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毛澤東在會上說：“從瑞金算起，12個月又2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11個省……最多的走了2萬5千里，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的，前所未有的長征!”
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這個具有特定含義的“長征”一詞，已成為不畏艱難險阻奪取勝利的代名詞。但是，“長征”一詞究竟在何時開始出現的呢？筆者進行了查考。原來“長征”一詞的出現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最早出現還是在長征路上。
1934年4月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央就有了戰略轉移的打算，但由於對“退出中央蘇區的事情始終秘而不宣”，當時的“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所以很難想象，紅軍剛準備退出蘇區時就會明確提出“長征開始”。10月9日至11日，總政治部先後發了兩個文件，明顯提示全體指戰員：“在戰鬥上，正由短促突擊的陣地戰，轉到廣大區域的運動戰；在行軍上，正由蘇區轉到長途行軍與作戰的白區”，並指出今後的政治任務是“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因此，長征出發前後的文電中，還沒有出現“長征”一詞。
中央紅軍自江西出發後，途經汝城、宜章、嘉禾、通道、黎平等地，一直向西行進。以血的代價通過了四道封鎖線，經過通道爭論、黎平轉兵，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決定建支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從轉移開始到佔領遵義這一階段的歷史檔案材料中，對戰略轉移這一行動的表述又有所變化。如：（一）1934年11月25日，朱德致二、六軍團電告知我紅軍主力情況說：“我西方軍已過瀟水，正在向全州上游急進中”。（二）12月15日，上海中央局《關於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提綱》提到：“我們的主力西征大軍”。（三）1935年1月8日，上海《鬥爭》上的《英勇紅軍的勝利與階級敵人的發抖》一文中說：“我英勇的紅軍主力，在數千裡的遠征中，如行無人之境。”（四）同年2至3月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說：“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從以上材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對這次轉移的表述除了用“長途行軍”“遠征”之外，由於我軍戰略行動一直向西，又出現了“西方軍”“西征”等用詞。
1935年5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落腳點幾經變化，已由貴州轉入雲南，繼而掉頭向北巧渡了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進入四川準備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當時我中央紅軍歷時8個月的千辛萬苦，行程已達一萬多里。進入川西少數民族區域以後，紅軍總司令朱德向彝族少數民族兄弟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佈告》，文中正式出現了“長征”一詞。佈告說：“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從此以後，長征路上的文電中相繼出現了“萬餘里長征”“一萬八千里長征”“兩萬里長徵”，直至“二萬五千里長徵”的說法。於是“長征”一詞被作為歷時兩年的三大紅軍主力軍事上的戰略大轉移的歷史表述，一直沿用至今。（梁慧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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