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來說
九一八不只是一個數字，一個日期
而是一段歷史
一段恥辱
序
對於日本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兩場”戰爭。
一場位於太平洋和東南亞，起於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終於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稱之為“大東亞聖戰”，因為輸了，改叫“大東亞戰爭”。戰爭結束後，美國不允許日本再這麼稱呼，於是日本只能跟著美國稱它為“太平洋戰爭”。
另一場戰爭叫做“15年戰爭”，也終於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它的起點，就是1931年9月18日。
一
1931年的石原莞爾應該是很春風得意的。因為他的理論被日本軍界視為至寶，日本《每日新聞》以他的理論連續發了三十多篇文章，一時之間整個日本上下都是他的理論，可以說是佔據了日本的主流思想。
他的理論是這樣的：未來的世界必定會有一場不可避免的衝突，衝突的雙方是代表東方文明的日本和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這場“最終的戰爭”將決定人類社會未來的走向。
在這場“最終的戰爭”中，日本在戰略上其實是處於不利地位的，因為日本國土狹小，沒有縱深，戰略物資極其匱乏，難以持久。因此，日本必須要在“最終的戰爭”到來之前，取得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滿就是東北，蒙就是蒙古。
這就是“滿蒙生命線論”。
他這種把別人家當做自家後方基地的想法突然受到重視並將付諸行動，自然不是因為他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人物（他只是箇中佐），而是當時的日本國情導致。
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職業軍人的數量很多很多。對於這些人來說，沒有別的特長，離開部隊就等於砸了他們的飯碗。
此外，軍人曾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職業軍人一下子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人，學生不再報考軍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
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兩年後，世界經濟危機席捲日本，1931年，日本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為了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醫治經濟危機創傷，日本想到了發動一場戰爭。
石原莞爾的理論，只不過是給原本就下定決心的日本人添了一把柴。
二
河本末守是一名普通的關東軍中尉，職位是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隊隊長。同時，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爆破專家。
河本末守這個名字本不足以讓歷史記住，但他那個晚上所做的事，讓全世界都記住了。
1931年9月18日深夜。
河本末守帶領6名日本士兵，偷偷埋下了炸藥。埋炸藥的地方位於柳條湖，南滿鐵路的鐵軌下面。
這個地方離北大營只有800米，而北大營，是東北軍的駐地。
22點30分，炸彈準時爆炸，炸燬了一小段鐵路。事後，他們將3具穿著東北軍軍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以便栽贓嫁禍。
似乎是心有靈犀一般，爆炸聲還未落，駐紮在北大營以北3公里的川島正大尉以此為藉口，下達了南下攻擊北大營的命令。不久後，駐紮在瀋陽的日軍也開始出動。
至此，日軍南北兩路大軍同時向北大營進攻，九一八事變就這麼爆發了。
二
次日凌晨5點，北大營陷落。
應該說，日軍原本是絕不可能成功攻下的，因為北大營駐有東北軍1.2萬日，而攻擊北大營的日軍，只有500多人。
早晨7點，瀋陽陷落。
整個過程中，東北軍一槍不發，任由日軍進攻，東北軍一直在不戰而退。
此後，2萬日軍在東北三省如入無人之境，面對不抵抗的東北軍，幾乎兵不血刃的佔領了三十多個重要城市。
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輕易淪陷。
這就是時至今日，仍然被國人痛恨的“不抵抗政策”。
說到底，東北軍之所以不戰而退，不是因為他們是東北軍，而是因為他們的統帥是張學良。
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
應該說，他的不抵抗，兩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高官吳鐵城來到東北，與張學良會見，說：“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這個“危”指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再加上蔣介石經常誇張蘇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學良認為蘇聯在東北的勢力已經對他構成了威脅。
此外，剛剛建立不久的蘇聯內部空虛，而且連年收成不好，出現幾十上百萬人餓死的局面，導致張學良想當然的認為，蘇聯此時的國力一定不堪一擊，此時不戰，更待何時？
最終的結果超乎張學良的想象，準備充分的張學良，被毫無準備的蘇聯反手打的慘敗，傷亡9000餘，蘇聯僅傷亡800餘人，傷亡比例11：1。
於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準備充分的日本人打沒有準備的張學良，而日本在26年前剛剛打贏了沙俄（日俄戰爭），所以張學良認為，此時抵抗日本人，毫無勝算。
另外，據張學良本人自述，他認為九一八事變只是一個局部事件，日本人得手後便會停手，事情不會擴大。因為此前對日本人的挑釁，他一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相信這次也是如此。
沒想到，這次他“把情形看錯了”。
三
很多人說，“不抵抗”這個罪名，蔣介石也有份。
應該說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實際上，有點冤枉。
9月18日事變當天，蔣介石正在開往南昌的軍艦上，目的是親自前往江西坐鎮，敦促“剿共”。事變的消息，蔣介石是在第二天才知道的。
得知消息後，蔣介石立刻給張學良發了一封電報：
“（翻譯）...接到上海電報得知日軍攻擊沈陽，根據東京方面的報道，日軍進攻的原因是我軍拆毀了鐵路，這只是個藉口而已。請你對外宣傳的時候為此闢謠，後續有任何情況希望及時電報告知...”
從電文得知，蔣介石對九一八當晚發生的事並不知情，也就不存在命令張學良不要抵抗的說法了。
那麼，蔣介石有沒有告誡張學良“不要抵抗”？
有。
九一八事變的一個月之前，蔣介石曾給張學良發過一封密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
當然，蔣介石發這封電報是有苦衷的。
第一，他目前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人身上，而在“攘外必先安內”。這一點，從他在2個月後的演講就能看出來。
第二，蔣介石深知中日必有一戰，而這場決戰到來之前，他有必要先“把家裡打掃乾淨”，然後整頓軍備，尋求機會獲取英美支持。所以他需要時間，不應過早與日本攤牌。
這封電報到了張學良手裡，卻被張學良“過度”重視了。過度到一個月後日本都公然發起進攻了，他還依然“力避衝突”。
毫不誇張的說，九一八事變和此後日軍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已經超出了蔣介石的控制。
因為東北高度自治，張學良作為封疆大吏，蔣介石對他只能建議，不能命令，以至於1931年年底蔣介石致電張學良，希望他積極防守錦州時，他依然選擇撤退，把錦州送給了日軍。
四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雖然“不抵抗”的罪名多少有點互相背鍋的意思，但他們兩人對待日本的態度，卻是心有靈犀一般的不約而同，那就是：忍讓。
而忍讓的後果，極其嚴重。因為日本可不會把這件事當做一個“局部事件”。
1932年，日本扶持了已經退位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以溥儀的名義徹底佔據了東北。
1933年，日本佔領熱河，進攻長城各關口。雖遇到抵抗，但日軍還是成功的攻破了冷口、古北口（漢奸帶隊從山路包抄）。由於日本被聯合國開除，國際聲譽下降，日本也希望先穩定一段時間，鞏固東北。中日《塘沽協定》簽訂，承認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
1934年，溥儀登基“偽滿洲國”皇帝，成為日本控制的傀儡。
1935年，日本收買和策動了大量華北的漢奸，策動華北5個省“自治”（東北是自治，然後落入日本手裡，日本希望重複這個動作），事後，冀、察兩省脫離了中國的行政區域。
華北事變表明，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空前危險的地步。事件之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國共聯合抗戰埋下了伏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七七事變）爆發，覺得自己“忍讓”了6年的日本終於按耐不住，開始全面侵華。
五
張學良、蔣介石、東北軍，似乎都和“不抵抗”這三個字掛上了鉤。
實際情況是，即使東北已經淪陷，東北的愛國同胞們也從未放棄過反抗。在沒有援助、與“不抵抗”政策相違背的情況下，無數東北愛國者們自發組織了大量義勇軍部隊，並在後來匯合成了東北抗日聯軍。
他們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軀與敵人以死相拼，他們的民族氣節，愛國精神，值得永遠稱頌。
《泰晤士報》曾經報道：在東北，對於關東軍來說，沒有一條街道是安全的。
因為抗日誌士們可能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擊殺日軍士兵。雖然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局勢，但他們就是這樣做了。哪怕後果是被日軍抓獲，屠殺，頭顱高高的掛在電線杆上，他們也寧死不屈。
他們哪來的動力？
這個答案，一千年前就有人告訴過我們，四個大字：
還我河山！
打不過是能力問題，打不過也要打是民族氣節問題。
終
1931年是一個民族苦難的開始，也是一個民族從戰火中涅槃重生，最終走向輝煌的起點。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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