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國存在只有三年時間，但它的產生極為特殊，結束也極為特殊。
“五人小組”的設立和撤銷
1963年，毛澤東從對蘇聯情況的認識和對中國政治情況的估計中，已經確認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當時他認為文化界的情況特別嚴重，決定從文化界入手，發動一場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這年的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寫下的一則批語，口氣極為嚴厲地提出了文化界的修正主義問題，並且有“死人”統治,“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等極重的話。
毛澤東的批語下發後，引起了中央特別是文化界的高度重視，並且決定文藝界整風。但毛澤東認為文化界動作的速度和程度不符合他的預期，1964年6月27日他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又說了更重的話：“文藝界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毛澤東這兩個批語基本否定了前一段時間文化界的整風。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小組。當時，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均沒有給這個小組命名，只是稱之為“小組”,其職能，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領導下,指導全國文藝界整風。對於這個“小組”的成員，毛澤東事先也沒有過細考慮。他是在7月2日政治局會議不久提名確定由五個人組成這個小組的。
最後，由毛澤東確定的這個小組的成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按照毛澤東的意思，組長由彭真擔任,陸定一任副組長，其他三人為組員。由於這個小組只有五個人，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習慣上就稱之為“五人小組”。從現在的材料看，當時的“五人小組”還有下設機構：學術批判辦公室，進這個辦公室的人，都是當時中央的“大筆桿子”，有胡繩、許立群、吳冷西、姚臻、王力、範若愚等人。儘管如此，這個機構人數還是很少的，真正是“小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由江青、張春橋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
1965年，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撰寫的《評新編歷史劇》一文發表，真正負責學術批判的“五人小組”組長彭真對此很不滿意，曾質問上海市委“黨性到哪裡去了？”與此同時，這篇文章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大討論。從中央、地方領導部門、文化界中，反對的意見佔絕大多數，有些意見很激烈。在此情況下，“五人小組”於1966年2月3日開會研究了以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為發端的全國文化理論界情況，擬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提綱先提交給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後表示同意。8日，彭真和康生等趕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未表示異議。12日，彭、康到上海將《提綱》給江青和張春橋看了，他們均表示同意。23日，《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黨。
這個提綱上報前，姚臻在原標題前加上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八個字，文件標題便成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在文件傳閱過程中，每個中央領導人對此沒有表示異議。這樣，“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便自然在中央叫開了。
但是，事情卻起了變化。1966年3月下旬，康生向毛澤東打“小報告”說，彭真曾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去了？還添油加醋地說：“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毛澤東聽後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捱整了。”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 其中有這樣的話：“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鉅的任務。”毛澤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此時，毛澤東尚稱之為“五人小組”。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幾次談話的內容。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康生又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在此情況下，中央書記處貫徹毛澤東談話精神，對彭真進行了批評,彭真也在會上作了檢查。4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還作出兩個決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所擬《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此時，中央書記處會議稱“五人小組”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但是，這個小組剛剛被中央正式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時，就被撤銷。4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來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2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他再次批評了《二月提綱》。這次會議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五人小組從成立到撤銷，存在的時間不到兩年。
從“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既然要撤銷《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就要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早在1966年3月底康生回北京向第一線中央領導同志和書記傳達毛澤東的談話時，就同時向設在釣魚臺的中央寫作班子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這個寫作班子原本是中蘇兩黨進行理論論戰時成立的，其成員都是理論根底深厚、文筆極好的“筆桿子”。康生是這個寫作班子的負責人之一。康生在向這個寫作班子傳達毛澤東談話時，安排寫作班子成員王力起草一箇中央通知。王力覺得起草這樣一個傳達中央兩項具體決定的通知很容易，很快就寫出一個初稿。初稿中只寫明，宣佈《二月提綱》作廢，撤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個初稿拿給毛澤東看時，毛澤東認為過於簡單。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王力起草的這個初稿不滿意，顯然是因為這個稿子沒有把他在南方几次談話的精神、特別是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體現出來。毛澤東指示，由陳伯達主持，另起草一箇中央文件。
陳伯達已經瞭解毛澤東的意圖：起草這個文件，不止是批判《二月提綱》和宣佈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而是要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思表達出來，因此，這樣的文件非同小可，這可是一個關係共產黨方針政策大轉變和決定中國命運的文件啊！有一定政治經驗的陳伯達不想一個人承擔這樣重的擔子。他建議成立一個起草中央文件的班子。毛澤東同意陳伯達的意見，要陳伯達組織這個班子。陳伯達擬了一個起草班子人員名單，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陳伯達初步擬的班子名稱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由於毛澤東提名他組織班子，自然由他任組長。陳伯達提議，由在上海搞文藝座談會紀要的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小組名單報毛澤東同意後成立，辦公地點仍然在釣魚臺。實際上，“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就是在原來中蘇論戰時的文章起草班子以及在上海搞文藝座談會的一些人的基礎上建立的。江青任副組長，實際上為她後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做好了鋪墊工作。
“中央文件起草小組”邊建立邊承擔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務。當時，這個小組由陳伯達和康生各帶一撥人，分別起草兩份中央文件，一份是陳伯達、王力主筆的《中共中央通知》,一份是以康生為主編選的該《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重點是前一份文件，康生也參與這份文件的起草，他主要是根據他聽到的毛澤東談話精神，對文件主要內容進行修改、審核。陳伯達也不能不聽他的。實際上，前一份文件是康生、陳伯達、王力三個人起草的。
◆（前排左起）賀龍、周恩來、毛澤東、彭真、陳毅、李先念、譚震林會見參加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演出人員。
毛澤東十分重視文件起草工作。陳伯達和康生負責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和附件要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在此後的時間裡，“起草小組”每寫完一稿，立即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完後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又急返“起草小組”修改。當時，陳伯達、江青、劉志堅、張春橋、王力等都在上海，康生則南北兩邊跑傳達毛澤東的意見。這樣，實際上“起草小組”主要成員都在上海，而毛澤東則住在杭州。文稿就在上海和杭州兩地間傳送。毛澤東對文稿的修改極認真。舉一例：在毛澤東已經認可文稿後，“起草小組”已經在開回北京前最後一次會議時，會開到一半，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又打電話到上海，要求在文稿上加進了毛澤東的一些話。
毛澤東審閱文稿時，重點看的是《中共中央通知》。他在審閱這份文稿時親筆寫下的話中，有這樣一句：“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句話表明，毛澤東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較多考慮。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在中央設立一個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會議完全貫徹了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主要成員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除了決定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將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定為“陰謀反黨集團”外，最重要的是於5月16日通過了由“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經毛澤東審定的通知稿（原來擬定標題為《中共中央通知》，發出時標題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這個通知是5月16日通過的，後人稱之為《五一六通知》。
這個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用極嚴重的話指責該文件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通知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這些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
十分引人注意的是這個通知中有這樣的話：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樣，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件事就這樣正式確定下來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也以此次會議為標誌，自然解散。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最初成員名單的確定
其實，在這次會議前，毛澤東即考慮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並且經和一些人醞釀後基本確定。毛澤東在考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時，“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主要人物進入他的視野，他的基本意圖，就是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基礎上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是陳伯達，毛澤東即提名由陳伯達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是毛澤東身邊第一大筆桿子，深受毛澤東信任，在毛澤東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陳伯達是緊跟的，又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五一六通知》也是以他為主起草的，所以毛澤東提名他擔任組長。
但陳伯達卻對毛澤東提議他當“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心懷憂慮。他一是憂慮自己無法經受風口浪尖上的衝擊。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深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在即將到來的激烈的“文革”風暴中，一不小心自己就有可能摔跟頭。二是憂慮與江青無法相處。毛澤東雖然沒有直接提名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陳伯達十分清楚，毛澤東就是要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基礎上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已經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副組長了，順理成章要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而且江青在這一段時間來，為貫徹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也出力不小，毛澤東不會不讓她擔任副組長的。陳伯達憂慮的是：江青身份特殊；江青這個人也難以相處。於是他向毛澤東提出，自己不適合當組長，推薦由江青當組長。但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陳伯達大約向毛澤東講過多次，毛澤東仍然沒有動搖。毛澤東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職十分看重，他為了做通陳伯達的工作，還派周恩來與陳伯達談，請陳伯達當組長。於是，周恩來同他談過兩三次話,要他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都堅持說自己不能勝任。談了兩三次，陳伯達仍然表示不能擔任，脾氣一向非常好的周恩來也有些動氣了。當週恩來再同陳伯達談此事陳伯達仍然不接受時，周恩來嚴肅地對陳伯達說“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陳伯達聽周恩來這樣說，一時無言。但他還是不願意當組長。過了幾天，毛澤東回到北京時,陳伯達又向毛澤東直接提出:“我是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陳伯達，只是幽默地說：你可以把“書生”兩個字去掉。熟知毛澤東性格的陳伯達再也無話可說了，只好擔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
當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後周恩來要陳伯達列一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名單時,陳伯達首先想到的是江青。根據陳伯達自己回憶，當時他想，這件事既然是毛澤東的意思,現在江青又在轟轟烈烈地搞“樣板戲”,日益受到中央的重視,便首先把江青的名字列入,並找機會再次向毛澤東表示:“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毛澤東不同意，仍然要陳伯達當組長，但同意讓江青當副組長。其他組員由陳伯達定。陳伯達想到，近期毛澤東要他擬文件時，時常指示他，去找關鋒、戚本禹、王力合作擬文件草稿，便把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員。陳伯達還考慮，從1965年到1966年，康生深受毛澤東信任，毛澤東許多話是對康生講再由康生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陳伯達便把康生列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
陳伯達按照毛澤東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為基礎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意圖，擬定新的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在此過程中，他又對“中央文件起草小組”人員作了選擇。原來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共有11人：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陳伯達把吳冷西刪去。這樣，陳伯達擬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初稿是：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組員：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陳伯達將擬出的小組名單交給周恩來後，由於江青要當副組長，周恩來自然要拿這個名單去徵求江青的意見。江青看了名單後，立即提出，春橋同志應該進入小組，並且擔任副組長。這個意見經陳伯達、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基本同意。但毛澤東提出，要將名單中的陳亞丁換成謝鏜忠，因為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而謝鏜忠是部長，把陳亞丁列為組員，不列謝鏜忠，不合適；倘兩人都列入，則總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刪陳亞丁，加謝鏜忠。毛澤東還認為，康生任組員不合適，便把康生列為顧問。此外，毛澤東增加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增加劉志堅，是因為他參與了江青在上海搞的《紀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除了因為王任重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經常以筆名“龔同文”發表不少雜文外，更由於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上關於政治掛帥的講話，頗受毛澤東重視，不久前（1966年4月10日）剛剛經中共中央批發下達全黨。
於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基本確定。
另據陳伯達回憶，名單基本確定後，還有這樣一個插曲：當這些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名單的成員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成立會議時,江青在會上又突然提議，要增加姚文元為組員。陳伯達當即反對,說：“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自己一貫強調階級路線的江青無法否定陳伯達的意見，便說：這件事，我請示一下主席。第二天,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姚文元也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
1966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了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5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列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是：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另準備在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再選四人,名單確定後再通知。
至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最初的成員名單確定，並且向全黨公佈。說這是最初的名單，是因為後來這個名單不斷變化，有的人被清除，也有新的人加入。
中央文革小組地位的上升和權力的擴大
毛澤東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目的就是要借這個小組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一開始就給予其很高地位。《五一六通知》規定：這個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意思非常清楚，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管不著它。雖然中央文件如此規定，但中央文革小組最初建立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它的地位並沒有特別重視。黨內高級幹部一般都把它看作是政治局常委的參謀秘書班子，甚至有許多人還認為它是歸劉少奇、鄧小平領導的。由於這個小組就是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基礎上建立的，其成員絕大多數就是原來那個起草小組中的人，辦公地點也仍然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原辦公地點——釣魚臺十四樓，沒有任何變化。因此，最初就是在中央文革小組許多成員的觀念中，也只把它看作是一個與“中央文件起草小組”一樣的中央秘書班子。
這個小組在中央的作用，一開始也僅僅是向中央反映情況，並沒有對怎樣開展運動提出措施。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卻在正常工作著，他們工作的內容中也包括指導運動發展。各中央機構還在正常運轉，發揮作用。因此，這個小組雖然有辦公地點，卻沒有辦公機構，也沒有編制。小組成員編制仍然在他們各自原單位，由原單位開工資。即使是向中央反映情況，小組也是通過組長陳伯達找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穆欣，借該報的內部刊物向上報。小組本身沒有直報中央的機構和渠道。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之初，機構極簡單：釣魚臺十四號樓的常務工作人員只有三人：組長陳伯達、辦公室主任穆欣，另有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一人，是一個真正的“小組”，組長、辦公室主任都是兼職的。機要秘書的編制也在其原來單位，只是長期在小組工作。小組的這個狀況顯然不適應發動和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任務。
不久，這個小組就有了變化。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同日，中央補發通知，重新通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小組成員共十四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
此後，按照原來建立小組的設想，又補充了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這時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正式成員共有18人，是它的“全盛時期”。
但“全盛時期”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中央卻沒有起多大作用。它沒有指導運動的任何宏觀意見，也拿不出措施。中央第一線領導仍然正常工作。
◆1966年6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北大學生宿舍，鼓動學生起來“造反”。
1966年6月，首都和地方一些高校開始亂了起來。在中央第一線領導同志的領導下，中央和地方開始派工作組指導運動。工作組的建立和下派都沒有通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它是“靠邊站”的。6月下旬，江青從上海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要積極活動，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報，不要讓原來的機構控制運動。得知毛澤東的這個意見，陳伯達、康生等才比較重視小組的工作。
陳伯達和康生雖然重視，但他們還是按照他們的老觀念，把小組作為參謀秘書機構運作。他們的重視，無非是加強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頻度和起草中央文件工作。在他們領導下，這個小組一方面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一方面負責重要文件、報刊社論的起草，並支持造反派鬥爭大批老幹部。在如何領導運動的問題上，它與中央一線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在它的挑動下，學生轟趕工作組的事件不斷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連續幾天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工作組問題。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負責人的康生、陳伯達也被請去參加了會議。雖然他們都在會上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組的意見，但被中央一線領導否決。這說明，當時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中央說話是沒有分量的。組長陳伯達會後立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說“你們文革小組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江青說了這個話後，陳伯達等仍然執行不利。
7月中旬，江青從上海回到北京，目的是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設。她一回來，就對小組的現狀表示了強烈不滿。陳伯達等自知毛澤東對前一段時間小組工作不滿意，現在江青回來，要抓建設，她又有特殊身份和副組長的地位，就樂得放開手，全權交給江青抓小組建設。
7月18日，毛澤東從上海回到北京，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工作組問題的彙報，嚴厲批評中央派工作組，指出工作組阻礙運動，要撤回工作組。他提出，要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中央名義就“文化大革命”作出決定，並指定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參加起草。他要賦予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的意圖十分明顯。
與此同時，回到北京的江青也集中力量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機構建設，並且搭了一個很大的架子。
江青在抓中央文革小組機構建設時，還找人和總政商量，調一百名團以上政工幹部籌辦《快報》。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產生的中央文革記者站的前身。這些人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記者的名義到各地瞭解情況，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動態。江青還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抓了制度建設，確定建立有小組全體成員參加的碰頭會。這時劉少奇主持的懷仁堂會議只是討論一般性問題，實質性問題都逐漸由中央文革小組解決。但這個時候的中央文革小組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執行機構，組織也不健全，碰頭會也不算決策機構，原因還是它的地位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確認，不穩定。與此同時，中央一線領導還在發揮作用。因此，中央文革此時在各地煽動或者在北京串聯，以及在此過程中提出的一些口號，大多數被中央一線領導、各級黨委、社會各界抵制而行不通。這樣，“文化大革命”的進展，難以按照預定方案進行，也難以令毛澤東滿意。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決心對“文化大革命”再作發動，並賦予中央文革小組更大的權力。
◆1966年7月2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到北京大學，挑動學生反對工作組。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後講了話。劉少奇的講話列舉了自十中全會以來的在國際、國內方面的一些工作，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會議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政治局常委；補選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宋任窮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書記；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有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楊尚昆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這次全會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列席了這次全會並且參加了各組的活動。中央文革小組的兩個領導人陳伯達、康生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不久也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當顧問的陶鑄，中央文革小組中，有三個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雖然沒有在中央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但她既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是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也增加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分量。二是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規定：各級文革小組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三是中央文革小組得到毛澤東、林彪的高度讚揚。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前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他還說：“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林彪在全會召開期間的8月8日奉毛澤東之命接見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彪在講話中說：你們這些同志，這幾個月起了作用，今後還要起更大的作用；文化革命小組不是臨時的，要長期存在；毛主席是統帥，你們作戰鬥員，進行全國的大戰鬥，任務很大。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小組的職能擴大了，地位上升了，已經成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成員。與此相應，中央文革小組從有關單位調來一些人充實機構。到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真正成了一箇中央權力部門，幾乎取代了原來中央書記處的職能,不僅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問題,也參與日常的黨政事務。不久，中央文革小組相繼代替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成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組成部分，成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力量。中央文革小組在1967年之內陸續成立了文藝組、理論組、宣傳組、檔案組等職能機構。
就在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根本變化時，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起了變化。最後她實際取代了陳伯達，真正成了中央文革小組中的“太上皇”。而且她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地位最後也得到了中央文件的確認。
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住院。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
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這個通知正式稱江青為“第一副組長”，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工作。此時的江青已經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權力，成為實際上的組長。待陳伯達病癒出院後，雖然他仍然有組長之名，但已經成了“劉盆子”（ 江青等送給他的稱號，即傀儡的代名詞）。
中央文革小組“壽終正寢”
中央文革小組地位上升、權力擴大後，起著煽動奪權、打倒一切、搞亂全國的作用。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幾乎全被沖垮，黨的基層組織停止活動。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中央文革小組也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自居。“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發生的一切重大動亂和奪權事件，背後都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影子。
到1968年，中央籌備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時，中央文革小組都起到了中央權力部門的作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公報》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予以確認：
全會認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個時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講話，都是正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決定”。
在黨的九大前後，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五人。通過黨的九大，他們都進入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連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葉群、吳法憲、黃永勝、謝富治等，也成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佔政治局成員人數的一半。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矛盾開始發展、激化。在它的權力走到頂峰時，它的命運也走到了盡頭。毛澤東開始限制它的權力了。
毛澤東設想，召開黨的九大，選出新的中央機構，中央工作走上正軌了，中央文革小組就可以停止活動了。早在九大召開前夕的1969年3月，毛澤東在討論九大文件時就說：“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毛澤東還當著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的面說:“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也是在九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在一封要求選江青為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並應成為政治局常委兼中組部部長的來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毛澤東還幾次提出“不準江青進入政治局”。
但江青等仍然不甘心中央文革小組的消亡，在九屆一中全會後，仍然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過中央文件。在九大剛剛開過三個月的1969年7月，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中央國家機關精簡方案設想。由於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人佔中央政治局一半，使這個精減方案設想中還有擬保留中央文革小組的內容，雖然毛澤東在這個精減方案設想上批示“原則同意”，但毛澤東當時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應該按照他1967年7月的設想，在1968年春天，或者稍遲一點結束“文化大革命”，接著開九大。他還幾次說過，要儘快把老同志解脫出來，以便把他們選為九大代表或進入中央委員會，整個運動進入鬥、批、改階段。九大後，就要開始“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並且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制定新的憲法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把局勢逐步納入正軌。因此，取消中央文革小組，早就在他的計劃中。
正是按照毛澤東這個思路，九屆一中全會後，中央不再設這個機構了，其原有成員也進入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活動了。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以沒有任何中央文件明確宣佈的特殊方式，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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