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英國的第一要務是明確本國外交政策如何對國際格局施加影響，以及構建什麼樣的機制來維護英國 “新角色”的影響力。回望歷史，關乎“英國向何處去”的戰略性思考由來已久。如今，這一歷史議題重回大眾視野。
須首先釐清與歐盟的關係
1962年，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聲稱“大不列顛失去了帝國，卻未能找到新的角色。她企圖扮演一種獨特的強權角色，一種脫離歐洲且基於美英特殊關係之上的角色；一種基於英聯邦領導者之上的角色。這個聯邦沒有統治權，沒有政治共識，沒有權力，僅僅在英鎊區內享有一種脆弱而不穩定的經濟聯繫。即使是這個角色，也即將走向盡頭。”
這段言論巧妙地描述了“全球英國”政策所面臨的困境。60多年來，英國的外交主要依靠“英美特殊關係”為資本，充當“美歐橋樑”，在歐洲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現在，這一支柱瀕於崩潰。英國究竟該如何定位？
首先，英國必須明確“新角色”的權力定位，以及支持該角色所需要的機制和制度。這要求英國必須釐清與歐盟的關係，且兼顧其他國家對英國外交政策的期待。藉助歐盟集體力量，英國的多邊外交合作得以建立，政治影響力得以擴大。一旦脫歐，英國與歐盟各機構的合作規模大幅縮小，如英國被排除在歐洲理事會之外，將無法與各成員國建立歐盟框架內的直接聯繫。
但是機遇與挑戰並存。隨著歐盟更靈活的外交政策和行動安排的出現，在某些共同關切的問題上，英國的活動空間可能更大。前英國“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提議，英國與歐盟定期開展雙邊對話，是保證良好溝通的有效辦法。這要求英國不僅要增強其在布魯塞爾的存在感，還要加緊與歐盟成員國的外交聯繫。同時，白宮也需要加大智識投資，總結出更多有關歐洲內部關係的專業知識。
應斟酌政治資源和行為能力
其次，英國需向盟友們證明實現其抱負的能力。雖然，英國繼續保持著高額的對外援助基金和國防預算，還有廣泛的外交網絡和寶貴的軟實力資產，但是大量經濟分析表明，脫歐將對英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尤其將對公共財政產生連鎖反應，將進一步加劇財政支出的壓力。
隨著各部委間爭奪財政撥款的競爭日趨激烈，外交和聯邦事務可能不再被視為優先事項。因此，根據現存資源及各種暫時和靈活的政治聯盟，英國未來的外交選擇很可能是 “多極化的中堅力量”。這一定位顯然難以實現“全球英國”的抱負，有可能改變英國的戰略側重。“全球英國”政策的推行要求雄心和實力匹配，實行起來事半功倍，可見英國應當對可用的政治資源和行為能力有所斟酌。
第三，外部評價對於英國“新角色”的樹立也很重要。一些國家已經表示出擔憂，認為英國將變得更“內向”。對此，英國更需向世界舞臺展現自己“外向”的形象。例如，7月西巴爾幹峰會和北約峰會就在倫敦召開。
可借鑑法國模式參與國際事務
由於地緣因素的影響，英國的外交政策並非侷限於本島。退出歐盟所造成的動盪會損害英國幾十年來努力建成的外交網絡，從而使得其他國家將其視為一個不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對歐盟來說，則要冒著分歧共存的風險，與英國開展定期對話。英國的退出將迫使歐盟重新考慮對俄關係與歐盟防務一體化等議題。鑑於短期內歐盟與俄關係改善的希望不大，這間接性地為英俄關係改善提供了可能。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與克里姆林宮建立更密切的聯繫，英俄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則更大。
英國如要與諸國通力合作、參與國際事務，法國的作為可以借鑑。法國雄心勃勃地尋求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發揮作用，新近推出的公共外交政策超越了軍事、外交、經濟、文化援助等傳統手段，轉而尋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軍事存在，加大投資力度，密切民間交往。
同樣的道理，英國如若能繼續活躍於北約、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和聯合國，將有助於其在國際機制中保有發言權。英國也可以在全球金融服務行業、氣候組織或其他領域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
顯然，僅有承諾和展望還遠遠不夠，英國還需要展現出國家領導力並做出相應承諾。等待的時間越長，英國贏得歐盟和他國信服的困難就越大。60年前的歷史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讓我們期待新任外交大臣能給出答案。
（作者為馬特貝·文頓，喬治娜·賴特；文章由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劉琳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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