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鴻章早年追隨曾國藩，雖然是一個讀書人，卻通過戰功有了進身之階；他盛年辦理洋務、處理外交，是當時世界舞臺上不可缺少的“中國角色"；他晚年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國人皆曰可殺，卻能得到“文忠"的諡號。對於19世紀的中國而言，他是強勢權臣、中興名臣還是誤國佞臣？西方人評價甲午戰爭是“以李鴻章一人敵日本一國"，究竟說的是李鴻章權傾朝野，還是說他孤立無援？
甲午戰爭之後，作為中國大臣的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大列強國家，受到的卻是皇帝級別的待遇，所到之處無一不是各國的總統、皇帝、女王親自接待，這樣一個來自東方弱國的敗軍之將為什麼又會受到這樣的禮遇？李鴻章如果死在甲午戰爭之前，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箇中興名臣的典範，他的故事是要跟他的前輩恩師曾國藩一起擺在成功學的書架上的，而怎麼就在他生命最後的六七年，犯下這麼不可饒恕的罪。
很多人對李鴻章都沒有什麼好的印象，而即便就是在當年，在梁啟超為李鴻章作傳的時候，李鴻章也是揹負著數不清的罵名的，以至於梁啟超開篇的第一段話就要做個澄清，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說的：天底下只有平庸的人既不會捱罵，也不會得到讚譽，譽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個偽君子，而謗滿天下的人也未必就不是偉人，知道這個道理的人，才有資格看我這本《李鴻章傳》。意思就是大家冷靜，先彆著急罵，李鴻章作為一個晚清重臣，如果是死在甲午戰爭之前，那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箇中興名臣的典範，他的故事是要跟他的前輩恩師曾國藩一起擺在成功學的書架上的，而怎麼就在他生命最後的六七年，犯下這麼不可饒恕的罪過，揹負了千古罵名呢？從梁啟超的視角出發，看看當時的社會精英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如何看待他行為決斷背後的原因和動機，或許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地讀懂晚清四十年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
這本中解答了關於李鴻章的三個問題：李鴻章是如何成為滿清朝廷和西方國家都深深依賴且不可替代的人？第二既然李鴻章如此有能力，為什麼又搞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第三，既然李鴻章喪權辱國，為何還能受到各方的認可和尊重？
第一個問題，李鴻章是如何成為滿清朝廷和西方國家都深深依賴而且不可替代的李鴻章給我們現代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晚清的權臣，而且還是那種手握軍權可以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的那種權臣，不然為什麼大清朝辦洋務、搞外交都是他一手把持呢？當時的西方人評價甲午戰爭時就有一句話，說這甲午戰爭是“以李鴻章一人敵日本一國"，雖然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說，人家日本軍民上下一心，是個有組織、有動員的現代化國家的姿態去戰鬥，而中國卻無法協調國家力量，李鴻章靠他的個人威望和私家班底去跟日本一個國家去對抗，這豈有不失敗的道理？但與此同時，這句話好像也是在說，李鴻章能夠擺平朝廷，調動軍力和財力去對外發起一場戰爭，有這種能力的大臣只有當年的曹操和前朝的張居正這些人，可見李鴻章當時是多麼的權傾朝野。
首先說，李鴻章是不是一個權臣呢？的確是。他和曹操、張居正那種獨攬大權、控制皇帝、能夠動搖山河的權臣完全不是一回事。這就要從他如何發跡開始說起，李鴻章早年便中了進士，入了翰林院，在太平天國時期追隨曾國藩，在此期間逐漸培養起自己的班底，因為李鴻章是安徽人，所以這支力量叫作淮軍，淮軍在當時主要是肅清江蘇南部地區的太平軍，為湘軍最後能攻克南京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所以李鴻章雖然是一個讀書人，但卻是依靠軍功起的家。而且為了對抗太平軍，當年上海的士紳們還組織起一支使用歐美裝備、邀請歐美人指揮和訓練的僱傭軍，後來這支力量也歸屬李鴻章指揮，而他與這支僱傭軍的指揮官戈登也保持了一生的私人友誼，這些經歷可以說是李鴻章對西方軍事、科技、文化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之後能夠倡導洋務運動以及在外交場合有大量的表現，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段經歷的影響。
後來，李鴻章又奉朝廷之命，平定活躍在山東、河南一帶的捻軍，捻軍作為農民起義軍，打的是游擊戰，到處流竄，官軍即便能在戰場上打贏戰鬥，也無法遏制它的流動和壯大。其實最初這個任務是交給曾國藩的，曾國藩制定的戰略是把敵人圍堵限制在一小塊地方上，然後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消滅，但曾國藩有意培養李鴻章，直向朝廷舉薦李鴻章，而自己卻退居幕後，做兩江總督為李鴻章提供糧草物資，而李鴻章也秉承了曾國藩的這一戰爭方略，僅用一年時間就平定了在北方橫行十多年的捻軍。
而李鴻章第一次處理外交事務的經歷也非常值得一說，在1870年，突然發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天津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殺死了外國傳教士，焚燒了法國領事館，這件事情本來也是交給曾國藩來處理，曾國藩處決了鬧事的百姓，但法國人仍然不滿意，一定要求鉅額的賠款，於是朝廷又派李鴻章去處理這個事，沒想到李鴻章剛剛到任，普法戰爭就爆發了，法國人和德國人在歐洲打起來了，於是法國人倉促之間就接受了原先的處理方案，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但當時的中國人不知道普法戰爭，大家都以為是李鴻章的聲望和韜略在起作用，解決了曾國藩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從此之後，李鴻章能打仗、懂洋務又善於外交的名聲就正式樹立了。
在此後，李鴻章又歷任了北洋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直隸總督、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這些位置看似個個都是位極人臣，但是熟悉清朝官制的朋友心裡都清楚，清朝，那可是中央集權的巔峰，權力是牢牢掌握在皇家手裡的，政府的財權軍權也是掌握在軍機大臣手中的，而這些軍機大臣不僅不是李鴻章的人，而且很多還跟李鴻章有政治分歧，很看不上他。而李鴻章所歷任的這些官位，更多是扮演了一個執行者的角色，就很像我們現在上市公司的職業經理人，清朝的皇室作為公司的大股東，可以聽取你的建議，也支持你的行動，但是公司核心的決策權力你是別想染指的，股東大會一投票，說把你換了隨時就把你換了。
所以在清朝皇室的眼中，李鴻章是一個能臣，或者說就是一個棋子、一個好用的工具而已。你李鴻章會練兵會打仗，那你就去跟日本人打，從當時李鴻章的一連串反應來看，他一方面在找外國人來調停，另一方面採取比較保守的防守打法，可以說，他心裡邊是不希望發生軍事衝突的，當然這也是很多人批評他貽誤戰機的理由，但不管怎樣，皇帝和社會輿論說讓你打，李鴻章就不得不去打這場仗；而他晚年的時候，慈禧太后又派他去治理黃河，這時候李鴻章已經是一個75歲的老頭了，距離去世只有3年的時間了，也不得不親自帶著外國工程師去勘探黃河，最後拿出了完善的治理方案呈交給朝廷；到了1901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朝廷又派李鴻章去跟洋人談判簽了《辛丑條約》。其實這時候李鴻章是兩廣總督，在廣州呀，八國聯軍進北京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朝廷把這個事交給你了你就得去辦，簽完《辛丑條約》之後幾個月李鴻章就去世了，所以李鴻章這個所謂的“權臣"做的也確實有些可憐。但是，不得不說，不管這些事李鴻章他主觀上是不是出於情願，但作為一個執行者，他始終是願意去付出巨大精力和重視程度，一絲不苟的努力去把事情辦得儘可能的好，甚至不會去在乎自己的名聲，這一點是他非常難能可貴的特點。以至於李鴻章死了之後，朝廷給他的諡號是“文忠公”的“忠”啊，在皇室眼中，這的確是一頭任勞任怨的老黃牛啊。
說到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李鴻章是不可替代的，對內辦洋務是他，對外搞外交也是他，因為他在戰爭、外交方面都經過了考驗而且富有經驗，而他對當下的時局和西方文明又都有相對深刻的理解，對外國人來講，這是一個在當時中國難得的可以交流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在忠於皇權又踏實肯幹而且願意承擔惡名的人，這樣的人用的順手了，怎麼捨得去換別人呢？
好，我們來說第二個問題，既然李鴻章如此有能力，為什麼又搞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我們之所以說李鴻章喪權辱國，就是因為晚清歷史上對我們國家傷害最大的兩個賣國條約，一個是甲午戰爭之後的《馬關條約》，一個是八國聯軍之後的《辛丑條約》，都是他籤的字。《馬關條約》賠了日本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割讓了臺灣，從此之後，中日兩國的實力就開始此消彼長，往後日本又怎麼欺負中國，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李鴻章晚年也常常說：“我是被全國人民扯後腿，有志向卻不能實現"。的確，剛剛我們也提到，李鴻章在當時的環境中，確實不是一個可以大刀闊斧去實現自己計劃的權臣，除了傳統皇權體制的制約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始終有很多反對他的人存在。
我們今天回頭看，當時的中國向西方學習，感覺是一個非常正常的過程，但是在當時，辦洋務、造鐵路、派留學生、跟外國人做生意這些都是非常有爭議的事情，儘管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獲得了最高權力層的支持，但朝廷中反對的聲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可以想象，很多所謂的以正色立朝的大臣會說，洋人這麼欺負我們，就應該驅逐所有的洋人，你李鴻章卻跟他們打得火熱，你是想幹什麼呀？在甲午戰爭之前，李鴻章反對開戰，這李鴻章是不是想傭兵自重呀？所以，在這樣的輿論監督之下，李鴻章做人做事一直都是謹小慎微的，有時為了一件小事還不得不言辭懇切地反覆上書給皇帝，反覆地講，現在是數千年之所未見之大變局，必須要窮則變、變則通。
另外，清朝末年，中央的權威相對衰弱，地方勢力保存實力的情況很普遍，這也同樣扯了李中堂的後腿，或許從戰爭的角度來看，也能體察李鴻章當時的那種無力感，甲午戰爭在海上和陸地上都發生了戰鬥，而且中國是有主場地利的，如果各個地方、各個部隊密切配合的話，不能說是沒有優勢的。但戰鬥期間除了李鴻章的淮軍外，還有湘軍、回軍、廣東軍、廣西軍、蒙古兵等部隊都參加了戰鬥，但這些部隊有時歸李鴻章指揮，有時歸兩江總督劉坤一指揮，有時又歸提督宋慶指揮，戰爭同時有六個統帥，權限也都同樣大，各自又有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所以基本談不上協同作戰。
非常可氣又可笑的是，北洋艦隊在劉公島海軍基地投降的時候，有一艘廣東水師的戰艦也被日本人擄走，廣東水師還寫信給日本人交涉，說這艘船是屬於廣東的，和這場戰爭沒有關係，能不能還給我們呀？這個事後來也被日本人傳為笑柄，但從這個事也可以看出來，在當時的情況下，李鴻章要把持朝政、一手遮天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和滿漢有別的特殊歷史環境，都使得李鴻章很難變成一個具有實際權力的“權臣"
那好，就算說李鴻章只是一個執行者，晚清期間中國所遭受的種種挫敗不能只賴在他一個人身上，但是作為一個指揮官打了敗仗，作為一個外交官，多次的外交失誤，導致中國進一步喪失主權，難道這不喪權辱國嗎？的確是這樣。梁啟超也在書中列出了李鴻章誤國的十二件理由，主要是說他貽誤戰機、用人不察、管理不善，但同時，話鋒一轉，也表達了些許無奈，原文大概是這個意思：“問李鴻章是不正中國第一等人才，我不好說，但現在那些超過五十歲、三四品以上的官員沒有一個可以望其項背的；說李鴻章的死不影響中國，我也不好說，但現在這個政府失去了李鴻章，就像老虎失去了倀，麻煩會越來越多。”換句話說，當時的種種決策或許已經是這個老頭能做出來的最大的努力了。
就拿中日馬關條約來講，李鴻章在日本談判期間發生了一起意外，有一個刺客用槍襲擊了他，子彈穿過了他左邊的顴骨，子彈留在左眼下方，差點就打瞎了，但李鴻章拒絕取出子彈，就這麼滿臉血的去跟日本人談判。最終日本人真的在之前爭議不下的一些條款上做出了讓步。
再例如1882年發生的中法戰爭，李鴻章就用“一手拉、一手打”的外交政策，挑唆英國和德國來制約法國，最後也是簽了一個不算太丟人的合約，他的這種外交方略也用在了後來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上，因為按照《馬關條約》的內容，除了
臺灣之外，滿洲的南部也是要割讓給日本的領土，但是通過外交手段的挑唆和博弈，在德國、法國和俄國的干涉之下，南部滿洲又歸還給了大清，列強們也不願意看到日本在東北獲得過多的利益，但列強的這種所謂的“義舉"絕不是沒有代價的，這也為後來俄國霸佔東北鐵路，法國侵蝕雲南，德國強佔膠州埋下了隱患。而國家之間的外交實質就是利益的交換和互相的制約博弈，但對於一個弱國來說，不付出任何的利益作為報酬，指望一個老頭在談判桌上就能維護住國家權利也是不現實的。這也難怪梁啟超要說，敬李鴻章之才，悲李鴻章之遇。書讀到這，往往會感覺到特別的悲涼，難道中國的歷史就只能是這樣的嗎？造成這樣的結果真的沒有人要對此負責嗎？隔壁的日本為什麼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就能富國強兵，而我們就得被這麼欺負？難道不是因為當權者因循守舊、愚昧落後所導致的嗎？落實到李鴻章個人身上，難道不能做得更好嗎？說到這裡，梁啟超也是給出了他的答案，這其實也是整本書的一個核心觀念，他說，李鴻章身居國家要職，是改革的先鋒，但是隻知道學習槍炮、機器這些表面的東西，不知道學習制度和文明，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對於西方的強盛根本沒有真正的認知，李鴻章只會在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安與富裕、尊貴的生活，他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學識又缺乏熱忱的人，如果在19世紀之前，這樣的人或許是我們國家的英雄，但是在19世紀，我們需要你承擔更多。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時勢造英雒，而英雄也能造時勢，而李鴻章僅僅是“時勢所造的英雄"，因為缺乏見識和魄力，無法成為能夠創造時勢、能夠造就新時代的英雒。或許就像梁啟超說的那樣，李鴻章無法洞察西方體制的好處，或許他也能看得到這些，但並沒有選擇去努力改變中國的體制，我們後人無法去猜測。但在一個逐漸衰落的大組織當中，是選擇尊重傳統，在各個環節上逐步進行改良，安享現在富裕、尊貴的生活；還是選擇打破傳統，帶著組織去走一條被別人實踐過但自己從未走過的道路，這或許永遠都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毫無疑問，李鴻章選擇了前者，作為一個務實的執行者，去做看得見、摸得著，而且顯然會有成效的改良。
好，我們來說最後一個問題，既然李鴻章喪權辱國，為何還能受到各方的認可和尊重，在甲午戰爭結束一年之後的1896年，李鴻章作為中國皇帝的特使，遠赴俄國去參加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並且，順道去訪問了歐美各大列強國家。但令人不解的是，李鴻章的這次環球訪問，受到的卻是皇帝級別的待遇，所到之處無一不是各國的總統、皇帝、女王親自接待，工商界人士也紛紛邀請李鴻章去參觀他們的
港口、工廠和新式武器。如果非要說各國政要款待李鴻章是為了給他下套，為日後瓜分中國提供便利，非要說工商界人士拉攏李鴻章是為了讓他購買更多的軍艦和大炮，那麼歐美底層民眾對李鴻章的追捧和歡迎又如何解釋呢？
據說李鴻章到達美國的時候，不僅是美國總統夫婦停止了在海邊的度假親自回來接見，而且在《紐約時報》稱之為“盛況空前的歡迎儀式"中，竟然有50萬紐約市民走上街頭，就為親眼看一下身穿黃馬褂的李鴻章，在那段日子裡，李鴻章說的話、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會成為輿論的焦點甚至有人還會拿李鴻章出來做營銷，有一家名為《紐約日報》的報紙就貼出了這樣的廣告畫，說李鴻章絕對不會錯過星期天的《紐約日報》，而在美國，至今還有以李鴻章命名的中國菜。那這就很奇怪了，因為我們知道，就在一年之前，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在西方人看來，過去的三四十年，東方的中國和日本都在向西方學習，而且都搞的有模有樣，一派蒸蒸日上的氣象，但是甲午戰爭一打，西方人就看清楚了，原來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是鬥敗了的公雞，看來，亞洲的老大是人家日本，而李鴻章，不管說戰敗的責任是不是在你，但賠款割地的條約總歸是你籤的吧，你的名字，始終是和喪權失地的恥辱連在一起的。
那麼這樣一個來自東方弱國的敗軍之將為什麼又會受到這樣的禮遇呢？在這本書的結尾，梁啟超原文引用了當時的日本報紙上的對李鴻章的一篇評論，文中寫道，“即使是在李鴻章事業最興盛的時代，他在朝廷內部的勢力都是相對薄弱的，但他可以憑藉機智縱橫天下，能夠心平氣和、從容地解決各種困難和糾紛，找遍全世界，都少見能與他相比的。而他辦理洋務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說，然而究竟是誰引導清朝進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說，是李鴻章。”可見，或許正是李鴻章的務實和實幹、在侷限的環境中從容地解決困難的這種品質，使他成為國際舞臺上不可替代的中國角色，也正是他不愛惜名聲、不逃避責任的個性使得他在滿清朝廷、當代精英、西方國家甚至是在敵對的日本都能獲得認可和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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