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譯林出版社推出了兩本森茉莉的書：《我的美的世界》和《甜蜜的房間》。前者是隨筆集，後者是長篇小說，均為森茉莉的代表作。尤其是後者，堪稱昭和文學史的“逸作”。
有一類作家，他（她）的生活，基本與文學史無關，或者說外在於文學史，但其作品，卻改寫了文學史。可以說，森茉莉就是這類作家。茉莉在世時，不僅與文學史關係不大，與文學本身和文壇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她的人生截然分成前後兩截，四十五歲之前，是大小姐，社交界的名媛；四十五歲之後，才開始走上寫作之路。為什麼是四十五歲呢？因為那一年，茉莉的老爹、明治時期與夏目漱石齊名的文豪森鷗外的著作權到期——版稅收入停了。而當時，森茉莉經歷了二度離異，獨居於東京世田谷區的一棟公寓裡，出於生計，一時棲身於花森安治的《生活手帖》編輯部。
就結果而言，森茉莉無疑是屬於大器晚成的作家：五十四歲時，才出版回憶鷗外的隨筆集《父親的帽子》；而《我的美的世界》和《甜蜜的房間》等主要作品的付梓，則要等到越花甲，甚至是作家逾古稀之後的事了。俗話說“有志不在年高”。其實，反過來說，蘿莉也不在幼齒。直白地說，森茉莉的蘿莉，有超越幼齒的一面，與年增無關，或者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永遠活在十三歲的深度蘿莉情結使然。
茉莉是森鷗外四十一歲時，與美貌的第二任妻子的結晶，森家的長女。作為掌上明珠，備受父親溺愛，據說十六歲之前，都是坐在父親的膝上。十七歲時，嫁給了父親屬意的法文學者山田珠樹，後隨夫赴法。途中，接到父親去世的訃報。從此，與摯愛的父親天人永隔，但也成了茉莉在創作中將父親藝術昇華的契機——《甜蜜的房間》中，那個風度翩翩、對女兒百般嬌寵、時而不無曖昧的牟禮林作的原型就是森鷗外。同樣，也沒人懷疑，小說中集絕世的美貌和天真的魔鬼性格於一體的主人公牟禮藻羅的原形就是茉莉自己。儘管茉莉對自個的美貌其實缺乏自信，但並不影響其在文學中的“昇華”。事實上，藻羅在多大程度上是蘿莉，並不存在一個物理性的標準，而是一個心理認同的問題。而這種自我認同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別的，而是鷗外眼中的茉莉像。茉莉在隨筆集《我的美的世界》中，記錄了父女情深及在父親的溫暖視線中，蘿莉是怎樣煉成的。
十六歲時，鷗外從三越百貨為女兒定製了一件華貴的大振袖和服。茉莉穿上這件和服，梳著日式髮髻，照了一張像，“照片上的我非常可愛，猶如冉·阿讓的養女珂賽特”。看過照片的人都說比茉莉本人美，可唯獨父親對“我真實的臉蛋感到自豪”，笑眯眯地說：“茉莉多像個小雛妓。”插繪老師誇茉莉的和服外套漂亮，也令父親面露慍色：“誇獎和服，卻不誇獎茉莉。”最是訣別的一幕，令人動容：
在東京站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的我（我和哥哥一起去我丈夫所在的歐洲，那次是我和父親在人世間最後的離別），在父親眼中似乎很可愛，我認為那是給父親最好的留念。父親曾是我的情人，最後一次映入父親眼簾的我並不醜，這真的讓我高興。
這種訣別的方式本身，就相當文學性，且預留了開放的切口，只等作家的加工和藝術昇華。對此，茉莉當然是責無旁貸。我覺得，即使沒有後來的物質貧困，茉莉也“遲早”（當然已經不早，但也許會更遲）會走上創作之路。其他隨筆等姑且不論，這部《甜蜜的房間》當是必選項目。因為，茉莉一生都活在某種特定情結之中，無法自拔，而這種狀況與她實際的生活境遇其實無關，只關乎想象和與生俱來的記憶。譬如，晚年獨居於下北澤的一處廉價出租公寓，茉莉卻每天泡在一間叫“邪宗門”的咖啡館裡，坐在角落裡一個靠窗的固定座位上，叫一杯日東紅茶，加糖、加奶，在那兒讀報、看書、爬格子，一泡就是一整天。事實上，《甜蜜的房間》應該也是泡出來的結果。
《甜蜜的房間》一向被看作是一部“自敘傳”，是森茉莉最重要的作品。這部小說，譯成中文雖然只有三百三十四頁，但因結構繁複，描繪細膩，密度極大，讀起來其實頗不易。我逐字逐句閱讀，前後花了兩週才讀完。說不易，並不是說小說的代入感不夠強，難以卒讀。恰恰相反，情節本身並不複雜，但細節描寫像油畫似的，素描之上，再用不同的顏料層層疊加，慢慢鋪陳，由近及遠；人物對話與心理活動交錯重疊，極富象徵意味的細節，前呼後應，相互勾連。在潮溼溽熱的房間裡，喁喁私語的背後，邪惡的能量在悄然釋放，陰謀在暗中推進，像是符咒的魔力，更像是命運的安排。而“自敘傳”云云的說法，似乎倒不必過於認真——既無需以非虛構的標準來衡量其傳記性，也不用懷疑作家作為“傳主”，在情感而不是記憶，慾望而不是抵達慾望的路徑上的真實。
作為日本現當代文學史上罕見的異色作品，《甜蜜的房間》走得相當遠，為純文學樹立了一個刺目的路標。林作和藻羅——這對相依為命的曖昧父女、迷死人不償命的“共犯”，他們是天造地設的戀人，“純潔”到根本無需亂倫，更無需為對方守節的地步。林作自我告白道：“自從藻羅出生，稍微長大了一點，我就完全被她俘虜了。我和藻羅之間建立了一種誰都想不到的關係。……然而我和藻羅的幸福，卻也是其他男人的不幸。”父女倆宛如神話中的雌雄同體或異體同心似的，一個人的慾望，也是另一個人慾望，一方慾望的達成，會使另一方感到心滿意足……所謂“非常罪”，然而卻“非常美”。按理說，日本文學中其實並不缺乏感官性的要素，但如何把傳統的“好色”（lustful），轉換為耽美派審美座標中略帶黃油味兒和頹廢調的“情色”（erotic），端賴作家的藝術創造。而茉莉十年磨一劍（確實寫了十年），憑藉一部幾乎令所有人驚豔的迷宮式感官鉅製，不但刷新了日本小說史，且相當程度上“升級”了耽美派。
應該指出的一點是，森茉莉並不是耽美派的創立者，茉莉出道太晚，又是“女流作家”，幾乎與文壇無關。耽美派又稱耽美主義、新浪漫主義，是二十世紀初，作為對自然主義的反動而興起的文學運動。耽美派主張生活藝術化和藝術至上，注重官能享樂；明言人生是短暫的，“人生的態度就是嚐盡世上的一切花朵”，“要盡情享受大千世界的快樂，而藝術就是尋求這種快樂的天地”。廣義地說，從茉莉的父親森鷗外、上田敏、北原白秋，到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甚至包括三島由紀夫，其實都被看成是耽美派作家。但森茉莉的橫空出世，實際上為耽美派建構了一種新的維度，使耽美變得更洋範兒、更感官——東洋蘿莉，迷倒一大片。
森茉莉大器晚成，但從不掩飾其藝術上的野心。這方面，三島由紀夫多有理解，且心有慼慼。三島雖然從年齡上比茉莉小一代，但畢竟出道早，儼然是文壇前輩。《甜蜜的房間》由三部構成，三島自殺前曾看過第二部的手稿。僅憑中間這一部，三島便斷定是一部傑作。他在致茉莉的信中，如此盛讚道：
在你的文學世界裡，詞彙被如此精挑細撿，高冷地排列。每翻開一頁，會漾起馥郁的香氣，人會跟著掉進壺裡。然後，被蜜，哦不，哪裡是蜜，是被硫酸給溶解掉。而那都是因為——那蜜，那硫酸，那些語彙，完全是無垢的。
儘管小說正式付梓，是在三島“自決”之後，但茉莉終生感激三島的知遇之恩，並以這位鬼才作家的惺惺相惜者自況。因為年長三島二十二歲，茉莉以為自己會死在三島的前面，她曾在三島由紀夫論（《我的美的世界》，167-168頁）中寫道：
我在心裡默唸：我的三島由紀夫是純真的。他的純真與可怕與“魔鬼”相通。至於他老後會不會像薩德侯爵一樣昇華到聖潔的境界，我因為會死在他前面而看不到那一天，所以不能確定。不過也許他會的。
同為耽美派小說家，茉莉敏銳地意識到三島身上有種“魔性”：
我明白了三島由紀夫其實和薩德侯爵一樣，是個兼具純真性和惡魔性的人。如果把純真（innocent）解釋為“純潔”，說三島由紀夫和“小鴿子”（即處女）瑪甘淚一樣純潔似乎有點彆扭。但如果可以說薩德侯爵純潔，那麼三島由紀夫就算得上纖塵不染了吧。
茉莉作家念茲在茲的，恰恰是這種“兼具純真性和惡魔性的人”。在她眼中，不僅三島如此，自己筆下迷人的蘿莉——牟禮藻羅亦如此。你看她有多愛三島，便知道她有多麼迷戀藻羅。
但其實，作家對藻羅的迷戀，相當程度上，源自一種深刻的自戀。這種自戀的成因，有作家幼少期的家庭環境，父親的溺愛及海外生活經歷等種種，但就結果而言，是藻羅與茉莉——這一對“蘿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實與虛擬現實相互重疊，難分彼此。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甜蜜的房間》成了茉莉如假包換的“自敘傳”。
不僅如此，這部小說還具有超乎文學史意義之上的文化的意義，確切地說，是後現代文化上的意義——正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所代表的後現代文化意義一樣，甚至更大。因為，如果說納博科夫對洛麗塔，某種意義上，還算是一種男性作家發自心底的“梨花壓海棠”式的本體衝動的話，森茉莉的“房間”則透出一種濃烈的腐女氣味。前者更接近自然屬性，後者則有文化形塑的成分。否則，便難以解釋作家何以會對現實社會完全背過臉去，決絕而徹底地擲身於那個如此頹廢，卻又是如此致幻的異色世界中，樂不思返。除了作家的身世等因素外，恐怕還要到戰後日本社會文化的譜系中去尋找答案。
最能說明森茉莉的腐女氣質的一個例證是，在她積年長泡的那間咖啡館“邪宗門”，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茉莉愛上了一位中年男，也是那家店的熟客——劇作家真弓典正，她常從自己靠窗的固定座位上偷窺坐在斜對角的真弓。她日日來店，連會客都在“邪宗門”，但卻每天都會從街上的郵筒中給咖啡店主作道明寄信，信中詳細記錄自己的近況和思考——她是想讓老闆轉達給真弓作家。作道老闆答應茉莉的所有要求，一直為她保留臨窗一角的座位、固定的飲品菜單和作家瀏覽的幾種報紙。
茉莉泡“邪宗門”是從1967年至1983年，剛好是作家從六十四歲到八十歲的十六年。十六年來，茉莉作家日復一日地泡在“邪宗門”，在那兒讀書、寫作、會客、發呆，但其實還有一樁隱蔽的事：戀愛——正確地說，是單戀。十六載寒暑，她寫了無數封信給作道老闆，卻從未對真弓作家說過一句話。可這樁“姐弟戀”確實是作家晚年頂重要的大事。
1983年，她居住的木結構出租公寓被拆，茉莉離開下北澤，搬到了世田谷區的經堂，從此告別了“邪宗門”，再未來過。彼時，作家已年屆耄耋，到經堂後不久就去世了。應該說，茉莉的腐女生涯是在下北澤畫上的休止符。至今，到了下北澤代田一丁目，“邪宗門”猶在，店裡仍保留著森茉莉的專用座位，牆上掛著她的照片，玻璃櫥窗裡擺放著作家的手稿，在店中畫的速寫和致作道明的“速達郵便”專用信封。
本文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77期，201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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