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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的1590年8月，當被豐臣秀吉分封到關東的德川家康踏上江戶的土地時，誰也不會料到，東京灣邊上這塊高低不平、山海之間的土地，日後會發展成為日本的中心和世界知名的大灣區。如今，東京灣區已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一道被稱作“世界三大灣區”。除了聚集大量人口和人才，東京灣還以龐大的經濟體量、宜人的環境、包容的文化、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成為區域乃至日本全國的經濟中心，以其強大的輻射能力帶動周邊經濟發展。東京灣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開放帶來的多樣性，而多樣性是效率的源泉。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東京經濟大學教授、雲河都市研究院院長周牧之有關東京灣建設經驗的評述，文章來源於2018年9月19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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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的1590年8月，當被豐臣秀吉分封到關東的德川家康踏上江戶的土地時，誰也不會料到，東京灣邊上這塊高低不平、山海之間的土地，日後會發展成為日本的中心和世界知名的大灣區。
如今，東京灣區已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一道被稱作“世界三大灣區”。除了聚集大量人口和人才，東京灣還以龐大的經濟體量、宜人的環境、包容的文化、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成為區域乃至日本全國的經濟中心，以其強大的輻射能力帶動周邊經濟發展。
東京灣的優勢
東京灣，舊稱江戶灣（江戶於明治維新後改名為東京），位於日本本州島中部太平洋海岸，是一個縱深80餘公里的優良港灣，為東西兩側的房總半島（千葉縣）和三浦半島（神奈川縣）所環抱，通過兩個半島之間狹窄的浦賀水道與西鄰的相模灣匯合後，與太平洋相連，面積約1320平方公里。
江戶時代的東京雖然名義上不是首都，但實際已具備了首都的功能，是當時日本的行政中心。這一地位一直延續到今天。因此東京的發展具有首都經濟的特徵。據統計，在全球29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型城市中，有14個是首都城市。首都在國家資源配置中的獨特地位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
東京灣區除了具有首都功能外，還具有臨海優勢，地理位置可謂得天獨厚。在二戰後世界城市的發展中，臨海型城市具有明顯發展優勢。全球29個人口過千萬的超大型城市中，在內陸農業人口密集地區作為中心城市發展起來的只有兩個，而臨海型城市有19個。
如今的東京灣區，擁有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橫須賀港和木更津港等六大港口。這六大港口與羽田、成田兩大國際機場和東海道、北陸、東北等新幹線以及數條高速公路一起，構成了東京灣區與日本國內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間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為人流、物流的大進大出提供了有力支撐。
吸引多種資源
依託東京灣發展起來的東京大都市圈，形成了由東京、橫濱、川崎、千葉、船橋、埼玉等大城市和市原、木更津、君津等工業重鎮，以及若干中小城市組成的大城市群。在經濟體量上，據2016年底的統計，2014年東京圈的GDP為1.6167萬億美元，比韓國全國GDP總量（1.4170萬億美元）還高，居世界城市圈第一位。
長期研究中國和日本大城市群發展的雲河都市研究院院長、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東京大都市圈的人口規模達3800萬，穩居世界第一。另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局發佈的《2014年世界巨大城市圈人口排名與2030年推算》，東京大都市圈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圈，而且預計到2030年仍能保持世界領先地位。
究竟是什麼吸引了人口、產業和各種資源向這裡聚集呢？
周牧之認為，首先是以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為前提的製造業佈局，在東京灣區發展和表現卓越。戰後日本以出口產業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實際上是建立在大進口基礎之上的，即能源和原材料對海外的依賴。
良好的灣區意味著良好的港口群，東京灣擁有六大港口，同時還有大量產業專用碼頭。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以東京為中心，分別向環抱東京灣的兩側延伸。這種佈局將工業地帶與東京主要城區大體量人口進行了一定的隔離。
這兩個戰後興起的工業地帶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最先進、出口實力最強的新型工業地帶。其“新”在於直接臨海和大規模集聚，做到了高效率的大進大出，同時又與在東京腹地的金融、總部、研發等功能緊密互動。這種模式建立的前提就是在戰後形成的自由貿易體制和後來的全球化。日本的製造業立國、出口工業立國之所以能夠成功，這是其佈局上的秘訣。
其次是能源配置上的高效率。東京灣的兩大工業地帶上分佈有眾多以進口能源為前提的火力發電廠和煉油廠等能源工業，給工業地帶本身和其腹地的城市提供了穩定、廉價、多樣化的能源。
第三，東京灣的港口從全球進口包括糧食、水果、奢侈品等消費物資，供應東京大都市圈。在日本全國按金額計算的貨物進口量中，東京灣佔到了38.3%，今天灣區內龐大的倉庫群，支撐著東京大都市圈3800萬人高質量的全球性消費。這說明港口的作用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變化。
第四，東京灣為經濟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巨大的場所。例如橫濱港是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還有日本最大的中華街。當初橫濱開港時，不知怎麼跟外國人做生意，缺乏這方面的人手，於是從廣州請了很多中國買辦過來幫他們做洋人的生意，這些買辦帶來了很多廚師，後來這些廚師留了下來，做料理開餐館，逐漸在橫濱形成了中華街這一大片特色街區。
應該說，擁有港口只是在物理上提供了對外交流的門戶，更重要的是開放程度，它決定了港口城市的國際化氛圍。東京灣區正是具備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港口城市的傳統輻射到周邊，更帶來了整個地區的開放和包容。
“長出”新產業
相較於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發展的獨特之處體現在既有首都功能，又有臨海優勢，在這種優勢下新產業層出不窮。
周牧之告訴《環球》雜誌記者，“戰前日本的製造業中心並不在這裡，二戰後日本準確判斷到能夠利用世界的能源和市場，於是就在首都興建了兩個大型臨海工業帶，把灣區現代工業的優勢利用到了極致。繼製造業之後，新經濟又發展起來。新經濟其中一項是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發展很快。新幹線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通後，打通了東京與全國其他城市的點對點對接，加速了人口聚集。人口聚集帶來的好處是長出了很多在沒有密度、缺乏人口的地方長不出來的服務業和知識經濟，即聚集經濟。”
“當然人口聚集也帶來了弊端，也就是‘城市病’。當東京大都市圈人口達到1000萬、2000萬的時候，人們曾大呼大城市病不得了。但當人口達到3000萬，甚至接近4000萬的時候，其‘大城市病’反而沒有那麼明顯了。”
周牧之進一步分析說，因為東京提高了高密度人口聚集下的管理、運營能力，從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到日常管理水平和能力都在不斷提高。可以說，東京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圈，“城市病”卻是最少的一個。
此外，東京灣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開放帶來的多樣性，而多樣性是效率的源泉。在過去30年全球化背景下製造業的大進大出中，“大進”的已不光是原材料，還包括零部件，而且全球分工已不再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而是全球性的分工。頻度更高，速度更快，作為灣區的功能更加顯著。
服務業、研發、信息產業等今天已經成為引領城市新一輪大發展的驅動力。這些領域與開放、交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全球性的人才交流在經濟活動中變成很重要的因素。
大規模人口聚集與大規模交流相輔相成，形成東京灣區經濟的特色，即體量大、多樣性強，政治的、商業的、科研的，各種功能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良好的疊加效應，總體效率非常高。
規劃協調靠智庫
東京灣區內包含了一都三縣，若干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它們之間是如何協調的，又如何保證灣區建設不“朝三暮四”？
對此，有專家表示，東京灣區內的一都三縣，若干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相互間有著多種形式的溝通機制，對城市發展中的問題經常採取會議協調協商的方式。而保持區域建設的長期性和協同性，主要還是依靠規劃。
國土部門、交通部門、產業部門等對區域發展都有各自角度的佈局和規劃，各都縣和城市也有自己的佈局和規劃。
國家層面有全國性綜合開發計劃（由經濟企劃部門和國土部門負責，屬於全國性的謀篇佈局，從人口分佈到產業分佈到基礎設施的分佈，也稱國土規劃），其下有大區的規劃，如大東京的規劃。大東京規劃之下，每個地區又有各種規劃，如千葉縣有千葉縣的規劃，千葉縣自身又有臨海部與內陸部的規劃等等。
所有這些規劃的銜接，都由智庫居中協調。日本的政府決策者在不斷變更，每個時代又有每個時代的訴求，但對整個地區來龍去脈有整體把握的就是智庫。作為銜接各種規劃的智庫，對本地區有長期的研究、認識和推動。智庫的思想通過參與和主導各種各樣的規劃來落實。
如日本開發構想研究所，既為日本中央政府制訂國土規劃和產業政策服務，又為東京灣區的各級政府制訂規劃服務，幾乎所有與東京灣相關的規劃和政策都要找它。規劃是它做，資料由其出，思想是一致的、連貫的。因此這些林林總總的規劃可以疊加起來。各個規劃部門的發包單位是有不同的訴求的，研究所就要把不同的訴求通過溝通磨合，再結合自己的思想和數據體現出來。
規劃一定要尊重經濟活動自身的規律。日本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許多事情不可能強制性地做。當然，可以用法律限制一些事情，比如曾經用法律限制在東京都市圈新建大學、工廠等。但是在認識到聚集效應的巨大作用之後，又修改和廢棄了這些相關法律，這種反饋也與智庫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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