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5月13日上午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哀牢山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抓緊時間結合我們論壇討論的主題“雲上機遇，新技術和新商業革命”，談兩個層次的看法。
第一層意思，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認識這個視角上，還必須使之與改革這個“最大紅利”結合起來。
關於新技術革命時代，我們都有深切的感受，是日新月異的發展，在新時代抓住新技術革命發展機遇的視角之上，顯然我們需要繼續深刻領會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閃光點、一個重要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看到歷史資料，當年鄧小平在文革中間復出以後毛主席讓他抓整頓，這個機會出現的時候，他向毛主席提到了這麼一個看法，說在馬克思那裡，認為科技就是生產力，毛主席沉吟一陣以後回應說“我怎麼沒有這個印象”，後來沒有看到這兩位領袖人物有對這個問題的繼續討論，但顯然已體現了他們兩個人思路上的重大差異。毛主席當年還是認定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他的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生怕搞成唯生產力論。而鄧小平的這個認識，是務實地感受到要緊緊抓住科技發揮其特殊的對於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後來終於歷史給了機會，他“三落”之後再復出，我們整個國家可以撥亂反正的時候，鄧小平首先抓科技，抓教育，當時稱為帶來“科學的春天”，而且也是他在一線，力主1977年就恢復高考，這個高考的恢復給十年積下來的這些人的命運帶來了重大轉機，也給國家的命運帶來了重大轉機。在這個背景之下，後來鄧小平又在重要的場合，再次重提科技是生產力，而且他又明確地表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我自己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攻讀馬列的原著，雖然並沒能夠把全集通讀下來，但是當時已經讀到的部分裡，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有篇幅其實很短、但是內容很精闢的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其中恩格斯專門說到，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技術在人類歷史上表現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什麼叫革命性的力量呢？無非就是現在我們企業家所說的顛覆性創新的力量，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第一生產力的力量，一旦科技突破，能夠很好地應用於現實生活，那麼整個局面為之改變。這樣的一個認識，我覺得就是鄧小平那個科技是生產力思想的源頭。在學者的分析上，後來又有很多的說法我也認同，就是科技對於原來所說的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不是做加法，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三要素旁邊，並不是加上一個第四要素，科技是乘數，是放大，對生產力我們傳統上認識的三要素產生放大效應——所以，它是第一。
在這樣的認識之下，我們可以看看世界，美國之所以是世界頭號強國，它的硅谷奇蹟是不是它引領整個發展潮流的非常關鍵的實力之所在？我們中國現在的發展過程中，終於看到改革開放走到了40年，深圳那邊已經看到了高新科技集群的崛起，它對於我們全局發展的支撐力，又是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實踐證明科技的創新發展，確實就是學者們討論、現在領導人也在運用其概念的“全要素生產率”裡的關鍵要素，是我們現在走向新時代要追求的高質量升級發展的新的動力源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但同時我也想強調，因為中國現在是要把現代化的建設和經濟社會體制、制度安排的轉軌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轉軌過程中間，我們需要特別強調，科技創新的成功需要制度創新的匹配和保障，現實生活中一系列的事情反覆告訴我們，這一點對於中國掌握好新技術革命的機遇，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在轉軌中間的反覆探討中，已經有吳敬璉老師多年前就提出的一個判斷，在中國轉軌過程中一定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言猶在耳。看一下這幾年中央這麼強調創新發展，但實際上在創新的領域裡，中國的知識分子產學研結合一線上的創新團隊，遇到了很多的不愉快。克強總理反覆批評的繁文縟節，在清華、北大座談會上不得不說出來的那些不像樣的規矩，都是什麼呢？是中國特定製度環境方面的制度創新跟不上，而把官本位、行政化的這些規則，套用到知識分子頭上和科技創新領域，實際上極大地打擊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約束了我們科技創新潛力的發揮。所以，黨中央國務院後來推出的一系列的文件，要求尊重科研規律，激勵知識分子創新中怎樣得到應有的物質方面的補償和支持條件，知識價值的創新開發應用裡不斷配上各種各樣的政策支持，等等。這些再次告訴我們，中國作為一個有古老文明的國家，過去就已經被研究者提煉出的“李約瑟之問”，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裡，又不得不由大家一起討論的“錢學森之問”，都迫切需要破解。我們的科技到底怎麼樣能夠真正按照我們的意願煥發它的創新活力，我們的科技創新的人才到底怎麼樣能夠脫穎而出，特別是那種高水平的領軍人才，怎麼樣能夠在中國的制度環境裡按我們的意願培養出來，這是必須把科技第一生產力和改革這個最大紅利結合起來，才能解決好的問題。
第二層面，我想談的是在發揮新技術的作用的同時，要把新技術革命和新商業革命結合起來。對這種必須的結合，我也想簡要地勾畫一下自己的認識框架。顯然於新技術革命的前沿，我們接觸到一系列的概念：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萬物互聯、人工智能，還有區塊鏈，等等。在技術方面其實我沒有多少發言權，但我努力地在消化現在已經得到的信息資料。在大的發展脈絡上，顯然這些概念後面帶來的是發展的新機遇，同時又有一系列的挑戰。中國是自工業革命落伍以後一路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被動挨打，終於在上個世紀三件大事陸續發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站起來”的時代開始，改革開放終於使我們又有“富起來”的過程，關於中國夢的偉大民族復興之路有可能越走越寬。1949年以後我們有成就，也有很多說來痛心的挫折。改革開放以後，當然也不是風平浪靜一帆風順，但是我們畢竟感覺走現代化之路是越來越增強了信心，一路追趕中，現在面對的就是世界上新技術革命的大潮。我們再也不可以和它擦肩而過，必須在這個大潮中間爭取我們在強起來的時代如願以償。首先是佔領若干制高點，最後爭取走到和領頭者、先行者第一陣營並駕齊驅的位置上，這要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具體的這個過程裡，顯然前面有4個關口：首先2020年全面小康，這是沒有太多懸念的；後面跟著的，是一定要解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歷史性考驗的問題；再往後中央說的兩步戰略目標——新的“兩步走”，一個是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是2049-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過程中間顯然要以全要素生產率支持實現偉大民族復興，我們就必須把這個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第一生產力的作用，結合在實際生活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推進的新商業革命這個概念上。要把結合著新技術革命的新商業革命，落到實際生活中間，使走向現代化的市場體系中，生產力獲得進一步解放，形成可持續發展、繼續超常規發展的態勢，這樣才可能在原來落後的情況下，一步一步追上去，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最後達到我們的現代化戰略目標。
商業革命方面，我作為研究者觀察，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一定之規：大家都意識到要把新技術運用於商業模式，運用於我們市場方面的開拓——在運行中間顯然跟科技創新一樣，需要有廣泛的自下而上的試錯，以及制度環境給出的包容性，要有這種創新發展中間它總體而言不斷試錯的可持續性。比如美國的硅谷，一大群分散的科研精英、年輕人、初生之犢，在那兒天天做各種奇思異想，你也可以說他們在胡思亂想。這些人並沒有多少資金的實力，後面是在市場體系中形成的風投、創投、天使投資，在這些科技精英的創新活動中尋找支持對象，支持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極低的成功率卻可以帶來整個局面的煥然一新，引領全世界發展潮流。這個包容性的環境，中國還要繼續打造，但畢竟這些年改革開放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新的彈性空間，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空間，我們才可以看到像BAT，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現在崛起了，走到世界可比企業的前列了。我注意到華為創新過程中，其實它跟人們所討論的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和我們現在說的雲上機遇,是有非常明顯的結合點的。幾年以前我就聽說,華為不聲不響地在世界上佈局，它一直走到非洲去開拓市場，在非洲被稱為世界上最欠發達地區的撒哈拉以南那個地區，華為以艱苦奮鬥的精神，鼓勵它的員工在一線去開拓，開拓結果是什麼呢？艱苦奮鬥，用戶至上，在撒哈拉以南區域跨越了門店銀行階段，直接發展出了手機銀行系統，這是華為利用它的裝備製造能力、網絡運營商供應能力，加上其他的新技術革命時代的各種要素，打開的跨越式發展的新局面。雖然是世界最欠發達地區，但是它有經濟，有金融服務的需要，便推出了這樣一個我們過去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跨越式發展的創新成果。
再看一下現在的三巨頭BAT還有京東，他們中間實際上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百貨供應商、雲上平臺，他們自己並不生產這些百貨，但是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其他的很多的創新，都是利用了雲上的機遇。比如，人們現在不要只看全球的所謂十大酒店集團的排名，什麼希爾頓之類的排下來，其實現在最大的酒店供應商它是個雲上平臺，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得到了這種商業革命帶來的實實在在和美好生活相關聯的正面效應。
中國的發展中間，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也覺得雲上機遇沒有必要一下子講得那麼高大上。比如對雲南，我在研究過程中間有過一些瞭解，雖然瞭解不夠，但我也知道雲南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考慮自己怎麼樣發掘比較優勢的時候，就有世界眼光，在當時的信息條件下，雲南的決策集團支持了企業家的創新，不惜重金引入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菸草加工設備（很容易被人批評為貪大求洋、頭腦發昏等等），當時雲南方面有我們財政部門的老領導在此地當副省級的領導，我們聽到的故事就是在這方面積極地支持了面對世界的這種創新，使我們雲南的原材料——菸葉不必再輸出到什麼外部的加工基地，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菸草加工設備，推出了用戶體驗第一流的產品，以後又經過像褚時健褚老這樣傑出的企業家全套供給方案的設計，從原料生產基地建設，嚴格質量把關，到整個一條龍的供應鏈，到菸葉收進來以後一定要壓在那裡一年以上過時效期，到產品已經有市場聲譽以後，很有胸懷地讓利於整個供應鏈上各個中間環節，以迅速擴大市場份額，大家共同發展，等等，可圈可點。這裡面已經包含的那個共性的東西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現在跟大家所說的大數據時代的這個廣泛信息的掌握和技術創新連接市場的戰略思維，定製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方案。是與這種聽起來似乎高大上、但一定要接地氣的概念結合在一起的。按我現在的理解，像褚老的哀牢山的故事，他現在的供給側產出，把褚橙形成了用戶體驗高評價這個時候，他怎麼對接市場？他顯然也要緊跟著互聯網+。我們現在很多實際的創新，在現實生活當中接觸到的案例，這個商業革命裡，就是從這樣一些切入點開始，可能迅速打開局面。
又比如大家都關心的小額貸款，理論界、實際部門討論了多少年，前一段時間我到北京阿里公司它那個大樓裡，看到一塊很大的屏幕在滾動地播出在雲計算、大數據基礎上阿里公司怎麼樣在所謂零人工干預的情況下（整個軟件設計好以後），網上自動接受小貸申請，而通過自動數據分析以後的風控，不斷地給出一筆一筆的小貸。我看了大概不到一分鐘，多筆之中有3筆高達20萬元，有一筆只有3000元。這使過去草根層面做夢都想不到的融資支持的陽光，可以照耀到他們。這樣的創新是把雲上的機遇抓住以後，商業革命實實在在的案例，在中國實際生活中間，有它創新方面的突破性意義，啟示我們商業性金融在科技創新的支持下，實際的覆蓋面可以擴展。當然，它也有其侷限性，因為雲裡必須有這些支持對象的電子痕跡信息，如果一個窮鄉僻壤，信用卡不要說了，就連一些平常的銀行卡都沒用過，沒有電子痕跡可尋的這些人，仍然不能夠納入阿里這個小貸支持系統解決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更廣闊地組織政策性融資的一些要素，去有針對性地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這種定製化解決方案。
總之一句話，我覺得在這方面的創新正未有窮期。區塊鏈我確實在技術上始終覺得它若明若暗，但是大概的特點現在說叫“點對點”，去中心化，它的信息一旦生成不可更改，那麼就產生了信任，而信任就能產生信用，就可能支持以後的交易和配上我們的融資支持。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們試圖用區塊鏈技術在農村區域做什麼呢？支持農業的高質量發展；他現在動員志願者和一些專業人士去幫助農戶做地頭信息日記的方式和區塊鏈結合，然後再基於這一新模式取得支持農產品高質量發展新局面中的合乎意願的成果。是不是有可能成功？我覺得至少應該允許試錯和鼓勵創新探索。
最後，在說到“創新未有窮期”之後，當然我們要堅信在雲上機遇的把握髮展這個視角上，“唯改革創新者勝”！讓我們共同努力。
謝謝！
賈 康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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