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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說：“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遵義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分工為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會後不久，選舉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可是，張聞天為什麼如此評價遵義會議呢？這到底又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和真相呢？
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入瑞金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組成，博古負總責。就在中央機關在上海棲棲遑遑，東躲西藏的時候，全國已形成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瓊崖、贛東北、湘鄂贛、湘贛、右江等革命根據地。無情的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才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不二法門。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率領部隊在羅霄山脈中段開展游擊戰爭，建立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紅軍連續粉碎國民黨軍的三次軍事“圍剿”，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至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由於毛澤東的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與蘇俄城市中心的主張相悖異，因此，他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了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新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周恩來取代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毛澤東被派往後方，擔任蘇維埃政府負責人。
張聞天
博古來到蘇區後不久，就為難起毛澤東。當時，在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的鬥爭，被提上了頭等重要的大事。張聞天在《鬥爭》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指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巖，而且在江西”要求“把這一反對純防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深入到群眾中去”。其實，反“羅明路線”實際目的是打擊支持毛澤東的幹部，消除他的政治影響。
1933年9月，一個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來到瑞金。在黨的會議上，博古正式介紹他的身份是共產國際軍事代表，中國名字叫李德。這個人到瑞金不久，就對毛澤東印象不佳，認為毛澤東只知道“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他進中央蘇區時，恰逢蔣介石調集重兵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博古不懂軍事，李德也就輕鬆順利地取得了軍事指揮權。他完全不從根據地和紅軍的實際出發，摒棄長期以來紅軍戰則必勝的游擊戰爭的戰術，盲目地以硬碰硬，短促出擊，推行單純的軍事防禦路線，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岌岌可危。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王明、張國燾、項英。毛澤東被排斥在中央領導核心之外。也就是在六屆五中全會後，張聞天與博古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在此之前，他們就“共同抗日三條件”以及福建事變等，存在著意見分歧，但是，矛盾並未公開。真正的公開衝突是廣昌戰役的發生。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3月以來，敵人重兵緩緩向廣昌作堡壘式推進。李德全憑蘇俄學來的一套，主張硬碰硬地與敵“決戰”。張聞天雖然不懂軍事，可他尊重活生生的事實。眼看紅軍節節敗退，他堅決反對這種拼消耗的“決戰”。
事情的發展果不其然，敵人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在炮火的掩護下，以強銳的攻勢，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敵強我弱，紅軍以簡陋的武器，怎能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禦敵於國門之外”。4月28日，不僅沒將敵人抵禦於“國門之外”，反而不得不撤離廣昌，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洞開，中央蘇區已危如累卵。在5月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對博古提出批評，指出他們一味地打消耗戰，使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
博古非但不虛心接受批評，反而說張聞天和1905年反對俄國工人暴動的普列漢諾夫一樣，是右傾機會主義。張聞天據理力爭，論述普列漢諾夫和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他說，普列漢諾夫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今天批評你們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怎麼我就成了普列漢諾夫了呢？張聞天越說越激動：我堅持，廣昌戰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他還批評博古太依賴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
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不僅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類似國家主席），還是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類似總理）。這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改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無具體事可做，幾乎被閒置起來。
張聞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計。他說，這是一種巧妙的“排擠”，“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從莫斯科回國，張聞天懷揣的是莫斯科的經，自然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蘇區後，他對毛澤東的重新認識，則是來自於共同工作中的真實體會。他分管政府工作時，對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的經驗十分欣賞，並有意推廣這些經驗。當時，張聞天主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毛澤東的兩篇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首先在《鬥爭》分六期連載。他效法毛澤東召集區負責人開調查會，共同商討基層蘇維埃工作。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農村調查的基礎上，完成了《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張聞天也在區蘇維埃工作調查會的基礎上，完成《區蘇維埃怎樣工作》。1934年4月，兩本小冊子合編成《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署名毛澤東、張聞天合著。書出版後，吳亮平對張聞天說，這本書很有用。張聞天笑著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啊！”
張聞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都要讓毛澤東參加與指導。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分別遷至雲石山和梅坑。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住處也搬到雲石山古寺，他們同居一間堂屋內，自然又多了接觸交流的機會，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1943年，他在整風筆記中無保留地坦陳了自己的心跡，他說：“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而由他們把持一切（後因毛澤東同志提議，未分散。）”“記得出發前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閒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
他們三人編在中央縱隊隨軍行動，三人中，只有張聞天算是健康的，可以騎馬行軍。毛澤東和王稼祥，一病一傷。他們三人一路行軍，一路討論。毛澤東不斷地向他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他們很快取得共識，張、王欣然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湘江之戰的慘敗使廣大指戰員懷念井岡山歲月，追問五次反“圍剿”以來接連失敗的原因。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1990年8月，在紀念張聞天誕辰九十週年座談會上，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已是八十一歲高齡的耿飈回憶，在強渡烏江前，一軍團參謀長左權曾告訴他，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和張聞天已在醞釀改變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他說：“那時正是南方橘子收穫季節，在一個橘子園裡，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時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後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張聞天同志這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後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談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也與王稼祥、張聞天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就應了李德所說，毛澤東在紅軍中“由於多年共同戰鬥，有許多追隨者”。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在延安的合影
毫無疑問，朱德影響了參加遵義會議的其他紅軍指揮員，在會上朱德一改平常寬厚慈祥的面目，以極為嚴肅的態度批評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作戰方式，說道：“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他還嚴厲地說：“如果不改變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周恩來認同朱德等軍隊領導人的意見，提議毛澤東“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有許多同志還要求毛澤東代替博古。只是毛澤東不願意，理由是身體不好，有病，難以勝任。
紅軍離開遵義向川黔邊行進，來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1935年2月5日，張聞天找毛澤東商議，談到遵義會議後，博古受到批評，恐怕很難再擔任負總責的工作。毛澤東把張聞天的意見告訴了周恩來。毛澤東考慮到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又是鍍了金的莫斯科留學生。同時，共產國際對他熟悉和信任。所以，政治局選舉張聞天擔任總書記。
1997年，時任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在同張聞天夫人劉英談話時說：“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
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
1935年3月4日，毛澤東隨軍委縱隊來到遵義城的第四天，中革軍委發佈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距遵義會議不到二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由周恩來的“幫助者”終有了名正言順的職務。3月10日1時，林彪、聶榮臻給軍委發來電報，建議攻打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而當時毛澤東正部署攻打中央軍周渾元部的戰鬥。遵義會議後，張聞天吸取李德、博古獨斷專行的教訓，凡事都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會上，通過舉手表決同意林、聶的建議，惟有毛澤東一人反對。他認為紅軍遠離打鼓新場，滇軍黔軍會合方便，而川軍還可側擊紅軍，主張放棄攻打打鼓新場。
散會後，毛澤東左思右想，仍然覺得打鼓新場一仗於我軍極為不利。當晚，他又提著馬燈來找周恩來，要他再認真地想一想，可否晚些時候發佈命令。周恩來當即召開負責人會議，再次研究作戰計劃，說服了與會者。二十一時，軍委發佈命令，不攻打打鼓新場，而向平安寨、楓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尋求新的機動。由於採用了毛澤東的建議，紅軍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損失。
通過這件事，張聞天感覺到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不能以開會投票表決的方式來決策，那樣會貽誤軍機。次日，在苟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即“三人軍事小組”）。毛澤東晚年在談及此事時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
周恩來雖是“三人團”的頭，但對毛澤東仍是一如既往的尊重，尤其是在“應付緊急軍事行動”時，大多以毛澤東的判斷作為戰略行動的依據。到了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漸漸地實行了角色的轉換，成為毛澤東的輔助者。“三人團”中的王稼祥帶傷行軍，不大參與軍事決策，況且，王稼祥也信服毛澤東，這樣，毛澤東就成為事實上的黨的最高軍事指揮者。
毛澤東是中共建黨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內歷史之長，軍事基礎之深厚，對中國國情之諳熟，都是其他領導人不具備或少具備的政治資源。還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領導層中，他是最為年長者，比張聞天長七歲，比周恩來長五歲，比王稼祥長十三歲，比博古長十四歲，他們像尊重兄長那樣的尊敬毛澤東，親切地稱之為“老毛”。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些條件，毛澤東才能對全局性工作，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並施加自己的影響，而不用擔心領導層中有人批評他越權。鄧小平是這樣回憶長征中的高層決策：“每天住下來，要等每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大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他名義上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
這就是張聞天所說遵義會議變換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道理之所在。長征中的中共中央不像和平時期，黨務就是軍務，軍事的勝利，軍隊的存亡，都那麼緊密地與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由於毛澤東進入最高軍事領導核心，他的正確的主張、決策，得以在全黨、全軍貫徹執行，中國革命才不致於在驚濤駭浪中迷失方向。
張聞天在與毛澤東共事時，一直以謙遜的態度，凡事都與毛澤東商量，從不以自己是黨內一把手，而頤指氣使，反而以“配角”自居。
有人說張聞天怎麼老是跟著毛澤東跑，他聽後一笑置之，“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1938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話：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根據這一講話精神，他主動提出由毛澤東來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通盤考慮後，認為現在時機還不成熟，仍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
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張聞天仍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會議，但會後，他主動地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了毛澤東，雖然仍掛總書記的頭銜，但他的工作範圍已經轉移。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我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正式離開了書記處，這樣，黨的領袖也正式實行由名義到實際的過渡。張聞天對這一切安之若素，他說：“人患無‘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會把自己放在一個適當的地位，盡他的力量，來好好的工作下去吧。”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幾十年一貫制地這麼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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