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九江口岸的開放，英、美、法、俄等國的教士、牧師、商人紛紛來到長江之濱的廬山建屋休養。他們先是在山下，繼而在山麓，接著在山頂，逐步建成了以牯嶺為中心的山中城市。一般說來，在山頂建屋比山下要難得多，一是建築材料運到山頂耗時長且成本高。二是山頂氣候多變，風大雨急，在建的房屋瞬息就會被風雨狂飆席捲而去。但廬山的地形、地質、地貌，卻適宜於建築和居住。１９３１年李四光以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的身份帶領一班學生前來廬山考察，第二年索性在此買了一棟別墅，隨後幾年專心研究廬山地形地貘及冰川之謎，他認為“牯嶺最大之利益，且在山頂有谷，全谷向西南傾斜，四周有較硬的岩層（即女兒城砂岩），以為屏障。谷中岩石性極疏鬆，無潮溼之慮”。而這種“女兒城砂岩，不獨為牯嶺之屏障，且能供給構建房屋之原料，是皆人煙繁盛必需之條件，而牯嶺則兼而有之，宜乎其為山林城市也。”李四光的結論就是，廬山牯嶺地區的地質構造適宜建房。氣候溫溼，空氣清新，林木繁茂，環境優美，這是廬山適宜避暑的有利條件。獨特的地質結構，幽美的自然環境，吸引了諸如李德立之類的外國人一邊建屋避暑，一邊賣地求利，經過數十年的規劃開發，至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座山中城市就在長江之濱的廬山山頂上出現了。
近代牯嶺山城建設按時間發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初始期（１８６７－１９０５），繁榮期（１９０５－１９３８），衰落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９）。
⑴初始期（１８６７年－１９０５年）
近代廬山開發建設始於法國天主教士在蓮花洞的活動，當時他們聯合九江的一些傳教士在蓮花洞購地建屋，避暑納涼，只是由於當地人的反對，不得已才轉向山上。１８８６年，李德立來到廬山，租地建房，開啟了近代廬山開發的序幕。１８８６年李德立盜租長衝地後的第二年即“建築板屋，僱工修路。”，既使盜租案發，“江西巡撫派大員盡拘當事人，在九江考棚開特別堂訊”，甚至盛二府吞金自殺，“李在山仍繼續進行其建屋避暑之計劃，劃地分號，登報出售，招集多人來山避暑。”隨後，李德立成立牯嶺公司，以長衝為中心，正式開始了開發廬山的征程。１８９６年李德立又成立了託事部，“以管理建設工作與土地權，直接對地主負責。所謂地主，即李所劃分其地為若干號，每號售二百元，出此代價者。”託事部成立幾年來，“其管理之土地已分號售罄，建築迅速，道路開闢。”接著李德立又組成市政會，或日地主大會，略似一種最高議事機關，另設牯嶺公司房，為執行機關，“其所辦之事，為管理土地、僱工守屋、保護樹木、管理衛生、經收款項及一切公益公用及保管契約等事。”從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０５年十年間，勢以石築成，縱橫交錯，體現了一種特有的繁榮景象，此時已峻工各式各樣、各種風格的別墅１４７幢。
⑵繁榮期（１９０５－１９３８年）。牯嶺的開發建設始於李德立１８８６年盜租長衝開始，１９０５年便有了《牯嶺地區規劃圖》，該圖對牯嶺的未來進行了科學的設計，對道路、庭院、植被都有具體的要求。這標誌著廬山的開發建設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道路和房屋建設全面展開，建築體量逐漸增大，建築結構也由主要採用木結構發展成為大量採用石混結構和磚混結構。磚混結構是以石材作牆體，以木材作屋架、地板，鐵皮瓦作屋面，少部分建築是以青石板或機瓦作屋面。磚混結構是以當地燒製的青磚砌築牆體，木屋架，鐵瓦屋面。
道路是開發建設的基礎。牯嶺長衝租地內，李德立做了具體的道路規劃，力求做到既方便暢通，又整齊美觀。為了方便外人購地做屋，上山避暑，李德立還從售地獲利中拔出專款，修築了九江至蓮花洞，蓮花洞至山牯嶺的登山公路蓮牯路，同時還修建了通往各主要景點的道路。
建屋修路催生了廬山營造業的發展。“這個行業從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２５年北伐戰爭以前的３０年間，一直處於繁榮狀態，尤其是在１９２１年以後的五六年間，最為興盛。這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九國簽訂《華盛頓公約》之後，各國來華經商貿易和遊歷的人士猛增”。１９３２年，中外經營營造業的建築廠商大約有２０餘家，比較著名的有和昌廠。建築工匠主要有木、石、泥瓦，還有油漆、鑌鐵二業。工匠中，大多分是湖北黃梅、大冶人，餘為九江湖口、星子以及現濂溪區人。工人總數４００人左右，春、夏、秋業忙，冬季閉賦。
１９２７年北伐戰爭後，九江英租界收回，同年８月１６日，江西省政府收回牯嶺特區（外國人避暑地）警察權，公事房（牯嶺公司）設的巡警劃歸廬山警察署管轄。此後，外國人明顯放慢了建設步伐。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廬山管理局局長蔣志澄代表省政府，與英國駐漢總領事默思簽訂了《牯嶺產業地交還江西省政府協定》，正式收回了廬山轄權，自此外國人的開發銷聲匿跡。
在工匠們努力下，牯嶺的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至１９１７年已有房屋５０６幢。１９２８年廬董事會統計，計外國人房屋５１８幢，中國人房１９５幢，兩項計７１２幢，基本上是別墅。牯嶺街有大小房屋１７５幢，三項計８８７幢。１９３０年廬山管理局統計，英國人租借地的牯嶺特別區房屋５２６幢，非租借地及俄國人租借的蘆林特區房屋２６２幢，兩項計７８８幢。牯嶺正街及下街鋪戶共８６家，茅棚６３座。１９３３年廬山警察署調杳統計，全山共有房屋８８８幢。據以上統計可知，廬山房屋大部分在１９２８年前建造的，１９２８年後速度減低，明顯與當時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中國北伐戰爭及收回廬山轄權有關。
進入１９３０年代，廬山已成為供人們生活、居住、工作、遊覽、避暑、療養的山林城市，國民政府暑期都來山辦公，在蔣介石親自主持下，１９３５年在原火蓮院故址上，建成了廬山圖書館。１９３７年，在圖書館左側建傳習學舍，即廬山大廈。又在圖書館右側建大禮堂。１９３６年１月，廬山成為國家公園，江西省政府提出廬山國家公園計劃，廬山面臨更大的發展。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全山房屋鋪戶，約１５００幢左右，貧民茅屋板棚約５２０幢。
在牯嶺開始全面建設，英、美、德、法等２２個歐美國家的居住者建設了具有不同風格的別墅１０００餘幢，興辦了一系烈公共事業，廬山儼然是現代化的山林城市，成為國際著名的避暑勝地和中國夏都。
⑶衰落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９）。
１９３８年夏，日軍一０六師團、一０一師團、臺灣波田支隊及海軍艦隊，分水陸兩路，沿長江而上。７月２３日波田支隊於廬山東北麓的姑塘登陸，廬山東北麓遍佈日軍。次年的４月１８日，日軍從小天池方向攻入牯牛嶺市街，從此廬山陷於日寇的鐵蹄下。日本侵略者盤踞廬山六年多時間，給廬山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他們毀壞了名勝古蹟，搶劫寺院宮觀，拆毀房屋建築，砍伐樹木森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殺害百姓，燒燬村莊，犯下滔天罪行，為廬山千年來最大的浩動。據《廬山續志稿》載：“廬山淪陷，山上房屋被日軍全毀達２２０幢，半毀者２６０幢，廟宇損壞５２廟，森林被伐十萬餘株，損失慘重。”日軍的強盜行徑，使廬山近代化進程從此中斷。光復之後雖然有所恢復，但終究沒有走出衰落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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