靠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而我们认为不行。比较优势战略只能解释资源配置中的中低端的一般配置问题，到高端，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压着你、你过不去的时候靠什么？靠赶超战略。运用赶超概念，我们在历史上吃过苦头，跌过大跟头，如“大跃进”。但是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赶超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各个经济体的发展从来都是你追我赶，不可能走在前面的就永远走在前面，否则历史上怎么认识和解释，英国追赶又赶超了荷兰，怎么解释美国追赶又赶超了英国？有各种各样从追赶到赶超的努力。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在近现代落伍之后的发展，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已有希望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这个推进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当然需要运用比较优势战略——我们在贸易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方面就有这个体现，但是当美国老大要打压我们老二的时候比较优势怎么体现？空间还能展得开吗？你花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的核心高端技术，我们永远也不能掌握到手吗？这时要运用的这个赶超战略，在学理上，西方学者已经做了“蛙跳模型”等分析，当然这条路是显然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的，掌握不好违背规律的赶超，一定会吃苦头，对我们过去的教训还值得研究者不断反思，但决不能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赶超成功的这条通道很窄，而我们需要守正出奇、出奇制胜，这就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之所在。所以一定要正确把握、运用好追赶-赶超的战略思维。邓小平的“三步走”就是相当清晰的赶超战略思维，翻两番，再翻两番，最后达到伟大民族复兴。他说得非常策略——邓小平当年说，2050年中国在主要指标的人均水平上要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这是指位居最前面的第一阵营里面的人均而言的中等水平。这个他说的2050年目标，听起来一点也不咄咄逼人，但是到了中国成为了世界老二的时候，我们最主要人均指标即人均GDP，只是排到了全球差不多100位。全世界大大小小都算进来，200多个经济体，中国那时候只是已经排在了100位上下，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现在已经到了12%、13%，人均GDP到了8600美元以上，全球排位刚刚在第80位往前一点。如果我们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均的主要指标走到前面20位之内，想想中国那时候再配上其他的科技实力、制造业实力、还有我们必须要发展的软实力，随中国的综合国力真正崛起而来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要通过追赶和赶超，与头号强国一比高下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如何在处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两步走”里面一脉相承而来的这种挑战的实质性问题。到了某个临界点，丛林法则起主导作用了，美国是一定要压你的，是一定要打压已成老二的中国崛起的，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这座冰山水面上看到的一块，水下是什么较量？所有其他方面的要素，制造业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影响力和控制力、防范风险能力、软实力即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能不能引起别人的认同和共振、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应，以及国防在极端情况之下对于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等等，都得考虑在内。冰山于水面上下所有的这些放在一起，这是全景图。解决这样比较之下的一个中美之间关系，中国实际上要“善于守拙”、“有所作为”，抓住不得不做的交流，争取斗而不破，力求在时间的帮助下和平发展崛起。所相关的通盘的战略思维，第五句话里面已涵盖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式的发展，那么一定是超常规发展。这和我们地方政府层面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不约而同所使用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相一致，就是超常规发展。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实际生活中也有人说，弯道超车容易产生误解，容易急于求成——掌握不好一定落入急于求成，但是你不跨越式发展，中国就一路现代化了？注定没有希望。由此看来第五句话还是讲的邓小平南巡的基本思维：争取在发展的每一波，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发展必然是波浪式，不可能是直线，所以在这个战略思维层面我特别愿意强调赶超战略、守正出奇。这个战略思维也涉及到后面东北振兴的问题。
今天这些问题如充分展开，时间有限，下面还需非常简略地汇报一下需要勾画的供给侧从概念到思路和原理方面的认识。
如果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这五句话探究基础的学理，首先从概念讲，需求和供给谁都离不开谁，经济生活中是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供给是要以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和服务，回应和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循环就是供需互动中间，不断地以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使人民群众得到需求的一定满足。对此客观上也需要政府介入进来做调控（现在说的是优化治理），总体来说，首先是要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即全局来看的供需平衡，但是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又可以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需求管理已是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一个套路，它要解决的，是我们搞市场经济以后首先学习的——就是反周期，承认经济有周期性的波动，经济高涨了，必须降温，那么要收缩流动性；经济低迷了，必须给它升温，则要注入流动性。我们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首先要从总量上扩张，实行这种需求管理，其指标是单一的——典型的指标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现在中国宏观去杠杆也是针对M2。现在一般人担心，这个货币量看起来是GDP两倍，头号强国美国也就是一倍或者是不到一倍，中国为什么这么高？已有很多其他的分析，我点到为止，强调一下：中国是间接金融为主，大量的融资活动靠贷款，贷款一出一进的间接融资不断计算M2，这个特征上中国和美国有重大区别。美国直接金融占70%以上，中国却是间接金融占了70%以上甚至80%。以需求管理控制流动性，控制M2来反周期，非常简捷，但是不够用了，我们必须把供给管理这个问题更清晰地强调起来。
我们可以从实践出发看一看，美国人是怎么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跳出主流经济学过去已有的成果，可圈可点地实施它的供给管理的：金融危机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金融创新走过了头惹的祸，金融危机来了以后，由于它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它的货币霸权起作用了：风吹草动以后，特别是“金融海啸”以后，大家争先恐后以美元作为首选的避险资产，美国可以有持无恐地在货币供应方面实施几轮的量化宽松，但是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它从来不做正面宣传说是供给管理却实际上做得有声有色的，就是结构优化方面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的重点推行、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发展、“制造业重回美国”等一系列举措，还有“引进全球人才为美国服务”的加码，优化高端供给，对马斯克搞电动汽车的项目，在华裔商务部长朱棣文视察其生产线之后，提供4亿多美元的优惠贷款，等等。这些之外，还有足以影响全局、举足轻重的政府注资，即使用过去经济学主流教科书里完全没有提到过的操作模式，动用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等注资，后来又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注资，而这也就成为美国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转折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态得到了收敛，实际上是进入了复苏过程。然后美国率先完成复苏，现在早已经进入了升息操作阶段，在生息通道里至少还得操作两年，预计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全年还得有至少四次的升息。这些方面的供给管理，称得上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己的实践里面，我们同样少不了：我们一方面学人家西方的反周期，另外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长期建设性国债，总量扩张同时，处理的重点是结构问题，供给侧不得不处理的投资六大重点，如第一大重点，是大江大河的治理，病险水库的修复；第二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建设，当时称为“铁公机”，必须加快建设和改造等等，而且朱镕基同时说，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生怕来一个在投资方面的扩大过剩产能。到第二年，又加上了第七大重点，动用长期国债资金，包括用贴息方式，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有选择地进入了加工业，为什么？主要是考虑国有大企业必须在“三年脱困”中做好技术改造。这些都是供给管理才能解释的重点和结构的把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必须在理论方面做出回应，怎么解释、怎么认识已走在前面的实践？关于这些要说的话有很多，简而言之，我们在概念界定后加上实践的观察分析，跟着所给出的理论上的解说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可以从经济运行中的动力传导和阶段划分方面，做出一个清晰的勾画：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是要明确指出，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特征，是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中间，生产力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有这样一个列表，说一下大家都能理解：第一列是讲人类社会经过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等等，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生产力视角上，以工具的升级换代为标志，怎样一个一个台阶发展上来，这些是生产力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在供给侧，由这些创新对应着第三列，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怎么变化？也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开端，供给侧怎么满足需求？是以分工和合作来从事采集与狩猎，满足这些社会成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这就是那个时候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经过了漫长的生产力发展之后，关键是出现了农业革命，其所形成的供给能力不仅使原始社会这些部落成员能够活下来，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可以得到物质支持，来得到所谓发展层面和享受层面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剩余产品已可以稳定地形成，它带来的就是私有制，从人的本性而来的私有制的产生，造成人类社会成员中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个君临其上的国家政权来维护整个社会不解体，这就是社会不得不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进入阶级国家社会的原因。再往后，一直走到咱们当下最前沿的情况，就是经过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细分为蒸汽时代、电器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也被称为这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的信息革命。无论怎么表述，一个跃升而上的大台阶又在眼前。各位都已经体会到了，我们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最前沿的就是从半导体概念开始，到集成电路芯片、到了电脑普及与互联网、再到了移动互联，以及移动互联支撑的我们的移动商务、移动金融和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共享经济，都出来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升级。这时候我们所对应的社会形态进步的认识是什么？总书记说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经济已经走到共享经济的前沿状态，在人类发展中间不能再沿用过去“谁战胜谁”的传统思维，摒弃你输我赢，这样才能认识如何按照邓小平所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和平崛起的大战略，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这些大概念底下对应的学理研讨，我们决不是特意去逢迎什么新的时髦，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刻划出来，前面所说的这些，最直观的学术解说，是这样一条“阶跃曲线”：人类社会又要依托供给侧创新而上台阶。
所以，考虑发展的动力机制，要突破原来只看需求管理“三架马车”动力机制的局限性，对整个供给体系的动力机制作完整的认识把握。是在需求这方面已经有不得不做结构化“三架马车”的划分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延伸到供给侧，展开来是要加以通盘把握的一个动力体系全景图。动力体系中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就是追求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关键是要供给侧结构优化，而实现这个结构优化，当然要继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对市场的认识中，我们也指出了不可能是理论上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只能是非完全竞争，那么非完全竞争之下，很多市场自身解决不了的结构问题，要靠我们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和引导社会力量，去克服市场失灵，在克服市场缺陷的同时，能够使资源配置的优化超越一般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是由供给侧要素组合的“推成出新”才能形成新的动力源，守正出奇地实现中国超常规的追赶而最后成功达到赶超。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就是在中国已经到了改革深水区以后，怎么抓住制度创新作为龙头的整个供给体系新旧动能转换，形成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劲，形成我们超常规发展中的可持续性。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好定制化的方案，去迎接挑战，做出合格的答卷。完成这种任务，要先认清供给侧要素组合上的“推陈出新”，再讲如何破解中国国情的非常之局。
（未完待续）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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