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要判斷對於我們在新時代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具有統領作用。
既然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清晰地聚焦於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關鍵性問題，那麼總體上把握現代化戰略方針的主線，就必須順理成章地緊扣以優化結構來化解矛盾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為十九大之後的金融改革指明瞭方向。未來金融改革要改變現有機制中的“不平衡”，需要遵循七個“勢在必行”。
一是以金融創新支持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勢在必行。金融業本身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是導致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往往正是因為金融從現代經濟的“核心” 變為“空心”。因此，金融創新一定要以支持實體經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是以金融多樣化改革形成無縫對接的金融—資本市場勢在必行。當前中國金融的多樣化發展還不充分，金融領域裡存在某些壟斷因素。我們需要通過“多樣化”發展，消除這些壟斷因素，以便更好地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各類融資需求，為不同產業、不同類型企業創造發展機遇。
三是以健康、可持續的政策性融資體系匹配金融創新、支持超常規發展勢在必行。對小微、“三農”和創新增長點等領域，要建立以財政為後盾的政策性融資體系，通過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多種形式的平臺和基金，以“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信貸式放大”的機制進行運作。
四是金融創新對接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勢在必行。金融創新不可與產業革命等歷史機遇擦肩而過。目前，P2P等互聯網金融即是利用互聯網技術推出的。
五是以PPP等投融資機制創新支持“聰明投資”和民生改進勢在必行。我們要利用中國巨大的發展空間和已經形成的初步經驗，繼續強調陽光化、專業化、規範化管理，控制風險的同時，仍然鼓勵創新，把想幹事、會幹事、幹成事、不出事幾個要素結合在一起。
六是在金融改革中積極創造條件，實行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從而決定性地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人民幣在漸進的國際化進程中，已從“周邊化”推進到加入IMF框架下的特別提款權（SDR），未來金融業應堅持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大方向，但具體時機必須審慎把握。
七是動態把握“在發展中規範和規範中發展”的關係勢在必行。金融創新過程中特別突出的問題是，沒有人可預判究竟在什麼地方能取得成功，因此監管必須審慎包容，要為企業留出試錯空間；同時，監管者也要進行動態風險跟蹤，出現比較明顯的風險信號時及時控制風險，進行動態調整。
（本文發表於《金融時報》2017年12月25日）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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