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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可以说是家庭亲子关系最为微妙的一组。而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却经常呈现为一种“三角关系”。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由于其中存在性别的异同，母子间的关系往往优于母女间的关系，父女间的关系优于父子间的关系。在精神分析的话语里，与所谓“恋母情结”、“恋父情结”有关。《角色》就整个叙事层面上而言，完全可将其看作精神分析领域中一个关于男性成长的文本。
在弗洛伊德所建构的关于男性成长的主要论述中，借助了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故事阐释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俄狄浦斯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的潜意识中有着杀父娶母的愿望。如果他不能最终战胜这种愿望，其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便遭到某种阻断，形成某种心理“固置”，某种病态，乃至心理疾患/精神病症。
但大部分的孩子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权威和威胁；用精神分析的表述，便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他们将迫于这种威胁，把对母亲的认同转化为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真正的男人。
首先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上来把握这部影片。无论东西方，传统上的父子关系都是带有明确的阶级性的，欧洲甚至将父亲视为神灵的现世化身，在中国“三纲五常”中“父为子纲”也赫然在列。父亲形象的强大与权威使得作为儿子天生便应该遵从父意。
偏巧，影片主人公的生身父母其本身就带有悬殊的阶级意味——作为国家秩序维护者、徽章持有人的法官与他的女仆。而其私生子身份更是为当时社会所难容。作为几乎命定的要走上左派道路的安排，主人公潜意识里的寻父情结以及本能里对父权的政府的欲望，却使他一步步地向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所靠近，并不惜牺牲曾给予他温情然而并不牢固的友情与爱情。
至于他的阶级对立的父母，对彼此爱的表达却是在冷漠与拒绝的角力中进行。当把社会意识形态带入家庭生活中，他们便根本不会意识到向儿子传递亲情的重要性，失去了其所应有的人性化性格。其间，母亲反复对儿子强调“我们不需要他”，意图将父亲的形象从儿子的脑海中抽离，达到其霸占儿子的目的。
即使由于母亲的拒绝，父亲的形象被迫从家庭中消失，但依然可以想见，即便是三人共处一室，冷漠而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父亲也是不符合儿子的心理期盼的。相反，坚强到无情的母亲却一直扮演着父母的双重角色，然而却都是不完整的。因此，主角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雄性刺激无法得到满足，直接导致了父子之间的鸿沟以及母子之间的隔阂。而父权的实施更是以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不近人情的破坏性方式来完成了父爱的课程，逼迫儿子来向自己挑战。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主角其实无路可选。
这种“阉割”威胁伴随了主人公整个的成长过程。甚至可以将父亲对儿子身份的否认也看作一次强大的父权宣誓。而主人公对于父亲原先的臆想受挫时，自然而然的萌生了强烈的回归母体的欲念，并对母亲说出“我们不需要他”。然而此时的母亲形象并非其所渴望的温柔，缺少了精神分析层面的“母亲”使得主人公将对母亲温暖怀抱的渴望投射在办公室女伴身上——她乍出场时，身上便镀了一层母性的柔光。但主人公始终是在被来自于父亲的威胁所驱驰，并因此放弃了温情。
至此，影片主人公所呈现的成长，显现为处于父权的阴影以及母亲的缺失。在这种畸形的近乎变态的压制下，主人公始终没有停止对于“阉割”命运的抗争，而不同于现今的很多未经反抗就已被驯服的男性。从这一点看，又令人不由得喟叹其父的良苦用心。尽管几乎每一次的较量结局都是归于失败，但他的生命却始终被这股强大的动力所支撑。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此：他的学业以及事业优秀的一塌糊涂，尽管这些不过是他向父亲复仇的阶梯。
但是，主人公“反阉割”最猛烈的抗争，即最后一场在阁楼上的那场争斗——中国观众看来匪夷所思，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并不存在父亲手中的那把板斧——虽然在体力他已经明显战胜了父亲，然而不可抗的命运亦已降临——同父亲一样，他是因为对挚爱的柔情无从表达而变得冷酷无情——他扔下了可以将父亲置于死地的凶器，放弃了其半生执着的目标。从另一层面上说，他以失败的方式进行了最后一次无力的反抗，从而最终都没有逃脱“阉割”的命运。
这种由命运的不可逃脱所带来的挫败感将终生隐居在男性体内，并借由其最终成为父亲而得到释放。在男人的世界中最终只有男人，而如同那在结尾重遇的女人，已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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