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刑事技术中指纹检验、足迹检验、枪弹等领域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泥土、树根、一条活的潮虫也可以成为他确定案犯的铁证，参与重特大刑事案件现场勘验2500余起，受理检验鉴定痕迹物证5000余案80000余件，从未发生过差错。
王满仓在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工作30多年，是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指纹专业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2003年和2004年先后被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聘为刑侦专家。2005又被公安部聘为光盘鉴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他牵头组成的刑事技术处系列案件串并组，成功串并了几百串系列案件，其中包括许广才强奸杀人系列案、曹延齐盗窃深宅大院系列案、马宏岩尾随女学生入室抢劫系列案。特别是2004年付贺功北新幼儿园杀人抢劫案的告破，充分体现了“刑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破案力”。
解读死者的“留言”
对平常人来说，“杀人”、“碎尸”不过是概念性的词汇，而王满仓的职业决定了他要近距离面对死去的受害人，从尸体上找出案犯留下的罪证并为他们伸冤。在这类案件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要数北京石景山碎尸案了。
1987年石景山发生了一起碎尸案，人们先后在八宝山水闸附近和小瓦窑地区发现两个尸包。碎尸案的关键就是从死者身上取得物证。接到报案，王满仓亲自到现场去进行勘查。年轻的技术员有些不理解，“就一个尸包有什么好看的！ ”
“不但要看，还必须得看仔细。”在现场解开尸包的同时，王满仓注意到一只潮虫爬了出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任何微小的线索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在尸包里除了提取到少量泥土和一小段树根之外，再没有任何收获。
王满仓很快从死者身上搜集到许多看不见的信息——尸体本身沾满泥土，而碎尸的断根处却没有泥土，这说明肢解前死者曾被掩埋过。尸体并没有溺水的迹象，但却出现了“手套”和“脚套”(手脚表皮因为浸泡时间过长而脱落)现象，这说明掩埋尸体的环境非常潮湿，潮虫的出现也恰恰说明这一点。
紧接着，一个新的问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尸体首先被掩埋再挖出来碎尸，肯定由于什么情况发生，让案犯觉得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埋下去已经不安全了。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呢？潮虫、泥土以及夹杂其中的一小节树根成为破解谜团的唯一线索。
通过走访林业专家，树根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加拿大杨树根。同时专家指出树根还有一部分是“萌生根”(杨树根部受到伤害的地方滋生出的新芽)，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尸体被掩埋在一棵加拿大杨树的附近，并且那棵树很可能有一个“萌生枝”。
由于第一个尸包发现在八宝山附近的一个交通要道，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人都有可能将尸体抛在此地，这给侦查员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如何将侦查范围提供到最小？王满仓开始考虑到了泥土的问题。
在有些国家，警方的刑事科学研究部门保存了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泥土分析资料，通过对比泥土的资料就能准确判断出案发地点。经过对泥土当中微量元素的对比，警方把侦查方向缩小到了鲁谷一带。
警方随即展开进一步的排查，随着案犯的落网，王满仓心中“先掩埋又抛尸”的谜团也解开了。原来不久之前，警方在距离案犯家不远的一口污水井内打捞起一具无名尸体，而这个举动使犯罪分子受到了惊吓。
曾经的热爱与分离
王满仓说，年轻的时候之所以选择公安学校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1949年随着北京的提前解放，从山西华北党校来到北京准备南下的父亲接到新的命令，接管了伪政权时期的公安局，成为第一代公安人员。
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那时王满仓正在上小学，每当听说又抓到了特务，他就会疑惑一段时间，“大街上那么多人，怎么就知道哪个是特务呢！”特别是有一次，他从父亲带回家的文件中，看到了一个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的案例之后，这种困惑愈发强烈起来。
“有一个特大诈骗案，犯罪分子伪造了周总理的批示，从银行骗走了20万，后来犯罪嫌疑人落网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父亲那本小册子上写着‘用麻袋装了两麻袋的钱’。实际上当时这些东西都对我都有一定的影响，也就很自然地放弃了初中毕业以后读高中的想法，改上了公安学校。”
王满仓的父亲主要负责劳改工作，当时的服刑人员在劳改局基本都从事种植和养殖业，苦于劳改干部当中没有技术人员，只能启用劳改犯或者劳改释放人员。为了培养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改干部，公安局成立了“青年农场”，在父亲的支持下，王满仓被分到“青年农场”的畜牧专业。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公安系统内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刚刚毕业的王满仓也稀里糊涂当上了“修正主义苗子”，被划分到“黑帮子弟”队伍当中。这样的“双料身份”自然不合适再做公安工作，1969年组织安排王满仓去搞商业工作，他在北京延庆县商业局一待就是五年。
回归与钻研
如果从16岁算起，王满仓的警龄已经40多年了。从离开到回到“公安”这行，命运似乎有意让王满仓兜了一个圈子。
王满仓说：“‘工农商学兵’，我除了没当过兵其他都干过，那时候就知道听党的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我在商业局干得还很不错！”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这也正是王满仓性格当中勤奋的另一种体现，并不是每个人在谈起过去的时候都会为之自豪的。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王满仓跟着延庆县组织的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到了农村。这期间他们居住的村子发生的盗窃案，成为王满仓重返公安局的关键。
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实在没有什么好偷的，盗窃粮食已经算得上大案。工作队进驻期间发生盗窃案，自然要首当其冲地配合当地公安机关破案。王满仓回忆说：“其实那个案子特别简单，那会儿老百姓比较单纯，特别好摸排，我们在村里待了一年，哪些人表现差都比较清楚。我毕竟是从公安学校出来的，还是有点专业水平的。”说到这里，他又笑了。
按照王满仓提出的侦查思路，盗窃案很快告破，工作队的队长向王满仓提议还是去搞公安工作。就这样，从大寨回去不久，延庆县公安局将王满仓调了过去。
因为喜欢照相，技术也称得上专业，王满仓被安排到了刑侦部门做技术员。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在技术工作当中存在不足，于是1974年,他专门花了8个月时间到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技术科学习，当年“十三处”就是现在王满仓工作的刑侦总队的前身。
“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搞刑事技术，那以后再没改过行。在延庆当了四年的技术员，这段时间对我的锻炼很重要。” 当然，王满仓取得的成绩也被他的“十三处师傅们”们看在眼里，在得知王满仓打算调回北京市的消息之后，老科长把他“要 ”回了技术科。
起初，王满仓是想继续“搞照相”的，老科长的一句“甭想偷懒，你就得给我搞痕迹”，又让王满仓一头扎进了痕迹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域里。31个寒暑让他的头发由黑变白，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一直干到了现在的高级工程师。
追踪“恶魔杰克”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王满仓明显感觉到作案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心理素质、文化程度，还是作案手段都比以往高明许多。
早在19世纪，英国曾出现过一个专门杀害风尘女郎的案犯，连续作案五次仍然逍遥法外，因为在写给警方的信中署 名“杰克”，而被称为“恶魔杰克”。
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仍在研究这个案件，但遗憾的是案子至今没有告破。“恶魔杰克”成为有记载案件当中最早出现的“连环杀手”。
1987年的某天，当王满仓赶到一个新的案发现场的时候，他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遇到的是一个作案手段比“恶魔 杰克”更加恶劣的罪犯。随着另外两起案件勘查工作的开展，王满仓很快做出“系列案件”的判断。
“许广才是我从警以来遇到的第一个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在此之前，中国的‘系列案件’是非常少见的，至少我的经历当中从没碰到过，这个案犯凶残到了极点！”此刻，王满仓的神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后来不断有类似的案件发生，我们一直‘串并’，到1990年的3月份，终于抓住了他。”
“三年中案犯不是穿同一种鞋做的案，为了能‘串并’，虽然我们解决了很多当时技术手段和勘验设备都比较落后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但由于都是野外作案，警方能够掌握的线索微乎其微。
许广才案件的出现，让王满仓第一次开始思考如何拓宽思路的问题，因为痕迹鉴定工作需要的不是单纯取得常规的物 证和综合能力，还必须依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1989年四川当年的高考状元S从老家途经北京返回天津大学的中途被杀害。由于迟迟没有破案，天津大学上下群情激愤，北京警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S案以后，许广才沉寂了半年，但在新年过后，他作案比以前更加疯狂。
此时，警方通过对案件的反复研究已经基本确定，案犯从北京火车站或者永定门火车站选择外地来京的单身女青年作为侵害对象，女孩跟他在某个饭馆吃过饭之后，便被带到附近的菜园或果园实施犯罪。
最后一个被许广才侵害的女孩身中数刀，许广才去试探她的鼻息时，她屏住呼吸才躲过一劫。女孩讲述的情况印证了警方的分析，她还提到案犯曾带她到饭馆，期间他喝了一杯啤酒的细节。
因为许广才的犯罪以强奸杀人为主要目的，对受害人物品的翻动都比较简单，勘查人员并没有找到他的指纹。虽然之前已经提取到了精斑，但当时的技术水平还远远不能达到“个体认定”的程度，如果能从饭馆里找到指纹，抓住并认定罪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在那间饭馆里，勘查人员取下了所有喝过的啤酒瓶上的指纹，在排除了老板、伙计、长期在饭馆吃饭的人，以及所有他们熟悉的人之后，最终发现了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指纹。随后，侦查员在永定门火车站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带着一个女孩离开，并在一个果园里将准备作案的许广才抓获。
听王满仓讲案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尽管犯罪分子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但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心头还是久久不能平静。王满仓的情绪显然也还停留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他感慨着，“三年当中被许广才杀害的女孩有11个，可见他人格的恶性！”
“许广才案件之后，我们开始着手研究怎么解决系列的盗窃案和杀人案，最后从系列案的成因，侦查过程中的重点， 系列案件‘串并’的方法、步骤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以便为今后的案件提供参考。”
业无止尽
搞了几十年的痕迹工作，王满仓最大的感触就是永远研究不完的问题和需要不断更新的知识。搞了几十年的案子，没有一次让他觉得特别轻松，面对的犯罪形形色色，没有哪两个是重合的。
目前我国恶性案件的破案率在85%左右，相比西方发达国家40%左右的破案率要高出一倍多。王满仓说：“从自身来讲，我们(勘查人员)感觉还是不够的。刑事科学技术就是勘验现场，这是破案的关键。怎么提高破案率，对我们搞刑事科学技术的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特别是赶上限期破案的恶性案件，一天破不了，脑子里就全部都是现场的情况，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当然，破案之后的兴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只是一瞬间，马上又得去研究新的问题了。”
谈起对侦破工作的感受，王满仓深情地说：“每当接手一件刑事案件时，想想如果要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亲人身上，那该是多大的不幸啊?选所以我就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一定要争取早日破案，为被害人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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